11月9日，终于传来了萨菲和梅赫迪亚的好消息。这两支部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巴顿在费达拉却无计可施。10日下午，巴顿收到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亲爱的乔治，阿尔及尔已在我们手里两天了，奥兰海岸炮兵纷纷投降，防线正迅速崩溃。惟一尚待解决的难题在你手里。迅速解决它，艾克。”重压之下，巴顿经过仔细思考之后毅然决定，利用空中轰炸和海上炮击，迫使卡萨布兰卡投降。但艾森豪威尔在制定“火炬”计划时要求采取行动前，巴顿要征得他的同意。但巴顿认为，艾克同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巴顿生机勃勃、大胆细心的作用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他决定不向艾森豪威尔请示，以自己的积极主动和正确的判断来左右战斗和自己的命运。他相信，胜利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一切。如果失败的话就归咎于那倒霉的通讯故障吧。
在与海军协调之后，巴顿把进攻时间定在了11日上午7点半。他坚定地说：“我要避免拂晓前发生任何差错。”
11月11日凌晨3时半，两名法国军官带来了法军投降的消息和谈判投降条件。巴顿的副指挥官凯斯将军和盖伊上校听到消息之后建议立即停火。巴顿却不同意。他的思绪飘忽，飞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法国。他心中明白，过早地停火会给己方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法军谈判代表：“告诉你们的米什利埃将军，如果他不愿意彻底毁灭的话，他最好马上停下来，因为，我将发起进攻。”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法军那边毫无消息。
早晨6点25分，诺斯塔德上校的P－40飞机飞向卡萨布兰卡，寻找自己的轰炸目标。在防波堤外，休伊特的海军舰队也已抬起炮口，待命发射。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已飞临城市上空，进行着单调而令人不安的盘旋。
6点48分，在米拉码饭店等候命令的哈蒙德上校听到收话机里传来巴顿的声音：“可以停止了。法国海军已经投降了。感谢上帝。”
法国军队在美军强大的攻击之下投降了。紧张的74个小时，现在结束了，每个人心中都是一阵轻松。巴顿与艾森豪威尔的联系也畅通了。
巴顿在写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那令人窒息的时刻的感受：
“这真是千钧一发，因为轰炸机已经飞到目标的上空，战舰已待命开炮。我已命令安德森的部队开进城去，如果有人抵抗，就打。结果无人阻挡他们，但是（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
其实，卡萨布兰卡之役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美军参战人数仅有3万人。战前情报不确，情况变化不明，通讯设备失灵以及实战经验缺乏，整个部队都远远没有发挥出正常的水平。
胜利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安德森将军、哈蒙将军和特拉斯科特将军的勇猛顽强、主动积极的精神，他们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之下依靠个人力量，相机处理意料不到的情况，最终赢得了胜利。巴顿也是如此。
对法国军队的斗争，使初出茅庐的美国士兵经历了战争流血的洗礼，指挥者也因此而获得了战斗的宝贵经验。巴顿从更深的层次上了解了战争，它不仅要求强大的兵力和猛打猛冲，还要求周密的计划和密切的协同。在这场战斗中，巴顿获得了许多在战术上和长远意义上的经验教训。它为巴顿以后进行规模更大、更加艰巨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最难熬的时间”终于过去了。
24年前，33岁的巴顿在停战之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今天，巴顿又一次经历了那停战的时刻，但两次的心情迥然不同，一次是不尽的遗憾，一次是无限的喜悦。
2 总督岁月
通过这场并非完全由自身力量而赢得的胜利，巴顿成了摩洛哥的主宰。
11月11日上午10点，美法两国指挥官在费达拉召开“和平会议”。由于诺盖的缺席，会议未能按时召开。人们去“奥古斯塔”号上共进午餐。席间，早晨还怒目而视的美法两国军事人员，握手言欢。巴顿对自己这种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态度十分得意。他还派了一支仪仗队在费达拉的米拉玛饭店的大门口迎接将要到来的诺盖。
巴顿那钢铁一般坚强的心最经不起的就是弱者的哀求和眼泪。只要他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不管你以前是否有过，他总会同情你，原谅你。最坚强的心也常常是最善良的心。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已经落水的，不必再打他。”
下午3时，诺盖准时到会。巴顿示意担任翻译的威尔伯上校宣读美方拟定的停火条约草案。
随着威尔伯上校抑扬顿挫的朗读，法国人的脸色明显地阴沉起来，条件苛刻得不能接受。米什利埃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意见：不同意。
