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他在呈递《关于戒严法有关资料等问题》的说帖时阐述：《违警罚法与检肃流氓条倒》章节时，就有例可证，他就显露出名誉不可玷污的意志。最初他提出流氓管训不得由军法裁定，招来许多诽谤。当1985年，这一谏言得到国民党最高当局政策性的肯定，同意转立法院通过时，梁肃戎在这个时候又提出了两条；一是缩短流氓管训时间，二是准许流氓犯选任辩护人。梁肃戎这谏言的旨意是：不无端扩大激化矛盾而把普通的刑事案蒙上政治色彩，这是有利于台湾的社会治安和经济建设的，然而由于意见不统一，中常委几次召开协调会。那一次，参加协调会的人层次很高：有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内政部长吴伯雄，国防部长宋长志，法治部长施启扬，政策会秘书长赵自齐。与会者不同意梁肃戎的意见。梁肃戎认准的事，咬定不放。宋长志见他十分孤立，好意地劝道：“肃戎，这是维持社会治安的基本法，你不要老讲法治；别忘了，东南亚有一个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一夜之间，把二三千人都扔到大海里去了。”这话十分明白：“什么法治不法治的？流氓与你何干？管他们那事干啥，为此还得罪官员？犯得上吗？”梁肃戎当然不会放弃对法制的执着，反驳道：“那是什么政府？这种办法是不是张大帅的办法；先枪毙，后写判决书。”说得很有力度，虽然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但是却具有严肃性。之后，有一位首长，非同等闲之辈，他也许是正话反说，内心佩服梁肃戎，也许就是不满梁肃戎“关于检肃流氓”的谏言，对梁肃戎说：“你的意见，是不是包庇流氓？”梁肃戎能理解别人对自己法案持不同见解，但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意见旨意的玷污，他毫不在乎对方的官职有多大，正色地说：“政府的事体不只是由你们来管，大家都有责任讲话，立法尤须力求周密，持不同意见的人绝不是在包庇流氓！”那位首长很惭愧，满面羞红。
梁肃戎扞卫自己的名誉权，连首长也不惧畏，对一个平白无故给自己扣汉奸帽子的人又该如何举动呢？他在1961年6月14日向台北地院提出自诉状，指控《政治评论》发行人任卓宣和《物伤其类》的作者，即化名白天的赵英敏，涉嫌诽谤。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年东北和台湾，国民党的政府在法律上没有汉奸罪名，梁肃戎即便是汉奸，也无法寻求法律依据判他为汉奸而致使他坐牢，更何况他做国民党的地下抗日工作，还被日本人判了十二年徒刑，这在国民党组织部门有案可查的，只要一叫真，立刻就能水落石出。然而，由于国民党派系的斗争，使这件事情复杂起来。
梁肃戎向法院提出自诉状，《政治评论》的发行人任卓宣十分恐慌，他在《政治评论》上发表赵英敏的《物伤其类》文章，可能是出于这么几种心理：一是国民党派系斗争需要枪打出头鸟，把cC中的精神领袖之一的梁肃戎搞臭；二是借用名人效应，打开刊物销路，梁肃戎在台湾知名度日高，望风扑影或无中生有地写名人，使人们的猎奇心理得到满足，进而扩大销量；三是出于个人恩怨，往梁肃戎身上泼脏水。无论如何，事情闹大了，这一举动都无疑于鸡蛋碰石头。任卓宣召开了杂志协会的理事会，表示这件事情理亏，要向梁肃戎道歉，争取梁肃戎的宽谅。
理事中有一位“立法委员”叫谢仁剑，阻止任卓宣，说：
“你不用害怕，同梁肃戎和什么解啊？中央最讨厌他，别看他做过地下抗日，中央就是不给他证明！”谢仁剑能敢在理事会上说大话，是倪文亚私下里放了风。
倪文亚对谢仁剑说：
“梁肃戎给雷震当辩护律师把‘老总统，气得够呛，他还到处大肆炫耀。别看他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给他出证明，谁也不知道！”这时倪文亚不仅担任“立法院副院长”，而且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说话很有权威性。表面上看，倪文亚是因梁肃戎当雷震的辩护律师，不和蒋介石保持一致而有气，实际是报与cc派的一箭之仇。1961年国民党提名三青团的倪文亚竞选“立法院副院长”，包括梁肃戎在内的CC派立委却主张选吴铁人，而不是倪文亚。倪文亚很窝火，虽然最终当选了“副院长”，可心巾一直咽不下这口气。
正义的人总是有的，参加《政治评论》杂志协会理事会的人，听了谢仁剑的话，反映强烈，指责他这样做不仁不义，有人在散会后就找到梁肃戎，说：“这样下去，简直没有是非了”，支持梁肃戎把这事弄个清白。
梁肃戎不想私下找谢仁剑，他要堂堂正正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请他说明白。几天之后，梁肃戎在立法会上，堵住了谢仁剑：
“你在杂志协会上，说的那番话，我可是一清二楚，我现在和你找倪文亚，你们要给我讲明白！”倪文亚正好在会场，梁肃戎当面指问他：
“倪先生，你是替党服务，我们虽有派系之别，你不该以公害私来整我。我在东北长春为党做地下工作，挺身赴难，曾被敌伪判刑十二年，有案可查，对于我对党的贡献，有谁敢昧着良心否定？向我挑战，我要向他决斗！”梁肃戎身材魁武、正气逼人，语调如虎吼。倪文亚措手不及地被梁肃戎堵在会场上遭责问，堂堂的“副院长”当着众人是不肯服软的，哪敢承认有这回事。
谢仁剑无地自容，即不敢和倪文亚对证，又不敢与粱肃戎争执。
