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府：最后的清吟
上世纪（1900年）初元，岁在庚子，闰于八月，清帝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登基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
时值春夏之交，北京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再掠圆明园；慈禧太后携光绪一行，先赐死珍妃，后出逃皇宫，经怀来、宣化、大同、太原，一路亡命西安。
与此同时，71岁的杭州人氏、户部左侍郎兼尚书王文韶，并未意识到时世扔给他的那只绣球会如此凄惶。7月21日，慈禧召见王公大臣五次，最后仅剩下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慈禧离京时，旁边已没有什么老臣护驾，倒是无轿可雇的王文韶父子，徒步三日，于怀来追上了主子，肿跛的双膝一软，便滋泗横流。西太后见满朝文武各作鸟兽散，独此江南老夫追踪而来，百感交集，痛哭流涕之后，遂解随身佩带的玉中之玉――脱胎一块，恩赐于他。这位大清王朝、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宰相，就这样狼狈而又痛楚的载入史册。
几乎整整一百年之后，无意之中，我进入了杭州上城区的清吟巷。这里有王文韶的故居，1908年底，王文韶在这里去世。三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寿终正寝。
说无意中进入了清吟巷，是因为我那天本是为了大塔儿巷去的。大塔儿巷在下城区解放街，是一条长长的巷子。有研究三十年代着名诗人戴望舒诗歌作品的专家们认定，大塔儿巷8号本是戴望舒的故居。据说这条巷幽静悠长和略带忧郁的气质，给了童年、少年和青年都在此生活过的戴望舒以创作的灵感，着名的新诗《雨巷》就是以这条巷为意象的。我一直酷爱着这首着名的诗：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然而我没有能够在大塔儿巷真正找到戴望舒的故居，现在的大塔儿巷八号，已经是一家幼儿园。但巷子里那种特有的南方风情，那种幽静和悠长的气氛，似乎依稀尚存，我就不由自主地闲逛起来，不知不觉逛进了一条更小的巷。在这个巷子里，看到了一所小学的大门，大门口还挂着：清吟巷小学。我一下子站住了，想：这不是书上说的王文韶的故居吗？听说清吟巷的相府一部分做了小学，另一部分为街道工厂所占，不就是这里吗？
这幢建于清末的中式宅院，今天看起来，依然基本完好。我所了解的王文韶，祖上就住在这条巷里，后来家道中落，直到王文韶手里才重振家业。他当上大官后，听祖传说曾有红蝙蝠绕着祖宅的梁上而飞，蝙蝠在中国人眼里一直是一种吉祥之物，是吉利之兆。因此王文韶就大兴土木，耗巨资兴建了这规模宏大的住宅。宅院内原有退圃园，红蝠山房，藏书阁等大小厅堂楼阁，花园天井十数个。直到现在，门厅、轿厅、中厅、戏厅和鸳鸯厅等古建筑，依然还保留着样子。但从前的辉煌却再也不会回来了。真是“数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啊。我站在已经当作小学校操场的院落里，想象着从前的光景。那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的蓝底金边蟠龙的“太子太保大学士第”的匾额；那厅堂里又挂满了多少匾额啊――重游泮水、重赴鹿鸣、松茂柏悦、兰馨松盛……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又从这个大院子的后门侧入，走进了一条极狭的小巷。旁边的封火墙极高，走进院落，仿佛我又回到了清朝或者民国，这个院落里的一切虽然已经非常衰败，但依旧可以从一檐一柱一井一石看到从前的盛况，甚至那些爬在窗棂上的青藤，也仿佛都在诉说着历史的苍桑，命运的起落。一位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是来看从前的相府的。他笑笑说：看吧看吧，经常有人来参观呢。
王文韶（公元1830-1908年）这个杭州人，实在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人物。他后来虽然做了朝中的大官，但并没有什么背景，他的家世，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是十分清寒了。父亲在江苏嘉定城里开了家小酱油铺子，他自己从小就帮着父亲打个下手。说起来，也就是个小伙计吧。但王家祖上曾经还是有过“光荣历史”的，宋代有个祖先还当过丞相。王文韶的父亲虽然一身酱油味道，但心里还是念念不忘着那个当大官的祖先，并把这光荣梦想的实现，寄托在儿子王文韶身上。
为了家道中兴，父亲把儿子送到书塾里去读书，但王文韶从小不学好，用杭州土话说，他是一个不要好的坯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赌博，等到十五岁那年，赌债已经多到可以买40担大米的地步。年关时，债主们堵住了他家的门。
王文韶的父亲这时倒还沉得住气，只把家中的年货全部抵了债，不够部分又写了欠条，答应一定还清。王家的这个年过得可想而知。王文韶大哭了一场，把赌牌扔进河里，从16岁开始发奋读书，19岁就考中了秀才，以后就一路考了上去，23岁就当了进士。在科举时代，这也应该算是少年得志了。
