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化宋代金银器的主题纹饰源于现实生活，形象逼真，丰富多彩，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装饰中花卉、瓜果是最常见的图案，应用最广泛，品种多达三十余种，如牡丹、石榴、桃、莲子、佛手、海棠、荔枝、竹子、灵芝、樱桃、葵花、山茶等。这些图案瓜果连绵、茎蔓缠绕，花枝招展，逼真细致，意喻繁荣昌盛、幸福美好。禽兽、昆虫也较常见，主要有狮子、仙鹤、龟、鱼、蝴蝶、蝙蝠等，隐喻健康、长寿、富有诗意。宋代金银器还舍弃了唐代那种单一的团花格式，采取了因器施画、造型和装饰和谐统一的装饰模式，如曲瓣花形的碗、杯、盏等器皿，纹饰一般依形体花式而定，而以团菊或莲花造型的碗、盏，则多将器底饰作花蕊，而在器壁装饰花瓣，使整个器物形似整朵菊花或莲花。总之，宋代金银器工匠注重写实，力图使造型和纹饰统一和谐，开创了宋代金银器活泼、写实的作风。
二、马可·波罗行见记
元代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随其父来到中国并居留了30年，回去后，口授一部书，人称《马可·波罗游记》。该书记载了马可·波罗在元朝南北各地旅行时的所见所闻，甚有趣味，曾引起哥伦布等西方人对东方神秘王国的向往，以致为了寻求黄金、香料，而大规模地进行环球旅行，虽然未能到达中国、印度，但却发现了新大陆，可见此书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
《马可·波罗游记》中多处提到了元朝的金银珍宝，今择几处介绍于下。
关于蒙古人的婚姻，他记载说蒙古人只要财力丰裕，足够赡养，可以娶妻多至百数。娶妻时，要赠金银财宝等聘礼给岳父母或其妻子。
对蒙古大汗宫殿的辉煌富丽程度，马可·波罗十分惊讶。他来到成吉思汗驻夏之所的上都，见大理石宫殿内都涂有金子，饰有各种花木鸟兽，另在草原中还有一用竹子搭成的宫殿，里面也涂有金子。这两个宫殿建筑之巧、技术之高、装饰之美，“见之足以娱人心目”。来到汗八里城即元大都城（今北京），宫殿更大，从未见过。宫殿建于高台基上，虽无楼层，却建得很高，宫墙及房壁上涂满了金银，真是富丽至极。
成吉思汗宴饮时也使用金器。在成吉思汗宴请臣僚、外国使者的宫殿里，摆有一个纯金制成的大酒瓮，瓮大足以容纳一桶酒。饮酒时，先将大瓮里的酒倒入小酒瓮内，然后再用纯金制的大杓舀酒，接着把大杓和带柄的两个金盏，放于两人之间，使坐于两边的人可以很方便地取酒。舀酒的金杓很大，一杓酒足以十人饮用。马可·波罗对成吉思汗宫殿内所藏的金杓盏等金银器皿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巨感到非常惊讶，说“未亲见者未能信也”。
成吉思汗奖赏功臣也多用金银器。他在讨灭乃颜后，在大都城庆功行赏，按将臣们所任旧职和战功大小分别赐以美丽银器、美丽甲胄以及金银珍珠宝石马匹，赐予之多，竞至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还来到云南大理附近，这里砂金很多，百姓以淘金为业，还习惯把金子打成牙套，套于上下齿上．所以他们一说话，就露出满口金牙来，这个地方因此被叫做“金齿”。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最详细的大概要数元代的金银符牌了。
符牌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用于处理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用金、银、铜、铁、木等不同材料制成。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伪，如兵符、虎符等。唐代改用鱼符，宋代以后已皆用牌。元代时，据《元史·卷九八·兵志记》：“国初典兵之官……万户佩金虎符，符跌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
马可·波罗随其父见到成吉思汗后，谈了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奇闻轶事，深得大汗的赞赏，于是为方便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行，特赐给他们金牌，牌上有文字，说明使臣三人所经过的地方，都必须供应所需要的物品劳力，如马匹、向导及保护的人役等等，所以，马可·波罗一行一路旅行，畅通无阻，供应无碍。
