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三次世界大战”：“城市圈”在战斗
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不再只是企业、城市或者国家，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竞争模式已经出现，那就是大城市圈间的“战斗”。
先看一些数据：在世界级城市圈中，我们熟知的有美国的大纽约区、五大湖区、芝加哥区、大洛杉矶区，日本的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英国的伦敦城市圈，韩国的首尔区，德国的鲁尔区，法国的巴黎区等。这些地区都成为一国经济增长极，是这些国家的物质支柱，甚至发展的精神支撑。美国三大城市圈的GDP占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日本的70%。而中国三大城市圈（“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的GDP也占到全国份额的近40%。但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中国整体国力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未来城市发展必定更进一步向城市圈和城市经济带延伸，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战略平台，所以“珠三角”城市圈的分工合作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区域内大部分城市平民的“愿望”。
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作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城市圈作为国家在空间上的集合，又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在一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城市圈间的“携手合作”与“互扳手腕”更具大气象。
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各国栗栗危惧，各大城市也在风雨中飘摇颤抖，珠三角的东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曾经领一时之风骚的明星城市，它的未来已被“唱衰”成一个“无解的5次方程”。东莞只是一个缩影，“珠三角”九城唇亡齿寒，“长三角”一样面临危难之秋，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有点惊悚与恐惧。
危机在西方世界进一步蔓延，“魔都”华尔街的邪恶越发肆虐，东方世界也升起了阴霾，像“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这样的经济重镇，该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圈的一体化来抵御风险呢？
仅仅闭门造车或者想当然是不可取的，借鉴世界各大城市圈的经验，更进一步理清思路并抱团取暖，才能在世界版图中纵横捭阖，成为全球城市圈新的一极。
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城市圈？城市圈的基本特征是城市间的一体化，一体化是异常重要的，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城市圈。举个例子，世界最著名的城市群之一，北美五大湖区（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50名老大每年都会聚集一堂“湖中论剑”，这“五湖联盟”必须花上两天时间切磋交流五大派间的利益，达成一致意见后再来分配自身利益。“五湖联盟”并非没有利益冲突，他们之所以团结起来，原因很多：恶性竞争曾让他们五败俱伤；现代工业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五大湖地区水资源带来威胁；来自世界范围内城市竞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2002年，芝加哥市长戴利牵头要在一体化上更进一步，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城市圈才有可能面对更多问题，他号召区内各市市长共同参与，互换信息推动合作，并让美、加两国政府听到来自大湖区地方政府更强的声音，从而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经过近六年发展，“五湖联盟”已经成长为一个跨国界城市组织，拥有美国、加拿大两国近50座城市为其正式成员，其中大型城市包括芝加哥、多伦多、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五湖联盟”成为美国、加拿大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其发出的声音与纽约经济圈一样振聋发聩。不论大都市还是小城市，联手应对未来的挑战会使他们变得更强大。
所以，同世界级城市圈相比，“珠三角”存在的差距不仅表现在GDP总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一体化上。城市之间没有表现出一种联盟的力量，没有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这种差距制约了该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世界级城市圈都是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城市间的联合让分工更加紧凑细密，尽量减少重复建设。正是因为联合，纽约城市圈才有完善的产业分工，东京城市圈的崛起更是将一体化作为其终极目标，而美国的“五湖联盟”同样是将弱者的“任督二脉”打通。
