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处园林，抗战中竟被日本人炸毁了，名琴名花安在哉，呜呼！1949年以后，它的命运完全和刘庄一样，如今也修复成了宾馆。从前只有国家级的领导人才能住到这里，后来改革开放了，有钱的人也能住到那里去了，有些会议，无权无钱的人也可以到那里去开了。说起来，今天的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到那里去，但去刘庄和汪庄的心情，和去郭庄和蒋庄的心情却完全不一样，便无所谓去不去了。还想，也许总有一天，汪庄和刘庄真正对人民开放了，成为人民的园林了，我买了门票进去，以一种欣赏郭庄和蒋庄的心情去欣赏刘庄和汪庄了，等那一天到来，我再去吧。然而，即便如此，那汪庄也不可能真的再变成一个茶庄，炒茶锅搬起那里，买茶人边看人炒茶，边品茗，边欣赏大好湖山。最后买下汪庄的新茶，这样的福份，很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吧。
都宅：用丝织出来的西湖梦
都宅进入了湖西的人文景观，我发自肺腑地赞同——都锦生和他的织锦，难道仅仅只是中国“近代十大爱国实业家”的头衔和挂在大会堂墙壁上的丝织风景吗？
都锦生最初给我的概念是一家工厂，每天上学我都路过它，在杭州凤起路我的母校的正对面。厂门的景深之处有假山，它让我这初一女生不得不联想起资产阶级这个暧昧之词。但无产阶级的贵宾们隔三差五地要到那里去，有西哈努克亲王，甚至周总理。我们偶尔也被借去，在厂区道旁排成两行，锣鼓喧天，彩旗飞舞，做欢天喜地状：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有一些女同学初中毕业，从这个门出，就进了对面那个门，围一个白裙，就神秘起来。高中毕业后我也到对面去了，都锦生用它的柔软的绫罗绸缎和它的震耳欲聋的织锦车间接受了我们。三班倒的分经工做了一年，从此我明白了什么是工人阶级干的活儿。
我一生中最早的收藏品，是都锦生的风景织品：一幅是《蒲公英》，另一幅是《梅花欢喜漫天雪》。许多年以后，都锦生丝织厂不见了，都锦生却终于从前尘旧影中浮出——都锦生首先是一个人，我在南山公墓，看到了他的墓碑，生于1897，死于1943。
姓都的人，汉人中我真没听说过，果然，再了解，都锦生是满人，也许就是1644年那会儿从关外打过来的吧。不知全姓是什么，想起来，到他父亲这代，还应该算是八旗子弟吧。说是归隐山林，把家就安在了杭州近郊茅家埠，我估摸，都家那时应该是败落了。
没白在都锦生丝织厂翻了一年三班倒，我对都锦生是有感情的，都锦生就成了小说《南方有嘉木》中的客串人物，五、四运动的热血新青年，小说主人杭嘉和的朋友。杭嘉和到龙井山中实践无政府主义，那落脚地点胡公庙还是都锦生推荐的。但都锦生自己信仰的则是实业救国，再具体一些，就是丝织救国。
都锦生在杭州丝织救国，应该说是很有基础的。在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杭州还有许多手工作坊式的丝织小厂。缫丝者多为年轻女郎，杭州人叫她们“湖丝阿姐”，织绸者多为青年男子，杭州人叫他们“机房司务”。都锦生1919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的正是机织专业。显然他是个高才生，否则校方也不可能让他留校。不过他的教师生涯并不长久，1921年的一个春天，都锦生就在学校里，亲手织出了“九溪十八涧”的丝织风景像。那年他才24岁，就争得了一个中国第一。
听说都锦生这个人年轻时酷爱山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茅家埠原本就挨着西湖，都家就在如诗如画中住着，对西湖的感情，那就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了。人们常说美景如画，是说景一旦美了，人就忍不住想把它画下来带走，不过画家用的是笔，都锦生用的是丝罢了。事业开始，他就当机立断，从母校辞职，与妻子宋剑虹一起，筹措了500元开厂本钱，都锦生丝织厂的最早招牌，就是挂在西湖之西的茅家埠的呢。
