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流浪到南京
四平沦陷前夕，梁肃戎身兼多职：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宣传处长、四平市党部主任委员、省议会驻会委员、省银行常务董事等。这几个头衔，粮食配给的多，薪水好几份，生计不愁。
特别战役期间，他拥有特权。当时，四平实施战时物资、金融管制，他可以运用权力，替人向外地汇出两百万元，净赚一百万元，或替人发出两火车厢粮食，自己得一火车厢粮食。梁肃戎一次也没有这样做，他说：从那时到今天，他都敢于面对国民党内外人士堂堂正正地这样表白。
国难期间，国民党多数官员趁火打劫，贪污已成普遍现象，梁肃戎洁身自好，反被人认为不可思议，视为“异类”。他从四平逃到沈阳时，一穷二白，到了南京，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
“一身光溜溜”，太太都想不通，责怪道：“你怎么会落到这样凄惨！”经过这样的穷困潦倒，到了今天，梁肃戎还是这样认为：
“官员不贪污是对的。”1948年春，梁肃戎死里逃生的过程，他没齿难忘。
四平解放了，梁肃戎从地下室出来，在人民解放军枪口下脱身，对程东白说：
“咱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走，否则迟早我们的身份会暴露。”二人跑到市内的一个公共汽车站。
一位解放军战士对涌到车站的几百人宣传道：“四平解放了，共产党接管了；四平以外的城乡也在陆续解放，你们去哪里？”人民解放军对出走的人员进行逐个审查。
四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官员见大势将去，思考后路，纷纷把分头剃成光头，装扮成老百姓。解放军知道国民党公务员都穿西装留分头，并把这种头型称之为“西装头”，结果，凡是剃了光头的都是重点嫌疑人，被人民解放军从人群中一个个认出来，抓住。
梁肃戎有心计，他没有剃光头，头发照旧，身穿大褂，西装裤，装成粮贩子，夹在人群中。
一位解放军战士指着粱肃戎说：
“大个子，你是国民党！”梁肃戎颤惊惊的，但面不改色，态度从容地说：
“我是粮站的外柜！”解放军盯着他问：
“粮食价格？”梁肃戎早有准备，对答如流。
解放军战士半信半疑，要他的证件，梁肃戎掏出假证件，没有被看出破绽；程东白是个老头，解放军战士没太注意他，他跟着梁肃戎顺利地过了关。步行奔向沈阳城。
梁肃戎怕被同乡认出来，绕道而行，昼夜不停。
这一天，行到国共两党交界地开原县，一路吃不饱，累得狼狈不堪，进入屯子，看一户人家，有厢房，有上房，知道是大户人家，可吃可住，登门求宿求吃。
一进屋，炕上的老太太和媳妇们愣愣地看着梁肃戎一行人。一位老头，看样是一家之主，也十分开明，见进人，迎了上来，不卑不亢，理解人，不问他们来历便说：
“你们很辛苦，先到下边厢房休息，然后吃饭。”同行中有一位辽北选出来的国大代表叫邱增馐，操着山东口腔说：
“咱走不动了，就在这休息。
他说着躺在炕上。殊不知，东北人忌讳外人躺在主人炕上，特别屋中还有妇人。
这种不讲礼貌的表现，惹烦了那老头：
“你们是国民党作风，这里是共产党的地盘，还敢来这一套？我马上找共产党抓你们！”梁肃戎解释说：
“我们是买卖人，他是南方来的，不懂规矩。老大爷别生气，我们马上走！”他们哪里还敢歇脚？连夜开拨，露宿野地。
梁肃戎的母亲、太太和三个小孩，也由四平出发，在他人的护送下，赶往沈阳。母亲缠足，一步三晃，还抱着刚刚满月的小孙子；孙郁背着二儿子，儿子粱大本那时四岁，跟着大人在地上走。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隐姓埋名。
突然有一天，一位解放军战士在流动的人群中发现了活泼可爱的梁大本，把他抱在怀里问：
“小朋友，你姓什么？”梁大本答：“我姓王。”这位战士又问他叫什么名。
他实话实说：
“我叫梁大本。”奶奶和妈妈狠狠地瞪他。
梁大本哇地哭了。
那位解放军战士赶忙放下他，让他回到妈妈身边，没有再追问。
梁肃戎与母亲、太太、儿子们会聚在沈阳。这时，浑身一毛钱都没有了，成了穷光蛋。