反观中国的城市圈“珠三角”，产业同构、市场分割、基础设施低效能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多年的积累让中国城市在“硬件”建设上接近，甚至部分超越世界先进水平，这点从深圳与香港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来，后发优势让深圳更现代更张扬。但是个别城市区域发展水平很高，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并不是什么好事，“孤岛效应”反映的正是发展不均衡。除了硬件，在“软件”建设上的联合更重要。不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理念不一样，相关的制度、观念、体制、政策等等都各不相同。这些“软件”对城市间造成的内伤如“七伤拳”一样，制约着硬件设施的功能发挥，从而影响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珠江治理之所以如此艰难，就是因为一体化不够。珠江治理不仅是广州的事，珠江流域上游地区同样也要担负起责任。为什么治理一条江这么难？就因为“各人自扫门前雪”。中国现代城市严格隶属行政区划，而城市圈发展第一要义就是要突破行政区划的藩蓠，将城市有机串联在一起，从而发挥2＋7＞9的协同效果。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困扰“珠三角”城市群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天上九头鸟”之牛是因为它是统一体，而“珠三角”老是打群架、各自为政。
再以“长三角”为例，上海洋山港从决策到建设，因为涉及浙江产权和宁波港定位问题而一度困难重重，双方沟通一直不畅，很多事要经由交通部甚至国务院出面协调，严重影响效率。再如“长三角”蓝藻问题，太湖蓝藻暴发影响沿岸城市饮用水安全。但如果在治理污染过程中各级城镇能够充分合作，携手一致，联手建起危机评估系统，设计一个应对河水污染的解决方案，没有行政区划上的藩篱，“长三角”就不会被小小蓝藻威胁。
要想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圈，只能通过联合。“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深圳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独自起舞，而广州也不像20世纪90年代那般风光，未来的发展是城市圈的发展，不是哪个城市的单独飞翔；城市圈发展必须按城市群而非城市定位来协调发展。沧海桑田，世易时移，如果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佛山、东莞必将进一步落伍，而深圳的先锋姿态必将为其他城市所取代，而广州则只能退回到偏安一隅的状态。
客观地讲，每个城市都有这种“联合发展”的意向，但一些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还是有着自己的小九九，生怕其他城市占了便宜，深圳与广州争当“珠三角”老大就是表象之一，这是一种短视现象。法国和德国如果为争欧洲老大打得不可开交，那欧盟早就名存实亡，哪里还有欧元的统一？如果东盟十国不是抱团发展，东南亚这些小国哪有话语权？如果珠三角九城还这样僵持下去，现在的强势就会成为将来的弱势，现在的进步就会阻碍自己的发展。
《规划纲要》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其中第七章谈的就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汪帅说过：“欧盟各国之间的利益涉及货币等复杂因素，尚能协调好，作为一个省的若干个市，不可能协调不好。”但愿“珠三角”九城均能认识到：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统一战线联合作战才是硬道理。
所以城市圈的一体化，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命题，也是城市圈能否进行协同作战的基本保证。
§§§第二节 珍珑棋局，阻碍城市一体化的七种力量
中国人的性格之一就是“窝里斗”，两个人在一起都会整得天翻地覆，何况是N个城市，几千万人口，不知道有多少利益掺杂其中，即使出了一批“英明神武”的领袖人物，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机制体制的限制，也难以让城市间一体化达到“圈”的标准，有些问题并非是“珠三角”自己的错，而是制度设计、企业垄断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么多年来，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的“珠三角”仍然在一体化上举步维艰，“长三角”与“京津唐”也是问题多多，至于武汉城市圈，“长株潭”更不用说了。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叫嚣一体化的同时，而城市圈却仍然原地踏步，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阻碍城市间的一体化？
一、机制体制的束缚
机制与体制的束缚，是阻碍城市一体化的最大障碍。随便举个例子：惠州打算在大亚湾搞大石化工程，石化当然会影响环保，而环保一体化正好是“珠三角”一体化仅次于交通一体化的第二号命题。
惠州搞石化，首先反对的就是深圳，你惠州想毁容没有关系，可东南季风一吹，你的苯类和芳烃类会横扫鹏城，而更具毒性的H2S、NH2更是侵袭呼吸系统，我们深圳肯定是不答应。
可惠州会理你吗？深圳的污染就少了？深圳河臭不可闻，装模作样来说我们惠州是非，你以为你真的产业升级了，以为你们全是华为与中兴？你看一下关外都是些什么企业，与我们惠州的石化工业半斤八两的，收起你的食指来，东莞生产那么多废气怎么没看你放半个P，你以为我惠州好欺负！再叽叽歪歪的我就向你竖起中指。
