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战争论》在大局观方面，受到克劳塞维茨本身的经历影响而有所不足。
但是毫无疑问，《战争论》本身可以完全算得上是克劳塞维茨一生的经验总结。
而在另外一方面而言，假如说《战争论》算得上是战术的著作，那么马汉的《海权论》则是算战略上的指导书。
当然，《海权论》在一方面而言，也有所不足，就如同其书名一样，《海权论》很少会系统性的描述陆地方面的战略体系，而更多地是描述海权方面的战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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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马汉”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海权论》的精华之一。
而在详细论述这一方面的情况，马汉进行了自己的理解说明：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
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
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
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
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
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
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
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
从马汉的这部分描述而言，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马汉对于海上霸权这一点是相当推崇的。
因为马汉清晰的认识到，海上霸权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会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崛起。因为海权的确立，在某个意义上同样也是正式确定一个有着相当优势的战略环境。而在这一点，马汉引用了英国在确定其海权掌控者之后的情况进行阐释：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后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的必要性与为维护其独立而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法国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有时尚能明智，有时就十分愚蠢，这无论从其海洋还是大陆计划看都是如此。这些军事行动徒费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对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汇合，而要这们做，他们得经常承担风险，并且时常遭受损失。美利坚合众国濒临两洋的位置也就要么成了巨大劣势的根源，要么成了耗资无度的原因，如果在两岸它都有其规模庞大的海洋商业利益的话。
由于其广阔无边的殖民大帝国，英国已拱手让出了在其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正如为事态所证实的那样，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崛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英国的力量能够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聪明的威胁时，正如同其时常所为那样，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就去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从而影响其与盟国的联合。
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它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以前，这还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严重的因素；然而，后来，蒸汽与其港口的改进缓解了这一法国曾一度遭受过的劣势。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少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英国港口，他们明白，直至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这样他们也正好由大风将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态中更为明显。这一点直至最近才被冠以破坏商业的名声，法国人称之为“游击行动”。这一战争行动，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
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便利于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具有港口，其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易枢纽之地出发，进退有据。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然而对于这种非常规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因为其本质就在于集中力量，而对于破袭商业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
商业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诠释。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于其港口。在美国，公众舆论对于针对敌手的贸易始终抱有很大的信心，然而，必须记住这个共和国并无十分接近海外商贸大中心的港口。因此，其地理位置对于成功地进行商业破袭战格外不利，除非它能够在一位盟友那里找到合适的港口。
除了有利于进攻之外，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本身，而与此同时，它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十分明显，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这再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所处的位置，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因为大帆船总是紧贴着英国海岸而动。进而言之，这类北方贸易对于海上霸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影响，因为正如通常它们所被称呼的那样：海军的仓储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波罗的海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