梁肃戎要到南京立法院开会，东北行辕发给他五万元流动券。正值3月下旬，天气转阴，友人见他一身逃难服装，不伦不类，难登国民政府的大雅之堂，替他做了一件风衣。梁肃戎这才有了端庄的打扮，坐上关大成包租的飞机抵达北京。又几经周折，于1948年5月来到南京，赶上立法院会议。
到达南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凭着立法委员的身份与待遇，到立法院领了钱，被分配到南京市下关区和平门附近的国民政府租用的会议楼，那些有钱的立法委员自己去买房子，或租豪华的房子，梁肃戎没有钱，只好服从分配，住在这幢楼的一楼，和李惠民、武誓彭等四五家人挤住在一起。
这时，登门的食客不断，东北躲避解放的逃亡的国民党中的友人，一批接一批地涌向南京，找到梁肃戎，他们没衣服换洗，没钱买饭，孙郁天天从早到晚为这些人准备饭菜，走了一帮又一帮，往往忙到晚上八九点钟，还有人敲门找来。梁肃戎勒紧裤带也供不起这些人了。只好把来的人领到政治训练班受训，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在南京生活了一年，这一年是在贫苦中度过，孙郁怀孕了，若生下肚中的孩子，还会增加生活负担，坠胎，需要二十块美金，砸锅卖铁也投有啊l无计可施。
友人包玉民赶来，劝说孙郁和梁肃戎；“孩子扑奔爹妈来一回，就生下来吧l否则，对孙郁的身体也不好啊！生活的问题，没有干的喝稀的。”于是，孙郁生下了一个千金，她就是梁肃戎夫妻唯一的女儿。以后，女儿成了台湾大学外文系的高才生。为了活下去，孙郁卖掉了唯一的手饰，为了不受金圆券的贬值影响，夫妻私下买了些面粉，结果，面粉被人抢了；怕贬值，领了薪水，梁肃戎和王大任、莫寒竹去到街上买了十块美金，又被人家骗了。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去干这些与身份不符的倒卖倒买之事，是出于求生的欲望，已没有投机取巧的含义，到今天回忆起来，梁肃戎对自己和友人所为也没有贬意，心中涌起丝丝的悲意。内战，不仅给贫民百姓带来灾难，也给统治者带来危机；正像梁肃戎回顾中国那段历史时说的那样：
再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刀兵相见了。
02移居台湾
1948年12月，南京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李宗仁的桂系在美国支持下逼迫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虽然想立足西南，以图东山再起，但深知：西南是桂系的老家，未必肯俯首于已。他把眼睛投向了台湾。
加之共产党势不可挡，国民党也要有退却的准备：要选择台湾做为最后的立足点和反攻大陆堡垒。蒋介石于1948年12月30日下令：让陈诚接替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党部主委。陈诚在任命的当天就与魏遭明办理交接。蒋介石1949年5月26日抵达台湾，先住高雄寿山，后移到台北郊区的草山，于6月11日做出了设立非常委员会的决定，由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十二人组成。虽然1949年12月8日蒋介石与张群、阎锡山公开做出迁都台北的决定，但先于此时就已经标志着蒋介石以党压政，从幕后走向前台了，而且也表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时从大陆转移入台湾岛，开始了蒋介石实际政治统治。