惠州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么多年，惠州一直在深圳的阴影下匍匐前行，好不容易才整出个大项目—听说能再造一个惠州，真搞好了惠州还能在“珠三角”牛逼牛逼，否则惠州永远只是一个边缘小弟，在这个“钱本位”的时代，没有钱可是处处遭人白眼，不准搞大石化，那惠州以后怎么办？所以别说你深圳，就是香港我也懒得理，空气这东西，看不到摸不着，算个P啊！没有大石化，惠州的GDP怎么办？
再举个例子：2002年，广州提出珠江治理的时候，是说一年初见成效，三年不黑不臭，八年江水变清。而现在看来，事情的变化远远没有规划那么好。
面对难题有民间思考者提出让“珠江委”多一项治理环境的职能，因为治理干流是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区域性、流域性的任务，需要区域联动，“珠江委”不正是这样的部门吗？他们一插手管理不就“河水清清柳叶青”。
可这有用吗？各级机构都有自己的终极目标，为官一方不过是弹指之事，异地升迁之后都是过眼云烟，谁知道明天会在哪里。不包庇企业、不说假话已经是天地良心，不可能与“纯洁善良”的网友所想象得那样，配合环保机构净化珠江的。
这是总的制度设计的问题，是大家都避不开的“机制体制”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改变政府绩效考核办法，让“绿色GDP”机制能够运行起来。
当然，要对落伍的“机制体制”动手谈何容易，整个民族都在思考，它积舸太深，动一发而至全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毫无作为，《规划纲要》作为一个长远的国家战略，被称作推进改革的“尚方宝剑“，必须在某些方面作出尝试，例如在“珠三角”九城的政绩考核中，就要加入“一体化”这些考核项目，其中量化指标就可以包括环境指数。
谈到城市一体化首先应该是行政一体化，是机制体制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只有这样城市一体化才能事半功倍。
二、地方利益的羁绊
地方利益以收费站为例，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东莞和深圳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区域，这边是深圳，另外一边是东莞，两边都有收费站，但从收费站出来之后是两个城市都不管的。
这可以说是城市一体化中的奇耻大辱，是最具象征性的中国式鼠目寸光。莞深高速通到深圳时，路就明显变窄，从康庄大道到曲径通幽。地方利益在这里体现得极为明显，东莞很愿意和深圳接通，所以那边修得很宽，但深圳生怕东莞占了自己便宜，这就是号称改革先锋的深圳思维，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为止，关内关外天壤之别的原因。一条高速公路，你修得再好，中间一段窄窄的，最终结果还不是整个东莞高速心肌梗塞。既然深圳怕东莞占便宜，那珠海自然也怕中山占便宜，最终结果是大家都占不到便宜。
有民间人士提出：收费站过多最终的后果是所有城市都受损，某个人本来有一小时的生活圈，可如果收费站太近的话，他就会以收费站为始点结束自己的行程，一小时收费圈就变成10分钟收费圈，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主体，很自然就会将生活圈缩小到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
同样的道理还有社保、医保卡和公积金，因为社保、医保都涉及地区财政的利益分配，拿着深圳的医保卡到广州去消费，那深圳的钱就落入了广州的口袋，而广州这只铁公鸡拿了钱肯定不会给深圳分红，那深圳自然就不干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利益纠葛，所以“珠三角”九城各自为政。
与机制体制的束缚相比，地方利益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视野放开一点，胸怀再广一点，不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收费站少设几个，医保卡在每个城市即刷即用，各地银行间通存通兑，那么最后获利的是整个“珠三角”地区，是资源要素得到更广泛的集成，是生产力几何级提升，也是和谐关系的进一步促进。
要认识到短期让利的根本目是为了长期受益，收费站的那点钱，不过是一个零头而已。但现实世界城市的运营者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且多年的趋利惯性是很难让他们其中哪一个首先作出让步的，解决的办法有三点。
一是必须尊重彼此利益，在尊重利益基础上再想另外的办法来解决，例如收费站问题，在“珠三角”九城设一个算账的信息技术，根据行车路线自动计算费用，广州与深圳交通部门把账算清楚，不要浪费老百姓时间。利用技术问题来化解地方利益。但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城市间互不信任，谁也不会主动建立这个系统，那就要建立一个更高级别的机构来协调这些地方部门。
二是建立“城市一体化管理委员会”，借鉴天津成立“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的模式，统一协调落实《规划纲要》的实施，包括“珠三角”公务员工资能否统一标准，九市电信区号能否用一个号码，各市间的养路费能否取消……这个部门要相对高端，得省一级领导出面才能搞定，甚至要从中央调入发改委的同志进入协调，更不能少了地方大员。这个部门不能包罗万象，只是在大方向上进行协调，涉及城市一体化具体议题时，再从各地方调集专业人员进行运作，这种具体运作可以是市场化的。
三是即使有这样一个部门，也不一定就能使每件事都能顺畅运行，即使运行了也会出现许多问题，假设医保卡城市一体化了，那么一些中心城市的医院可能会大大获利，甚至人满人患，那许多边缘城市的小医院则很难维持，这会影响到一些弱势群体的就医问题；教育也是一样，一体化后师资力量必然进一步向中心城市倾斜，解决办法是公共财政的补贴，很多涉及民生的行业，政府财政应该有所作为。
于是有人干脆说“珠三角”合并成一个城市算了，如果地方利益真的无法达成一致的话，那这种提法也并非全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