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北。
原要请陈丹青先生作序，惟出版在即，丹青先生又忙。三三诸人，也各有所忙，亦恐等不及。
去年冬天，木心先生讲述的《文学回忆录》出版影响颇大。此前，我费尽心思寻求胡兰成先生1976年夏天在朱家隔壁为一群文学青年讲述《易经》时的授课录音，遂因此联络上许多亲炙过胡兰成先生的弟子。可惜时至今日，录音资料多已不存，而三三诸君当年都年轻，笔记也无。
迟后的1989年，木心在纽约为陈丹青等一群旅居海外的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这在精神血缘上，与胡先生之与三三后学几近相似。这部《中国文学史话》虽不是授课记录，但也算那一段时期里胡先生对文学的反省。如今得以再版，可与《文学回忆录》成为双璧。胡兰成的套路，自与木心有别，但他们两位身上流淌着的都是传统的血液，似有一种相应。一在日本，一在美国，在文学的阐述上遥相呼应而又互相弥补。这在我看来，即是陈丹青先生所谓的文学上的血亲之缘。
因蒋经国不容，胡兰成先生于1976年11月返回日本侨居。此后，他与台湾的年轻人书信往返不断，通过他的书信指导，朱天文、仙枝、马叔礼等年轻后辈由朱西宁直接指导，创办《三三集刊》，追求起文章建国的大志。为激励青年，胡先生亲自撰文指导，遂有此书《中国文学史话》。实际上此书亦可说是胡先生写给三三后学的文学教材。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士志于道而游于艺，中国文明向来是“道艺一体”。此所以胡兰成先生常说礼乐文章，既言文章华国，又说文章小道，志士不为。前此，北京晨报一记者问我：“你觉得胡兰成与当下的作者有什么不同？”其实这本没有可比性，但要说胡兰成身上的光亮，更多的在于他对传统的一脉相承，并能够随处翻新。不用说当下的作者，就是民国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亦鲜少有人能真正如胡兰成这般将文史哲诸学问熔于一炉。所以胡先生虽谈文学，岂又止是就文学谈文学？
“诗言志，歌永言。”文章不过是兴，文学亦不过是个载体。
胡兰成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复兴，而所谓文艺复兴亦仍不过是人世的大兴，为的是要借此施展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三三”，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组织，甚至胡先生原要的并不是文学。它是《苦竹》还魂，是《风动》之延续。
胡兰成一生关心的是政治，而他一生际遇离不开文学。1944年10月，胡兰成与张爱玲在南京创办《苦竹》月刊，除张爱玲、炎樱、路易士等人的支持，其余文章皆胡先生一人化名撰写，所谈者无非国事。《苦竹》月刊因战乱及胡张二人感情的变化仅维持到第三期。
至1971年，由胡兰成主导的梅田学堂机关报发行，他为之题名，并意气风发地写下创刊说明：“‘风动’出自‘四方风动’，即风席卷四方，变成大风，将撼动世界。”此年胡已六十六岁，却仍是满腔没有名目的大志，天下事犹未晚似的。他在《风动》创刊号上发表《天下有新事》，纵论国际政治问题。此后《风动》每一期必有胡兰成先生的高论，乃至他与数学家冈洁的《世纪的对谈》
都在此连载发表。《风动》月刊自1971年至1973年发行到第二十九期。（之后更名为《いき》，与胡之关系渐远。）胡先生的弟子们所办的《三三集刊》虽不是他亲自参与，却仍是昔年理想的延续。他说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
士的文学即是道艺一体的文学，文学不光是小情小调的抒发，而是要为古来的修齐治平所用。所以在胡兰成的构想中，三三有着士的胸襟与抱负，在日渐西化的时代里，他仍坚信“唤起三千个士，中国就有救”。所以他通过三三的文学活动，广结善缘，曾写信给三毛、陈若曦等人。
胡兰成先生从小就有一种士的情怀。他出身于江南农村，祖父是太学生，父亲颇有诗才，又自幼受他母亲的民间诗教。《诗经》言兴，民间最无名目的口头吟唱，却是最好的兴。如他母亲的顺口所念，胡不相干，无边无际，却是音韵俱足。青年时代的胡先生崇拜过鲁迅，但他能毫不间然地平视鲁迅，他之能淡然地评鲁迅，皆在于他有高过鲁迅的士人情怀。他的早期文章，私淑梁漱溟，而他日后与梁漱溟相交，也能视如平人。前此有人问，同是绍兴人，胡兰成与周作人、鲁迅之差别在哪里，我以为他们最大的分别在于士的情怀。周作人与鲁迅是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是城里人。而胡兰成是农家子弟，正因为在民间的底处，却更好地保存了士的元气，沐浴了五四新风，而没有受五四之害。
《中国文学史话》开篇即辩明了东西文学之始分，他说“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学界有人批评胡先生妄议西方，而他真正是西洋人的知音。他说“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这样的话乍听似不对，细细品味，却要惊为天人之语。胡先生引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一下子解明了文章之道。大自然的法则，即是文明的法则，亦即是人世运行不悖的法则。“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
书中谈及日本的部分，加上之前《建国新书》的《文章篇》，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文学最高的评论。而胡兰成先生对中西文学所持的态度，正和他的文学史观一致，有着极高的境界，非尽能被传统割裂了的今日文学者所能接受，但纵使今日的文学者亦没有足够的底气来反驳他。书中收录他评鲁迅、周作人，及评张爱玲诸篇，于今日而言，也都是一流的评文。
二〇一三年端午于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