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人民在意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在意其办事的公道、有效率，在意其不贪污、不挥霍。至于其外表的形象，只要能过得去，也就没什么讲究不讲究了。有些领导干部认为通过策划，可以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说到底，塑造的只是外在形象而已。如果将领导干部形象等同于外表形象，就显得没有什么道理了。领导干部形象，从本质上讲，是用自己为官一任的实际行动树立起来的。说实话，办实事，心系群众，一心为民，在人民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口碑，这才是人民群众欢迎的领导干部形象，才是领导干部们应该追求的良好形象。
第二，必须掌握媒体的运作规律。媒体是一种职业，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模式，领导干部必须要尊重媒体的运行规律，不能过度而频繁地干预媒体的日常事务。由于受到计划经济年代政治思维的影响，我国的一些领导干部简单地把媒体当作政府的“喉舌”和“工具”。新闻事业具有阶级性，新闻事业应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媒体理解为“喉舌”和“工具”，就会报喜不报忧，任意拔高新闻，最终因忽视公众，而削弱了宣传效果。对于一个政府来说，特别是一个民主政府，信息是维持其运转的基本要素，所以官方信息很容易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准确及时地了解这些有用的信息，人们就不能有效地参与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了。所以，领导干部应该在尊重媒体运作规律的基础上，及时发布公共信息，在双赢的基础上引导公众作出积极的判断。
第三，必须由民众来设计领导干部形象。据报道，某地有一家会所专门提出了为领导于部策划商务形象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几乎囊括了领导干部所有外在形象策划设计和服务。尽管收费不菲，但仍挡不住一些领导干部追求美好形象的脚步。应该说，领导干部媒体形象是时代的流行色。形象本身并不是坏的、恶的，坏恶与否根本还在于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干部们。其实，无论哪个时代的领导干部，其形象都不是自己能够设计策划得了的，都是由其治下的民众来设计的。
一套衣服、一双皮鞋、一个皮包，动辄成千上万，衣冠楚楚的形象不但华丽而且高贵，这恐怕不是人民公仆的形象，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欢迎的形象。作为领导干部，是追求一个徒有虚名的外表形象，还是追求人民群众欢迎的货真价实的形象，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领导干部媒体形象需内外兼修
在媒体力量的影响下，我们进入了一个注重形象塑造的年代。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会关注自己的形象。作为领导干部，受到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影响，开始注重自己在媒体面前的言谈举止，以期待获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可以说，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是政府形象的人格化。领导干部是政府行为的实施者，是沟通行政主体与公众的最重要的活的纽带。因此，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领导干部就是政府形象的缩影，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他们个人，而且代表政府。每一个领导干部也都是政府形象的生动载体。
领导干部的形象作为一种公共形象，不只是外表形象，而是“物理”形象、“形体”形象与“人格”形象、“伦理”形象的统一。前者是指一个人的形体外貌，是后者的物理基础;后者是指一个人多元因素构成的精神品，表现为形象所包蕴的伦理性和评价性，是一种被社会评价、认同的正义性、价值性的东西。从体形、服饰、容貌到发型甚至语言，这些外在的东西往往能直观地给人以强烈的第一印象，因此古今中外的著名领导人大都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形体形象。事实上，大凡成功的领导人的公共形象，必然是那种被公众所广泛接纳、广泛认同、广泛信服、广泛拥戴的形象，必然以其真理和人格的力量而具有巨大的心理说服力;而大凡有着“信任危机”的领导人，必然承受人们心理排斥和心理逆反的压力。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之光，最为根本的，是来自于他们内在的人格之美、人性之美、人情之美。
领导干部媒体形象一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穿着形象。生活中人们强调“第一印象”，而穿着是决定“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很多领导干部在不同的场合，其服饰会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在外交场合往往是西装革履，而深入民间的时候则一身素朴，轻装简行。在媒体报道中我们会发现，国际政坛中的大国领袖们，他们非常重视服饰和外表的策划，在很多政治事件中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布什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他会见军方将士的时候，经常身着迷彩服，挽起衣袖，给人以干练坚决的印象，塑造了一个“战时总统”、“反恐总统”的形象。