王文韶在北京做了十几年京官，日子过得一直很清苦，但他很有文才，写的奏疏在京城内外广泛传颂，这就给他日后的名声打好了基础。他也外放到外省去当官，这时他在官场里已经磨练的非常会当官了。因为他一生谨慎，人们给他取了外号叫“玻璃球”，就是圆滑的意思。杭州人对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形象的称号：油煎枇杷核儿，这个王文韶称得上是一个油煎枇杷核儿式的人物。
光绪八年，也就是公元1882年，那年王文韶已经过了五十岁，在官场里终于和人争斗起来，最后斗不过别人，第二年，他只好以奉养母亲为借口，回了杭州城，就住在钱塘门外的味莼湖舍。那年他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是到一个最低谷，母亲、儿子和媳妇相继死掉，他自己也大病一场，耳朵了几乎耷掉，住在西湖边，眼看就等死了，不料命运又起了巨大转折。
王文韶58岁那年东山再起，李鸿章保他到湖南当了巡抚，后来又到云贵到了总督。1894年，那年他已经64岁了，回到北京，当了直隶总督，北洋大巨，这才算是真正的青云直上了。
1899年，王文韶当了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年以后，义和团运动起，王文韶是反对派，他跪在慈禧面前，一边磕头一边讲自己的主张，把头上的血都磕出来了。可见称他琉璃蛋，是未必准确的。站在慈禧身后的端王载漪是义和团运动的支持者，听了王文韶的话，气得当场喊道：杀此老奴！
慈禧差一点真的就把这个老奴给杀了，幸亏局势变动太快，八国联军一下子就到了京城外，这才保下了王文韶的一条命。
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太后对王文韶的信任到了空前的地步，1900年冬，他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当时大清朝的国内外大事，基本上都是王文韶一手落，他就相当于当了国务院总理。李鸿章死后，外交事件上的许多事情都是王文韶接手继续干。他毕竟已经是七十岁开外的人了，耳眼花，继妻又死，他了不想再干下去了，要了五次辞职报告，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同意他回到杭州养老。他这才回到了清吟巷的相府之中。
1908年，王文韶79岁，按照杭州人过生日的习惯，叫过九不过十，庆祝80岁，要在79岁时做生日。整整60年前，他考上了举人，这也是一个庆祝的由头，这老相爷心里高兴，准备大庆一场。就在清吟巷的相府里搭了一个戏台子，演三天戏祝寿。
那一天，杭州城里的名流官吏可都是到齐了，正热闹着呢，噩耗到了：一会儿皇上升天了，一会儿太后升天了，晴天霹雳，全府乱作了一团。连忙就罢宴，收去一切红色的物件，客人走得一干二净，一场喜庆，顿化吊丧。王文韶本来就有病，听说主子去了，急火攻心，没想到伸伸腿，他也跟着老佛爷去了。
因为王文韶是为及极品的大官，丧礼也很是花了一番周折，所以直到第二年的旧历三月才出丧。从北京专门来了32个抬棺材的人，出丧用的纸扎货不及其数，一个开路神高过了屋檐，装上轮子还要四个人推。杭州城里三个月前纸扎铺就在扎那些纸人、纸马、纸房了。浙江各地的人，包括邻近省份的人，听说杭州有这第一个大官要发丧，跟看戏似的，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到了那一天，就四面八方地赶来看，当时杭州城大小旅馆，一时全部爆满。
说起来这个王文韶也实在是个晦气的人，声势搞的那么大，天公却偏偏不作美，第二天要发丧，头天夜里却下了好一场的大雨，因怕那些纸扎货经不起淋，只好又等了三天。到真正发引的那一天，送丧队伍排了十里路长，有的人早晨六点就起了守在路口，到十点钟还没有看到棺材。那驾势，不说别的，光是御赐的各种珍物，就有70多个彩亭。
王文韶发丧，成了当时杭州城里一件轰动很久的新闻，前些年，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亲眼看到过这场面，说起来还津津有味呢。当时有谁知道，这不是为杭州的一个退了休的朝廷老官僚送丧，这是为两千年封建王朝在送丧啊。
清吟巷10号，你是历史的见证，如今已经作为重点文物保护了下来。这是应该被保护下来的建筑。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出现在杭州，对我们这些后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胡雪岩故居：元宝巷的红顶商人
仔细想起来，世人对胡雪岩（公元1823-1885年）的评价是一个例外。中国人虽有说法，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庸见，并不是一点没有市场，尤其是在一般的小市民群里。照此说来，杭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后的成功者，他没有能够坚持笑到最后，他是死得非常凄凉的。胡雪岩最后的结局不用我说，这个人物大江南北都知晓，杭州人里，他算是一个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了。关于他的小说，他的电视，他的歌曲，他的传说，他的实物，甚至于他的经商策略，一直流布在华语圈里。