诺盖看了一眼字条，站起身来，用极有礼貌但冷冰冰的语气讲：“请允许我指出，如果这些条件付诸实施，那么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力就荡然无存了。”
诺盖用他手中的这张王牌击中了巴顿那根软弱无力的政治神经。
“我们法国人也许不能再同美国的实力较量了，但这只不过是你们麻烦的开始。如果你们把这个苛刻的条件强加于我们，你们就得承担一切责任，这不仅包括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当中维护秩序，而且要从这里确保西班牙属摩洛哥保护地，还要维持通往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易遭破坏的长途交通线。”诺盖那种平和冷静而又似乎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巴顿暗暗赞同。他也害怕在打败法国人之后由于自己管理不善而导致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巴顿决心同法国人合作，维持现状。
于是，巴顿演了一出绝妙的戏。
他笔直地站着，保持着自己一贯良好的军人姿态。他把条约草案从威尔伯上校手中要回来，蓝眼睛威严地在每个人身上掠过去，然后，在一群目瞪口呆的人的凝望中将条约草案撕成碎片。
巴顿终于开始讲话，声如洪钟：“我建议，在上级机关确定最后条件之前，你们部队带着武器装备全部返回自己的驻地，你们把伤病员和阵亡人员尸体带走。我建议，我们把你们的战俘移交给你们，你们也要向我保证，你们不使用武力去对待我们的部队，同时迅速把你们手中的我方战俘归还我们，把你们战区内我军尸体交给我方，你们要尽力维护好摩洛哥的治安和秩序，包括守卫通过塔扎峡谷的铁路桥和铁路。”
气氛缓和了下来，法国人的脸色随着每一句话而逐渐温和起来，最后连诺盖脸上都出现了一丝笑容。
真是一次奇特的谈判！胜利者竟完全向失败者妥协了。诺盖利用了巴顿简单的政治头脑，把他在战争中失去的东西从谈判桌上又重新夺了回来。他不仅使自己如愿以偿，而且使美国方面也觉得满意。
要同这伙被自己同胞称为卖国贼的这帮人进行合作，巴顿一时还有些难以接受。但几天之后，巴顿在11月19日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中说：“反对诺盖的集团既没有足够的人员，也没能力控制摩洛哥，即使把任务交给他们也是枉然。”因此，巴顿决定让诺盖一伙继续掌权。
余下的日子就是铺张奢华，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了。
巴顿是从1942年11月16日开始隆重履行他的职责的。巴顿在拉巴特拜访了诺盖将军，并正式拜谒了国王。诺盖以东方特色的豪华气派迎接了这位美国统治者的到来。
11月22日，巴顿以盛大的阅兵庆祝国王登基15周年纪念日，他与摩洛哥上层贵族亲切交谈，并以坚定而确实的口吻使他们放了心。
12月19日，他在拉巴特参加盛大的羊节，并且在王宫受到国王超乎寻常的礼遇。
巴顿自己从米拉码饭店搬到一所优雅的私人别墅，他的办公室安在卡萨布兰卡闹市区超现代化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里。他乘一辆大型帕卡德轿车，上面清楚地表明他的军衔和地位。他车上的低音喇叭一响，使几英里以外都知道他就在附近。
安逸的生活使巴顿似乎忘掉了身边还有战火在熊熊燃烧。他整天出没于豪华场所，与达官贵人觥筹交错，举杯畅饮。就是在国内的富人们，也不如巴顿过得舒适惬意。更不用说在战场上疲于奔命的盟军官兵了。
是什么原因使酷爱战争的巴顿失去了勇猛的斗志呢？是他的虚荣心吗？巴顿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理由。
作为一个离开本土4000英里的统治者，他的依托是很脆弱的。在摩洛哥这样一个被法、西两国共管的地方，如果一味压制法军力量，亲德的西班牙军队一旦出击，美军的状况就会非常糟糕。从他那个简单的政治头脑中推出的逻辑就是：用这种生活方式安慰法国人的心，并且争取法国方面的最大限度的合作。
由于巴顿没有原则的让步，使诺盖——亲纳粹的驻节长官得以继续掌权，气焰十分嚣张。他用典型无赖政客的两面派手法，对巴顿阳奉阴违。他表面上对巴顿百依百顺，处处为盟军利益着想，但暗地里却培植自己的势力，疯狂迫害进步分子和亲盟军的反纳粹分子。就连发动政变迎接美军的贝阿图尔将军也差点被处死。
但诺盖的险恶用心并没有被巴顿所识破，他还继续重用诺盖。
摩洛哥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盟军国内。各方人士的谴责均把矛头指向了驻摩洛哥总督——巴顿将军。
此时，罗斯福总统引用了一句东正教格言，从而打消了各方人士心中的疑虑：“我的孩子，在最危险的时刻，你可以和魔鬼同行，直至你走过桥去。”
巴顿就是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但他这种与魔鬼打得火热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很久。艾森豪威尔的一封急电将巴顿召到身边，他的这份令人羡慕的美差也随之到了尽头。
3 临危受命
就在巴顿担任摩洛哥总督的1943年1月，盟国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罗斯福与丘吉尔在会上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在突尼斯战役之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个被丘吉尔称为“柔软的下腹部”的地方实行突破，并取代号为“赫斯基”战役。