第二，职位形象。我国政治生活中，领导干部形象虽然受个性因素影响，但更受职业角色所规范。处在特定的行政环境中，程式化的传统领导干部形象往往会在无形之中发生作用，影响各级领导干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求同的同时注意求异，在合理的范围内突出自己的个性魅力和政务特色。
第三，工作形象。领导干部在日常行政过程中显现出的行政风格，就是他们的工作形象，亦即政务形象。一般来说，下列风格会影响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一是抓小失大、事必躬亲的风格;二是违背民意、一意孤行的行为和风格;三是不符合身份、职级的“常识性错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领导抓的事情，事之大小主要是从全局性和方向性角度而言的。
第四，会议形象。现代许多会议都由媒体公开报道，会议不仅是行政过
程中重要的行政活动，也是公众了解领导干部风格、能力和形象的通道。会议，既要“会”，也要“议”。有会无议，会而无果，这样的会议必然影响政府及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该开的会要开，但开一个会就一定要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产生好的效果。当然，会议一定要节约成本，控制质量。同时，要少开会，能不开的尽量不开，能开短会的尽量短，做到少而精。
第五，视察形象。在我国，视察调研是频率很高的行政活动，是展示领导干部形象的重要平台，也是稍不注意就会影响形象的场景。尤其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视察调研，前呼后拥、兴师动众式的视察调研，只看亮点、装扮作秀式的视察调研，都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视察调研都要有主题或“问题”意识，着眼于了解真相、解决实际问题，力避作秀和形式主义。无论是“低调”的深居简出，还是特定情况下的高频出镜，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到恰到好处。
第六，言语形象。现代领导干部都应该用民主的手段来行政，重视寻求媒体支持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而媒体传播虽然没有强迫性，但是它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左右公众的议题，进而赢得公众的支持。所以通过媒体说服公众，已经成为了新一代领导干部的重要工作。言语形象主要体现在领导干部的讲话和书籍文稿中。在今天的传媒政治时代，领导干部言语形象的重要性，几乎可以不用明说。作为现代的领导者，不仅要会讲话，能够脱离稿子讲，能够随意交流讲，能够如数家珍讲，而且要能够发挥语言的独特魅力，并尽可能能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言讲。至于书籍文稿，更要体现个人风格，避免千篇一律。
1971年，乔冠华率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一位心怀鬼胎的西方记者恶意提问：“乔先生，你对大会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有什么想法，是否感到突然?”乔冠华义正词严地说：“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来说，这叫水到渠成。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而是像鸵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便以为自得其乐了!其实呢?它往沙堆里钻得越深，就愈显得它不聪明。臀部还露在外面嘛!”乔冠华的一席话一针见血地批驳了西方某些国家的“鸵鸟外交政策”。
第七，危机形象。领导干部现场反应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是自身媒体形象的综合反映，它直接决定着领导干部媒体形象的最终定位。现代社会突发事件防不胜防，事件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大，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面前的作为，将直接影响公众对他的整体看法。随着世界变动的加快，变动失序的几率在加大，领导干部应该有“危机常态化”的意识。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危机具有集合效应，它能够激励公众放弃分歧，采取统一行动应对危机。此时，如果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公众很容易和他站在一起，从而提升领导干部的号召力。
领导干部面对媒体要有“镜头感”
“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在聚光灯下，在媒体的镜头面前，我们的总理侃侃而谈，字字珠玑，谈笑风生中透出的儒雅气度、为民情怀，无不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在佩服温总理口才与智慧的同时，也不禁为总理精湛的“镜头感”叫好。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时期，也有少数干部在面对媒体记者、公众的时候却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条理不清晰，语言不流畅，越讲越不自在”，好事讲不明白，差事越讲越糊涂，如此种种缺乏“镜头感”的表现，让不少群众产生了“是不是心里没底才发虚”的疑问，影响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