1926年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他的丝织图《宫妃夜宴图》获金质奖章，人称“东方艺术之花”，都锦生事业之红火，就不多说了。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都锦生，到底是有骨气的民族实业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停止购买日本货。1937年日本人占领杭州时，他滞留在杭州，日本人为他安排了职务，他不干，逃走了。听说日本人要来抓他，他的怀孕的夫人带着孩子，连夜从都宅楼上跳下，逃到上海，腿都摔折了。
看来都锦生确乎就是为锦而生的人，锦在人在，锦毁人亡。开在中国各地的都锦生丝织厂，抗战中几乎都被日本人炸毁。1941年12月，他才45岁，就在上海的避难生涯中过世。曲指一算，即便再过八年，新中国建立，他也刚刚五十出头；即便再过27年，四人帮粉碎，他也才刚过八十大寿。然而，都锦生等不到了，美被毁灭了，创造美、再现美、欣赏美的人心碎了，他惟有以他的生命殉美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宅，是都锦生1930年代中期建造的，一幢典型的中式庭院别墅，四上四下，砖木结构，前庭后池，南北通风。从前我在茶叶博物馆上班，天天路过茅家埠，但记不得看到有这样的楼房。有一天读张抗抗的小说《赤彤丹朱》，其中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父母隔离审查，就关在都宅。她因为太小，离不开父母，也只好一起关进去，后来一家三口还在都宅门口拍了一张照片。我看着那照片，一下子就想了起来，这不是那幢我过去上下班常常就会看到楼房吗？
老屋现在修缮一新，立在水中央，就在杨公堤附近。杭州人不可忘记都锦生啊——我们的梦是做出来的，他的梦是一丝一丝织出来的，那是何等绚丽而又艰辛的西湖梦啊……
高丽寺：禅意：华严经：韩流
韩流，现在已经成了时尚专业名称，高丽这个古朝鲜之名，便也跟着吃香了。
从前，一想到那块寒冷的地方，抗美援朝、三八线，罗盛教、袭击白虎团，板门店，一串串的政治术语，就冒了出来。也不是一点也没有文化，有一首歌，很小的时候听大人唱的：……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那美国兵呀……还是政治。
历史上的中韩关系，固然也少不了战争，到底还是以和平为主，和平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化的交流，有杭州的高丽寺为证。
实际上高丽寺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它的大号叫慧因寺，公元927年，正是吴越国佛事大盛之际，此塔就建在了西湖西南岸的赤山埠一带。
那一年，75岁高龄的吴越国主钱鏐的主要国事，有那么几件值得一提：一是治理西湖，建立了西湖撩湖兵，这是一支专门负责环保工作的部队，具体工作就是打捞西湖里的水草。在治理西湖的同时，他也疏浚了上海附近的柘湖和新泾塘。二是加快佛国基本建设的步伐，那年一口气建了三座寺院一尊佛塔，其中就包括建在玉岑山北的惠因寺。寺中的净源大师，深谙的是华严经佛理，由他讲解的经义一直就流传到了他国。
那一年的外事活动非常重要，直接与高丽有关。而那一年的高丽也特别惊心动魄，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原来当时的朝鲜半岛上有个后百济王国，国中一个名叫甄萱的人杀了国主哀王，立王族弟金传为王，又和旁边的高丽国王王建交上了兵。钱鏐知道了此事，便做起娘舅来，派了一位姓班的尚书到这两个王国，劝说他们别打了，通和吧。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钱王的这种泱泱气度，给他的后人无疑留下了一笔和平共处的宝贵财富。