它这个计划是，由正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同隆美尔周旋的美国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腾出手来，组成一个由亚历山大指挥的集团军群，其中包括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和第一支美国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而参加欧洲战争。这支美国军队将被称为第7集团军，由巴顿将军担任指挥官。
1943年，艾森豪威尔一纸电文使巴顿闲散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自从知道自己即将参加“赫斯基”计划，巴顿在拉巴特连夜改编西线特遣部队，并动员参谋人员开始为“赫斯基”战役拟定计划。但这些都是初期工作，真正大规模的举动还在后头。
然而，情况发生了突变，隆美尔来到了突尼斯。他的到来，使盟军遭受了重大打击。隆美尔认为加夫萨的美国守军防守薄弱，他可以从法伊德山口进行迂回，从而彻底摧毁盟军在突尼斯的防线。
由于盟军情报机关的失误，盟军把兵力重点部署在皮雄，而对加夫萨疏于防范。德军向加夫萨进攻并直指卡塞林山口，盟军在此打了一次损失惨重的败仗，突尼斯防线濒于崩溃。它使盟军在突尼斯获胜的可能性几乎转化为零。
在法伊德山口与德军奋勇战斗的是弗雷登多尔的第2集团军。这支军队由于错误的情报分析而严重分散了兵力，从而导致了这次惨败。盟军方面并没有责怪这位失利的将军，只是决定把他撤换。
艾森豪威尔决定让巴顿去突尼斯，以挽救可能在再次攻击之下而瓦解的第2集团军。
3月5日下午，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会面之后，领受了自己的任务：接管第2集团军，整顿它的士气，接受英国亚历山大将军的直接指挥。
当天下午，巴顿飞往君士坦丁堡到亚历山大将军的18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到。亚历山大将军对巴顿充满了好感：
“他是一个活泼的汉子，两边胯下都佩有一把柄上镶有珍珠的手枪。他不像许多美国人那样显得友好和温和，他显得咄咄逼人，一提到‘德国鬼子’，他就显得那样激动和感情冲动，有时怒不可遏，有时声泪俱下。”
巴顿对他的新上司也很满意，他对亚历山大将军十分尊重。
巴顿在君士坦丁堡领受了两周后支援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进攻马雷斯防线的任务。巴顿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吸引和牵制德军兵力，并夺取加夫萨，为蒙哥马利提供前方补给基地。
虽然怀有对充当英军小伙计角色的不满之情，巴顿还是服从命令，于3月6日带着他的参谋长加菲将军、情报处长奥斯卡·科克上校、作战处长肯特·米克斯到库伊夫山的第2集团军司令部报到了。
情况相当糟糕。由于重创的阴影还在心头索绕，第2集团军的官兵精神涣散。虽然困难较大，巴顿仍一如既往，充满自信。他认为“一位军队指挥员应该去做完成任务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他应以80%的精力激发其部属的士气”。巴顿决心把第2集团军带入“战斗竞技状态”。
他首先从整顿军纪入手。他用规定早饭要在7点30分完毕的办法，迅速解决了参谋人员上班迟到的现象。然后，他又规定了严格的军容风纪条令，规定每个军人必须戴钢盔，连护士和上厕所的士兵也不例外。
当一些官兵还把巴顿的命令当成儿戏的时候，他已经坐着吉普车在驻地内四下搜寻那些不戴钢盔的官兵，叫他们排好队，对他们训话：
“我对任何一个不立刻好好执行我命令的兔崽子都不会容忍的。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选择机会——要么罚款25美元，要么送军事法庭。我可告诉你们，送军事法庭可是要记入档案的。”
伴随着恶毒的咒骂，这些人被迫一一如数拿出钱来。现在第2集团军的战士再也不会忘记他们的统帅是何许人了。他们知道，卡塞林以前的日子结束了，一个艰苦的新时代开始了。
巴顿也知道仅靠外观的改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他认为，还应该向士兵灌输对德国鬼子的仇恨和对美国尊严的崇拜，他用自己那富有特色的演讲，到处鼓动人心。他的话中夹杂的不三不四的用语，在士兵听来是那么亲切可信，又是那么响亮动听。
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巴顿认为自己小有成绩，这个军己“部分地恢复了纪律”，可以进行新的战斗了。
本来进攻日期是3月15日，但亚历山大为使它更接近第8集团军预定攻击时间，便推迟到17日。巴顿对英军的保护主义和惟我独尊十分反感，但想到艾森豪威尔的嘱托就忍了下来，他准备通过侧翼的佯攻来帮助蒙哥马利突破马雷斯防线。
此时，巴顿有了一位好助手——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他是艾森豪威尔暂派到第2集团军的高级联络官。巴顿虽很佩服和欣赏布莱德雷，但他“不能让任何他妈的间谍在我的司令部周围转来转去”。于是布莱德雷担任了巴顿的副手。从此，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人掌军的佳话：艾森豪威尔组织协调，布莱德雷是思想机器，巴顿是执行者，是斗士。这三位将军的名字与盟军胜利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