台湾岛南北长390公里，东西最大宽度为144公里，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东北临琉球群岛，相距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同伴，与菲律宾相距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临福建，间距约130公里。台湾处于太平洋航道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交通枢纽。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到日本海的船只也常经过这里，它是远东的海上走廓。蒋介石认识到台湾易守难攻，国民党海军优势可以发挥；在这里，可以得到日本、美国、南洋的外援。特别是台湾相对会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有利于国民党积蓄力量，东山再起。
1948年的年底，人民解放军逼进南京，时至1949年2月初，梁肃戎和王大任、莫寒竹、黄振华、李秀芬、周敏等十余位委员才最后一批离开南京立法委员会，乘火车赴上海。火车站挤满了老百姓，宪兵为这十个立法委员留下了座位，梁肃戎等化装成普通乘客，他的母亲、太太和四个孩子紧紧跟随在梁肃戎的身边，小女儿刚刚生下二十多天，不停地哭啼。当宪兵撤走，逃亡的人蜂涌而上。
这时，一场搏斗即将发生：有一位男子歪坐在梁太太座位的把手上，不知他经过多少奔波，已经疲劳得双眼难睁，直往梁太太身上靠。梁太太生下孩子不久，身体弱，叉不敢吭声惹那人。
梁肃戎也不敢斥责他，唤醒他说：
“我们两人轮流坐，我站一会儿，你也站一会儿l”那男子生气道：
“靠她一会，你还不愿意，我站着好了。”梁肃戎一家七口人，老弱妇儒都有，又不知根底，怕得连连说好话。
那人脾气口气大得吓人，到了一个叫镇江的火车站，他下车了，马上指使一批人冲上来要把梁肃戎抓下去。
几位立委告诫那男子：
“不要胡来，这不是你随意动的人。”那人听出话音，也不示弱，手拍胸膛挑衅：
“我是国防部点兵官，到镇江点编队伍，我可以扣押这列火车！”说罢，那人竟然从窗口钻进来，二话不说，就踹了梁肃戎一脚。
跟梁肃戎在一起的陆军上尉王良，是昌图人，见状，奋不顾身地抱住那人，口说：
“别打，别打！”那人的手下，由于车上人多挤不过来，这时火车启动，大伙把那点兵官抛出窗外去了。
到了上海，梁肃戎和莫寒竹、王大任三家二十多口人挤到一幢房里打地铺。
这里是《时兴潮》杂志社的办公大院，它的原址在重庆，日本投降后，迁到上海静安寺路的这个花园大院。
这时正值农历年前，中国传统的节日气氛已荡然无存，他们筹划的是怎样尽快地从海上或空中飞到台湾。辽宁的徐箴和齐世英是朋友，他认识太平轮的人员，打算不花钱或少花钱安排梁肃戎和王大任、奠寒竹等乘太平轮从海上去台湾。粱肃戎的太太生孩子，身体甚弱，不想立即启程，想满月再行；梁肃戎一看：太平轮启程期间，正是过大年，船上不会太方便，便说：
“我们别讨便宜了，过完年再走吧！”徐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携妻与儿子乘太平轮而去，结果，太平轮途中沉没，他们无辜葬身大海中。
梁肃戎与莫寒竹、王大任等二十几口人在年后，乘中兴轮顺利抵达台湾。
李宗仁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予合作。趁李宗仁主张与中共和谈之机，蒋介石暗中让内阁要员离开南京到上海，决定把行政院迁到广州，并向李宗仁保密，蒋介石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省，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泸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
1949年5月下旬，已移至台湾和杭州的立委有的飞至广州，支持渗透了蒋介石意志的而表面被李宗仁掌持的政府。梁肃戎先后两次从台湾飞达广州，客观与主观上都已经起着反李亲蒋的作用。
5月30日，李宗仁提议居正为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梁肃戎和所有到会的立委却一起投了反对票，一票之差，把居正选下；李宗仁无奈；蒋介石又于6月1日提议阎锡山为行政院长，次日，立法院以200票对50票通过。200票中也含梁肃戎的赞同票。蒋介石十分高兴，立即邀阎锡山到台湾面商一切要事。居正组阁，不会迁都，阎锡山组阁，必然与蒋一致，迁都于台湾。