符牌作为一种赋予特权的信物，有时还作为一种赏赐之物赐予臣下。如成吉思汗在讨灭乃颜后，给将臣们行赏时除了赏给金银财宝外，还加给了牌符。牌符的形式如下：百夫长及千夫长的牌符各重120钱，万夫长的牌符为狮首符，亦重120钱。各符还来力刻文字“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不从命者罪至死”。元代10万人的大藩主或一军之统帅，牌符重逾300钱，上面文也同上述一样，文下刻一狮子形象，狮下刻日、月，再下勒刻持此符牌的特权，符的背面则刻命令。持此牌符者，骑行时，上面应该有伞盖，遇坐时，则要坐于银座上，以示尊贵非凡。成吉思汗有时也赐给大藩主以海青符，持此符者，有如大汗之权势，所至之处，取良马及其它物品，可以随心所欲。
三、精品出东南
元代的金银制作业中已经出现一批名人名品，元陶宗仪《辍耕录》记“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色者，有嘉兴朱碧山、平江谢君余、谢君和、松江唐俊卿等”。这些名匠的作品，迄今未见出土，传世的也极罕见。现仅见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传世器银槎，是元代最负盛名的银匠朱碧山自作自用的一件槎形酒杯。此杯高18厘米，长20厘米，重616克。槎造型如枝干权桠的树，纹如桧柏，予人苍桑古老之感。槎上一老道，宽袍长须，正倚坐捧书，面带微笑，凝目阅览，神态超凡脱俗。正面槎尾有“龙槎”刻字，口下亦刻有“贮玉液而自畅，淫银汉以凌虚，杜本题”行楷15字；下腹刻“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刘伶，知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五言绝句一首；槎尾则刻作者楷书款识“至正乙酉，谓塘朱碧山造于东吴长春堂中子孙保之”，另有篆书“华玉”印记。此槎及人物，系铸造后焊接成型，再加雕琢而成的，具有雕塑和文人书画的双重艺术效果。它造型独特新颖，意韵恬静超脱，充分表现了作者的人品修养和独特的个性，是集高超技艺和个人情怀于一体的艺术极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吴门桥元末曹氏墓中出土的一批金银器，这不仅是因为苏州是元代金银器手工业的中心，而且因为曹氏是元末割据势力吴王张士诚之母，等级极高，故这批金银器足以代表元代金银器手工业的最高水平，也足以说明元代金银器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张士诚，元代泰州人氏，少以操舟运盐为业，后聚众起兵，攻下泰州、高邮，自称诚王，号大周。后屡败于元右丞相脱脱，遂于公元1353年渡江南下，攻占常熟、平江、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于是建都于平江（今苏州）。公元1363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其统治范围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拒汝、颖、濠、泗水，东薄海二千余里，占尽元代繁华富庶之地，拥有带甲之兵数十万，盛极一时。1364年，另外起兵的朱元璋攻灭割据楚汉之地的汉王陈友谅，挥师东征张士诚。1367年，张士诚被朱元璋攻灭。
据哀册所记，张士诚母曹氏亡于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而其父早死，原葬于老家泰州广陵九龙口。曹死后，张士诚迁葬其父于苏州吴门桥，与其母“合葬”。
也许是迁葬的原因，张父棺内除了一条金扣玉带以外，别无其它金银器随葬。带子皮制，面缀洁白玉片，分两节，长节两端各有金带扣，另一节两端无扣，端首呈蹄形，护以金片，金片刻饰细致海波纹，玉片和金片或穿或钉固于带上。
此带显非实用之物，而应是象征等级身分的装饰物。张母之棺封闭严密，尸体除眼珠、鼻梁、面颊部分腐烂外，肌肤保存尚好，呈白色。棺内随葬丰富的名闻天下的苏州锦缎丝绸衣被，还葬有成套的金银首饰和生活用具，足显女主人生前珠光宝气，奴仆群拥，豪华富贵的生活。曹氏头上戴有一华丽精致的金丝冠，冠呈诸葛冠式，高13厘米，宽24厘米。冠壳用竹丝、藤条编扎，表蒙麻、绢，上缀孔雀翠毛。华冠最外面用九根金丝弯曲成回旋状，冠前沿缀饰桃形镶金边玉饰5块，玉饰上分别刻有虎、鼠、兔、牛、羊五个生肖，以虎居中。揭去华冠，可见曹氏头发上满插金银笄、钗，共有金钗1对、金笄1支、通体鎏金银笄1对。两耳还坠吊嵌菱形翠石的金耳环，左右手臂则各戴二龙戏珠金手镯一只，左手食指套戴连续螺旋的金戒指一枚，两手心还握有圆形金片各一，金片上为圆形，中间各有“日”“月”字，下为浮云饰。曹氏腰部束有黄绢绸包裹的皮带，一端有银带扣，另一端有银铊尾，带上套有两个银环，环上悬挂有料珠连缀的玉坠饰，分呈扇形、菱形、半月形、圭形、桥形。尸体下垫有丝棉被三条，最上一条缀铺“明道通宝”金钱二枚，中间一条铺有“明道通宝”“胡道之宝”银钱24枚。随葬的生活用具都是银制的，曹氏头右侧有盛有整套银质梳妆用具的银奁1件、银碗筷各1副，足端则随葬银质镜架1件。