其后，吴越国就常在佛事活动方面，与高丽国常来常往。我们就不说延寿禅师的《宗镜录》是怎么样传至海东，为高丽光宗王大为赞赏的，我们就说一说公元960年发生在吴越国与高丽国之间的佛门轶事。
那一年，对吴越国主钱俶也是至关重要的。北宋王朝的建立，形成中国的新一轮政治格局，偏安一隅的吴越国主，在这样难以把握的时代里，禅心就更向佛事了。
吴越国不但重修了灵隐寺，又请了国师延寿入寺主事，另一方面，钱俶又听取了天台义寂法师之言，派了一个使臣，带上了五十种的奇珍异宝，去了高丽，求取在“会昌法难”中本土已经失传的真经。所谓“会昌法难”，也就是发生在唐会昌年间的毁佛运动，那时，不少寺院与佛法典章都被毁掉了。第二年，高丽国的光宗王就派了一个高僧，名叫谛观，带上了大批佛籍，来到了吴越国。这个谛观亲耳听到了义寂的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就干脆拜义寂为师，留居在天台螺溪的义寂门下，十年之后，就在这里圆寂。
当时的吴越国与高丽国之间，交往是非常频繁的。史书记载说，当时有一位高丽的远洋船长，名叫王大世，他选了千金沉香，叠成一座旖旎山，就像衡岳的七十二峰。吴越国主钱俶出价黄金五百两，想买他的这座“山”，这个高丽船长，竟然不干。
再说那天台宗的第十六祖宝云义通，他本来就是一个高丽人，后晋天福（936-943年）间来到中国，专门跟着义寂学习天台教理。想是离家久了，义通准备经过宁波回高丽，被四明郡守钱惟治又留了下来，成了一名高僧，最后于公元988年圆寂在中国。
佛事悠悠，转眼也是百年，到1085年之时，高丽国的王子义天入贡，他可真是一个大虔诚者，两年之后，他以金粉书写的汉文《华严经》三百部，全部入了这惠因寺，又出钱建了华严阁藏塔尊崇之。接着又是一个两年，到了元佑四年，这一次义天更加慷慨了，干脆以祭典自己的老师净沅为名，又进送了二幢金塔。这一次在杭州执政的是苏轼，我不太清楚苏轼是什么意思，总之他给朝廷打了个报告，要求拒收这两幢金塔，朝廷也就批准了他的报告。
虽然金塔被拒收了，但朝廷对惠因寺的重视依旧是最高级别的。北宋的宁宗，曾书写了“华严经阁”四字，而南宋的理宗，则写了“易庵”二字。惠因寺还被派过别的用场，那是在南宋的绍兴初年，漕司曾把此佛门净地当作人生拼博的战场——两浙的取士考场。到了元代，高丽沈王奉诏进香，专门到这里来翻经，可见这里的经典之藏是权威的。说到藏经，有书记载，用了“藏轮宏丽，两山全无”八个字。所谓藏轮，实际上也就是大书架，一柱八面，安放诸经，这样方便运行，所以叫作藏轮。
寺院是要常修的，高丽寺到明晚期的万历年间，又修过一次，到底还是废圯了。金粉写的经书，也没有留住古代中朝人民友好的交往象征。
所以高丽寺很有必要重新修建。因为近现代的中国人民，与南北朝鲜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们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命运。抗战时期，韩国抗日流亡政府曾经在杭州建立过自己的政府所在地，就在市中心一带。现居杭州的女作家夏辇生近年来完成了他的“韩流三部曲，”讲述的就是韩国抗日英雄们在中国大地上可歌可泣的历程，也歌颂了中韩之间人民的深厚友情。作品已经全部翻译成了韩文，第一部《船月》获得了韩国政府大奖。我不止一次地在阅读这部长卷的时候流下热泪，深为人类相通的精神震憾。
能否将重建的高丽寺，当作为今天中国与南北朝鲜人民的友好交往的馆所呢。在这里为和平祈祷，为统一祝福，难道不是最顺理成章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