粱肃戎举家迁台，跟随蒋介石的意志已坚定不移。
家迁台湾，他又两次从台飞达广州，这表明：梁肃戎走近蒋介石。
03落泊台中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国民党二百万大陆人员从海上和空中涌入台湾。蒋介石于1949年6月24日退驻台北草山，7月23日决定成立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长官公署，以陈诚为长官，12月8日，国民党政府迁设台北，蒋介石组成新内阁，陈诚任“行政院长”，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周至柔任“参谋总长”兼“空军司令”，根据各县辖区的面积、人口和经济条件改设十六个县，五个省辖市、一个管理局，三百六十一个乡镇及县辖市。
顿时，物资紧张，物价上涨，冶安混乱。失败主义情绪到处弥漫，不少富实人家纷纷迁至海外和港澳地区。
国民党惊魂未定，统治不稳，内部派系林立。下层组织涣散，只有党部，不见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梁肃戎全家到台湾无处落脚，听说台中房价便宜，便到台中，那里用三两金子可以买到一幢像样的房子，他连三两黄金也没有，只好住入旅馆。住店总不是长久之计，和莫寒竹、王大任分头出去找房子租，没钱就不敢选好房子租。他在台中一条巷子内找到一处小房，隔壁是磨米坊，每天尘糠飞扬，这样的房子原先不值半两金子，可是这个小房不租，给一两金子就卖。梁肃戎连钱也没有，更谈不上金子了。租房没有，买房没钱，眼看别人都陆续搬出了旅馆，不愿求人的他，此时垂头丧气。
那几位委员早在上海时听齐世英说过：“这些委员朋友里，只有梁肃戎没有钱，你们谁有借他点，我会负责还的。”几名委员合计：五十块美金可以买一两金子，找二十个人，每人捐五块美金以凑足金子帮他买下房子。
梁肃戎高低不白要人家钱，说借可以。
这时，又遇到一位贵人，他叫金崇伟，是昌图蒙古族放荒者金五老爷的后人，系国民党国大代表，与梁肃戎有乡情，说；“不要费口舌了，我给肃戎一两金子”。
没等别人开口。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锡铭拍着手掌制止大家停止说话：
“我拿出一个金条，不过，这金条是大家的党费，你用多少切多少，以后要还。”就这样，梁肃戎买下了这幢不起眼的土砖结构的小房。也是心急，等交完钱要搬进去的时候，才发现里面住着一家人，说这幢房他租用的，房子内部有他装修等费用，讨价还价，费了许多周折，又给了人家一些钱，才算住进去。
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梁肃戎患了一种叫助膜炎的病，又缺钱医治，整日发高烧，茶饭不思，化脓出水。
1950年3月，这一天，陈立夫登门来探望抱病在家的梁肃戎。
梁肃戎躺在床上，一家老少，参差不整，地上落了一层糠尘。四壁空空，一付凄惨景象。
陈立夫心情酸楚，百感交加，坐在床头前的小板凳上听着梁肃戎在东北期间的工作汇报，之后，沉重地说：“你们那样辛苦地工作，我现在才清楚。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沉思一会儿，陈立夫说：“肃戎，你的病很重，要想办法医治。”梁肃戎一腔苦楚，无法诉说。经济的原因导致他躲入这个小房，也致使他病情不能医治，可他叉无法提钱。
陈立夫为什么把梁肃戎挂在心上呢？国民党仕途上的人物都在经营着自己的势力，蒋介石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打仗总是把异己的部队派上前线，各将领有私人军队，战场上总是把别人的部队抛向火线，做自己的屏障，谁不这样，谁就丧失实力，没有立足之本。陈立夫长期把持党务，结党营私，故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