银奁通高24．3厘米，出土时外用黄绸包裹，形呈葵状六瓣形，共有上中下三层，各层之间有子母口套合，盖面和器身外壁刻有牡丹、迎春、日葵等花草纹。上层盛放银刷两把、银镜、银剪和银刮片各1件。银剪与现代铁剪别无二致，无刃口，全长16厘米，显非实用器。银刷大小各一，大者形如长板刷，柄端宽弧，柄部正面刻画牡丹卷草纹，刷毛系黄棕，穿结于竹片上，竹片再插嵌于刷首的长方形槽内。小刷形如牙刷，柄部窄长收尖，刷毛刷片同大刷。银刮片面刻牡丹花，上施鎏金。中层内置银圆盒4件、小银罐1件及大小银碟各1件。圆盒均直口盖，直腹平底，盖面刻画丽春百草花，上施鎏金。这些圆盒内分别盛有粉、胭脂、黄绸粉扑，故都是化妆盒。银罐广肓小底，器盖下联一小勺。银碟大小有别，皆作葵形，碟心饰团花。下层盛有银质梳、篦、脚刀、小剪刀、水盂各1件，另有银针6根。银水盂有盖，盖作复瓣荷叶形，梗茎作曲钮，盂身直口短颈，广肩底凹，器身刻饰团花数朵，高8.8厘米。银奁下有银托盘，口饰缠枝花一圈，盘心刻画海棠花纹饰。
曹氏墓中最精美独特的大概要算是银镜架了，镜架呈折合式，由前后两个支架构成，高32．8厘米，宽17．8厘米。后支架为主架，上部作坊式雕镂，顶为如意框栏，内镂“凤对牡丹”图案，顶端中央为一流云衬饰的葵花，整个框栏似寓意“丹凤朝阳”。顶下以浮雕团龙为中心，左右各饰透雕牡丹花，而四角则各有一柿蒂形透漏式窗框。前支架为附架，底部与后支架间有活络底板，板上饰浮雕鸟雀花草。上部与前支架间也有活络方形面板，两角伸出两钩，使用时可钩入后支架团龙侧的两个圈眼，使面板形成一定角度的斜面。面板中心为六瓣形图案，凸雕太阳和象征月亮的宝兔，间饰云纹和灵芝花草。
银架的用途，因取奁内银镜放于上面板内，颇为合适，故可推测为镜架。此镜架设计巧妙，构思独特，制作中又融合了锤打、镂空、錾刻、模制、凸花、鎏金等多种工艺技巧，既实用又雅观，实为世所罕见的珍品。
四、金玉良缘
明代手工业匠人工艺水平比较高，他们除了能制造精美的单一质地的金银器和玉器外，还十分注意利用不同材料的特点，结合人们的审美心理，巧妙地制造出复合材料的艺术品，使内在和外表和谐地体现出最佳的艺术效果。这样的例子可举出定陵的金托金盖玉碗、金托玉爵、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和江苏苏州出土的金蝉玉叶，它们都是结合了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最美的材料金和玉的产品，有的还镶嵌了红蓝宝石，可说是美的统一体。
金托金盖玉碗出土于万历皇帝棺内，通高15厘米，金盖、金托共重473克，玉碗重337．5克。盖面呈阶梯状，分三层，均镂空，云纹作地，上饰浮雕的数龙逐珠图案，盖顶为莲花形钮，花蕊嵌红宝石一块。金托盘内錾刻的纹饰也是云纹和龙戏珠纹。玉碗敝口，圈足，洁白莹润。
金托玉爵也出土于万历皇帝棺内，高14厘米。托盘为圆形，盘内底浮雕海水云崖及二龙戏珠纹。托内中心有一树墩形柱座，座上插立元宝形玉爵。金托盘沿、盘内底及墩形柱座上共嵌镶红蓝宝石26颗。
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出土于孝靖皇后的棺内，通长5．8厘米，重5．5克。耳环金质，呈钩形，下垂一红宝石．红宝石下为圆雕的捣药玉兔，双耳竖立，前肢抱一玉杵，下连玉臼。兔身浅刻细毛纹，两眼镶以红宝石。兔下为云状金托，分嵌三颗宝石。耳坠的装饰题材系取自民间玉兔在月宫捣药的美好神话传说，构思巧妙，用料精当，形象真买生动，不愧是宫中珍宝。
明代的金银首饰以南方制作水平为高，其特点是精细小巧、构思精美、用意深刻。除前面提到的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墓中出的金丝堆累的楼阁人物金簪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金蝉玉叶。
此物于1954年5月出土于江苏苏州太湖之滨五峰山博士坞的一座墓葬之中，墓地为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进士张安晚家族墓地，出土位置在死者头部，同出者还有银笄、金银嵌宝玉插花、银柄等物，可见使用此物者应为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