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样一个黑暗时刻，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在昏沉沉的中华大地上投下了一丝文明的光亮。
陈独秀的初步觉醒起于1904年在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他提出了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卫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这些进步的观点，是和日后中华民国成立时的共和精神相一致的。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主权沦丧，民权不张。
1915年，陈独秀到上海创办《新青年》，创刊号的开篇之作就是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第一次对腐朽的专制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清算。在论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一标准时，他直呼“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并对“解放”的概念进行了振聋发聩的阐发：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日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日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彻底扬弃根深蒂固的奴隶思想，塑造“自主自由之人格”，这不仅是新青年的首要标准，也是新国民的标准。国民只有“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国。
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留美学生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新文学“八事”，明确提倡“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今天看来这些观点都很平常，是自然而然的丫，可在当年却属于惊世骇俗之论，石破天惊，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的那篇文章，原是给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胡适，又一位启蒙运动的先驱就这样出现了。
另一位推动这场启蒙运动的巨擘是蔡元培先生。他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点翰林，他在青年时代就达到中国科举的顶峰，完全可以高居庙堂，做他的达官显贵。可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洞察了满清王朝没有变革的诚意，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便毅然南下，告别朝廷，走上了民间办学的道路，先是到他的故乡绍兴，后是到上海。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正是在他手里，中国新的教育体制逐渐形成。蔡先生后来留学法国、德国，以他旧学的根基再到西方去寻求新的资源，研究西方文化，学习哲学、伦理学、美学。欧洲文明的滋养使他成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他非常推崇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洪堡在欧洲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础，最早提出大学要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思想自由。1916年北洋政府邀请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他正是以这“三自由”为精神依归，实现了京师大学堂向北京大学的现代转型。
陈独秀呼唤新青年，胡适提倡新文学，蔡元培开创新教育，一场破旧立新、南北相应、内外并举的启蒙运动就此拉开了大幕。
1917年，陈独秀、胡适、蔡元培这三位启蒙运动领袖终于聚到了一起。这年3月，陈独秀受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出版；9月，胡适回国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思想阵地，吸引了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大批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贫瘠的思想土壤上播下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一场势不可挡、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荡然而起。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文化的、思想的，它不可避免地对社会风俗、政治走向产生了强烈冲击。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被公开而广泛地讨论，各种不同的思潮、主义、主张、理想，都获得了空前平等的表达机会，无论是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新主张、新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更主要的不是反传统，而是引入新的思潮、新的思想资源，使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了年轻的活力。
这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虽然没有像西方的启蒙运动那样改变世界的文明格局，却在以后的每一位中国人身上都留下了它的烙印。而且，它很快就催生了一代新的思想者、革命者。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年轻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从这场运动中获得了投身革命事业的精神动力。许多年后，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还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9年5月1日，北京各报纷纷报道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的消息。4日，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聚集到天安门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从此席卷全国，这就是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五四运动”。
意在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与民族主义结合，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一场没有彻底完成的全民启蒙，在日本侵略者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中被迫中断了；对民主与科学的崇高追求，被“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怒吼淹没了。民族主义，继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仍然是占据思想界主流的第一主义。余英时先生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事实上已为未来的北伐——规定了具体的目标。”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有人说它来源于孙中山。他在南方，把深思远虑的眼光投射到北京，看到了这个民族因思想觉醒而散发出的光和热。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带来的这个变化。
这场未能彻底完成的新文化运动出入意外地成了一个历史的衔接点，将民主主义革命与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连接到了一起。一批政治领袖借助这场运动，将中国的历史导入了另一个方向。
1914年，孙中山在拟定中华革命党的党章时，提出了“本党帙序分作三时期”
一、军政时期：
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
二、训政时期：