粱肃戎正告倪文亚：
“我为党做抗日的历史，你必须给我出具证明！”这次面对面地与倪文亚交锋后，许昌街的一百多名cc立委看到倪文亚不主持公道，对他要提罢免案，免掉他的“副院长”职务，这一举措，完全可以使倪文亚失去乌纱帽，因为一百多人的票数已达到罢免权的票额。
这个关头，梁肃戎的好朋友“立法委员”兼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的王任远打来电话，说：
“肃戎啊，别吵了，纪念抗日胜利，8月11日，我和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招待记者，说你做过地下工作，你要来出席。”梁肃戎正在气头上，回拒道：
“我要的是原始证明文件，不出席招待会。”国民党中央这次记者招待会是为纪念“八一五”光复而召开的，邀请梁肃戎参加是顺理成章的，但王任远劝梁肃戎“别吵了！”这个邀请就多了层内涵，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倪文亚理亏，心虚，托了说服人，以让梁肃戎放弃叫真的想法。梁肃戎不会轻易罢停，他要倪文亚把证明自己抗日的原始文件拿出来，不然，中央的记者招待会也不参加。倪文亚不甘心明晃晃地拜下风，他以躲避的方式来拖延梁肃戎的要求。这怎么能抵挡得住咄咄逼人的梁肃戎呢？
到了10月份，倪文亚还是乖乖地把原始文件拿出来，向世人证实：
当年梁肃戎是抗日的，为此还坐过牢，对国民党，对国家，对民族，是有贡献的。
任卓宣在法庭面前输给梁肃戎，他在《政治评论》公开向梁肃戎道歉，谢仁剑自不必说，弄得里外不是人，倪文亚好在没有承认私下里那番话，落得面子上没难堪，心里可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为了打这场官司，梁肃戎耗时四个月，掉了五公斤体重。
有人问他：
“值吗？”他说；“值！”是的，实事求是地维护声誉，也是梁肃戎构想人权保障法的重要内容。抵毁他人名誉的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达官显贵，都要负法律责任；被抵毁的人，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人格，这是公民扞卫自己应有的人权标志i梁肃戎率先做出了榜样，这也更使他感受到自己摧生人权保障法的必要性。
07为彭明敏作辩护律师
海潮，拍打着沉睡的夜。一束探照灯光扫视了一遍大狱里的每一个角落后，停滞在一间囚室的铁窗口。
灯光中反衬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这是一个独臂囚犯，细高清瘦的身材，心事重重地伫立在窗口。
狱长走过来，隔窗说：
“你应该睡了。睡好了再想事情，失眠了想的事情，恐怕不会是理智的吧！” 囚犯旁若无人的样子，仍然两眼望着远天。
狱长不再说什么，显出对这个囚犯的无奈，默默地走开。
独臂囚犯名叫彭明敏，1962年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入狱前担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是国际知名太空法专家，留法博士，因主张“台独”被捕。
彭明敏被捕不久的一天，梁肃戎正在家中，国民党台湾酱务总部副参谋长登门，向梁肃戎说：
“梁先生，我们截获了彭明敏的一封家书，他要家人请你做他的辩护律师。我们也认为，您应当给他辩护。”副参谋长见梁肃戎不理解地注视着自己，解释道：“梁先生，四年前，对雷震，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法律制裁，而如今，对于彭明敏，将有所不同。彭明敏是本省人，他的社会地位与境内外影响，引人注目，现在他的被捕，已经引起境外政治团体的声援，台湾的政治环境，也由此而引起震撼；为了安定，把大事化小，政府态度是：把彭明敏的案子压缩成国民党和台湾本地知识分子的小小磨擦；你出面做彭明敏的辩护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彭明敏选定了您；您又是大陆人，最高当局的首长也同意您出面调停。”彭明敏展现给梁肃戎的人生履历是这样的：
彭明敏于1923年出生在台中大甲，上有两位大哥一位大姊，父亲从业于日本人设立的台北医学校，在马偕医院实习两年后定居大甲开医业，是笃信基督教的富裕医师，在地方上颇有声望。
彭明敏自小成绩优异，日语流利，能够通过考试与日本小孩一同由幼儿、小学、初中接受完整教育。他于十六岁时赴日，进入当时颇负盛名的第三高等学校文科，毕业后再考上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系。
当时大学的军训教官要逼迫台湾留学生“志愿参军”，彭明敏为躲逃服役，离开东京，前往日本西部山区中央的古城松本避难。一段时日以后他又改往长崎投奔行医的大哥，在换船要去大哥诊所的渔村时，碰上美军轰炸而丧失左臂，后来有人称他为“断臂学人”。
日本投降后，彭明敏于1946年元月返台，在10月转入台大法学院政治系就读，两年后毕业取得法学士资格，并留校任政治系助教。
彭明敏因为被飞机轰炸创伤，特别迷惑于飞机。当时彭明敏发现台大图书馆有关于航空法的书籍，这引起他在此领域的兴趣，决定专攻国际航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