从前有一度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路过杭州清河坊的大井巷口，便也几乎每天都要看到马路南侧一座长达60米的白色的封护墙，那墙面高的，总有十来米吧，光那块石垒成的墙脚就有二米左右。墙上赫然写着“胡庆余堂国药号”七个大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字，反正我再也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么大的字。后来看资料，才知道每个字占据了墙面约20平方米。后面落款的名字是章其炎。这个章其炎先生，好象专门是写招牌的，杭州城里不少商家的招牌都出于他手。他这七个字写得何其有魄力啊，看到它们，就让我想起胡雪岩这个人。
因为那几年我自己也在从事博物馆工作，所以听说胡庆余堂建了博物馆，自然要去看看。胡庆余堂实际上不需要我再多化笔墨来介绍，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电视上一天到晚做着广告：江南药王，胡庆余堂。杭州着名的企业家、也是胡庆余堂当年最后的一个学徒冯根生自接手管理了胡庆余堂之后，这家百年老店可以说是越开越红火。但百闻不如一见，到杭州来的游人，还是非常值得到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一游，那才叫长见识。
中药文化是一种极为实用又充满了审美精神的文化现象，杭州产生了胡庆余堂，有它特定的历史氛围。作为古城的杭州，老字号店铺也是比比皆是了，但其中资金最雄厚、历史最悠久、建筑又最华丽者，药店算得上挂头牌。
说到药店，便先想到中药，杭州的中医药传统，可以从北宋说起，并且又得从苏东坡说起。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来的时候，杭州先是旱后是涝，然后就是旱涝之后的瘟疫。苏东坡拨了专款，又自己掏腰包捐款，筹了钱，在今天的众安桥边，建了一座病坊，叫安乐坊。有专家说，这个安乐坊，就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的雏形。后来，这个安乐坊搬到西湖边去了，改了一个名字，叫安济坊。苏东坡离杭之后，这个安济坊由懂医道的僧侣主持，还开了很多年呢。
苏东坡不但开医院，还亲自制药，试制了一种丸子，叫“圣散子”，这种药很便宜，一贴只要一文钱，疗效很好，苏东坡自己也说：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与苏东坡同时代的大科学家杭州人沈括，除了写《梦溪笔谈》，也会制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后人就把他和苏东坡的验方药方合在一起，编了一配本书，叫《苏沈药方》。
到南宋的绍兴年间，杭州创建了一个医药机构，名叫太平惠民药局。今天杭州有一条街叫惠民街，不知两者是否有关系。说到地名，清河坊新宫桥一带，有一座桥，名字非常奇怪，叫嵇接骨桥。我走过天下的许多桥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古怪的桥名。后来翻阅资料才知道，原来南宋时这里有一个姓嵇的医生，专治跌打损伤，他家门前就是中河，往来百姓找他看病多有不便。有一次他治好了皇帝的骨伤，皇帝要奖赏他，他不要金银财宝，只要求在门口建一座桥，让百姓看病方便，皇帝允许了，于是便有了这嵇接骨桥。此事基本上不是传说，是真人真事。我想，嵇大夫要治病，必定家里要有药备着，这些药要出售，这桥下，也就兼着了一个小药铺子吧。
元代杭州有家中药铺子，名叫寿安堂，就建在今天的官巷口一带，离今天的胡庆余堂也不远，这是史书上记载的杭州的第一家药店，店主是个退休的官僚，名叫夏应祥。此人颇有救死抚伤的精神，药剂也堪称精良，所以百姓很信任他。他的儿子后来继承了他的事业，一辈子不当官，专心开他的药店，还把店名拿来做了自己的号，自称寿安居士。
明朝以降，杭州的中药业有了很大发展。嘉靖年间，有个姓许的太医从北京退休回来了，就在离嵇骨桥不远的新宫桥堍开了一家药店，取了个店名，叫许广和店。制作的那些中成药，大多是根据太医院的宫廷秘方来的，所以效果甚好。这个店存在了300年，直到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晚清才逐渐衰败了。
明朝杭州还有家老字号药店，直到今天还传着名声，叫朱养心膏药店。朱养心是个余姚人，他的药方，历传今天已四百年，依然不衰。
清代的杭州是江南的药业的重要集散地，有“六大家”传世，其中方回春店，张同泰国药号，叶种德堂国药号等，在江南一带都是名声很大的药店，当然，名气最大的，还是要数胡庆余堂。
胡庆余堂建在吴山脚下的大井巷，占了八庙地，是座江南园林式的商业建筑，形状却象一只仙鹤。据说建筑木料都是颐和园所用的剩余物质，进口的铁杪木。大门朝东，青石的石库门，门楼上的楷书透着金光：庆余堂。这三个字非常奇怪的没有落款。一打听，人家说是秦桧的手笔，也不知是真是假，民间一直流传着说胡庆余堂有秦桧的字迹。秦桧是个大奸臣，不过字倒写的不坏，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听说北京“六必居”的题字也是严嵩的字迹。
庆余堂里面的布置我不想多说了，反正电视小说里写得都很真实，倒是那旁边的中药博物馆值得再说几句。这座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中药博物馆所展示的中药文化的基本概况当然不是我在这里一句两句话说的清的，不过有趣的是馆里设了一个表演厅，就是看操作员在这里怎么制作中药，观众们也可以亲自参与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