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立地方自治。
三、宪政时期：
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
这是孙中山革命和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只是在当时它主要局限于为数不多的中华革命党人之间内部流传，未被社会广泛认知，没能引起人们注意而已。事实上，这种高高在上“督率国民”实施“训政”，然后再赐予民主的想法，已经与民主精神，与陈独秀所提倡的新青年标准，与人民利用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求解放、争自由的先进思想背道而驰了。况且，他还轻率地将“宪法”这个实施民主共和的根本保证，无限期地推向了遥远的将来。多年之后，当孙中山将这三个分期思想以《建国大纲》的形式公诸于世的时候，立即遭到了胡适的强烈批评：“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经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法的政府才配训政”。
从组织秘密会党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到提出抛弃宪法的“军政”、“训政”，如此种种，都证明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已经渐渐落后于时代了。他只能等待即将出现的共产党人的帮助，才会获得新的力量。
1915年，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办理离婚手续之后，与宋庆龄女士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使这位长年奔波于革命旅途上的漂泊者，有了一个情感归宿，也使他在持续的喧嚣与躁动的世界里找到了那种只有娴雅女性才能带来的宁静。或许，这正是他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能够从“孑然无助”，一筹莫展，意志消沉的绝望中迅速振作起来，潜心对自己的革命思想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并撰写出理论著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1917年7月，段祺瑞结束了张勋的复辟闹剧，以“再造共和”的元勋自居。黎元洪下野，冯国璋被请出来摆上了代理总统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实权却被继续担任总理的段祺瑞掌握了。孙中山为此策动海军起义，南下广州护法。这就是所谓第一次护法运动。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联合西南桂、滇军阀，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建立了反对段祺瑞的军政府。
1918年5月，在西南桂、滇军阀和北洋军阀的联手操纵下，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离开广州返回上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南下护法运动。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他蛰居上海撰写理论著作，完善自己的建国思想，丰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1918年，他深入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产生了《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人心涣散”、“不恩进取”、“国事日非”的根源。《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也是统领《建国方略》全书的第一篇。
1919年1月，他开始着手撰写《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孙中山一生的革命目标就是振兴中华。在他的设计当中，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第一步；发展实业，建设繁荣、富强、昌盛，人人幸福的新中国是第二步。《实业计划》就是实现这第二步的蓝图。
《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完成于1917年夏，原名《会议通则》，孙中山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为了训练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教大家如何集会结社，如何在会上发言……1919年，他将此书收入《建国方略》。
关于这本《建国方略》，胡适曾经这样介绍它的成书背景：“这时候，世界大战刚才停战，巴黎和会还未开，全世界都感觉一种猛烈的兴奋，都希望有一个改造的新世界。中山先生在这个时期，眼见安福部（又称安福系，是北洋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因其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引者注）横行于北方，桂系军阀把持于南方，他却专心计划，想替中国定一个根本建设的大方略。这个时期正是他邀了一班专家，着手做《建国方略》的时候。他的《实业计划》的一部分，此时正在草创的时期，其英文的略稿成于八年（民国八年）的一月。”
在这本《建国方略》里，《实业计划》大概是孙中山花的心思多，也最自信的一部分。他在《实业计划》的《中文版序》里告诉国人，欲操发展权，“则当读此书，尤当熟读此书，从此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这项计划大致可分为交通之开发，商港之开辟，在铁路中心及终点、商港建立新型街市，水利之发展，设大型冶铁、炼钢及水泥厂，矿业之发展，农业之发展，蒙古、新疆之灌溉，在中国北部及中部大面积植树造林，向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移民等十大项。
这显然又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计划。且不说这些计划是否科学可行，单是建设资金一项就已经远远脱离了客观现实。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政府正面临着长期财政困难，完全靠举债度日。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提供的数据，从1912年至1926年间，财政部共发行了二十七种国内债券，票面总值高达六点一四亿元。在对内滥发债券的同时，还想尽办法大借洋债。继袁世凯政府以盐税做抵押进行“善后大借款”之后，段祺瑞政府又向日本借了一系列款项，其中，由他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办的就有八次，总数约一点四五亿日元，这批借款统称为“西原借款”，为此，段祺瑞政府把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了日本。
为了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孙中山希望“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之资源，发展中国之实业”。可是以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可能无私地帮助他的这个梦想。
就孙中山提出的一连串计划，胡适这样描写当时的社会反应：“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学问、三十年的观察，做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万不料他的同志党人就首先反对。客气的人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
不管是“反对”，还是“嘲笑”，也不管这些计划是否符合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孙中山毕竟给中国留下了第一份发展的蓝图，为后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历史镜鉴。
可以想像，孙中山在写作《建国方略》的时候肯定是兴奋的、快乐的、充实的，他在自己的笔下，仿佛看到了中国振兴富强的希望。
上海香山路7号那座两层花园洋房，就是当年孙中山生活、写作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孙中山纪念馆之一。这里原来是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迁入之后，这里便成了他们在上海的家，成了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一处宁静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