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北方后赵王石虎对内横征暴敛，修长安、洛阳的王宫，广征美女；对外则连年用兵，东征西讨，民力空竭，怨声载道。东晋永和三年，石虎命凉州刺史麻秋率军8万，向西进攻前凉国。消息传到前凉国都姑臧，举国惊慌。前凉是小国，实力远远赶不上后赵，国君张重华忙召集大臣，共商对策。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谢艾却站出来说：“臣愿率军拒敌。”
张重华素来知道谢艾年纪虽轻，但智勇双全，便任命他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兵出战。问谢艾要带多少人马，谢艾说，兵在精不在多，胜败在将军能否临战镇定，指挥有序。只带了3万步骑，向东迎战。自己乘坐一辆轻便战车，穿戴着宽松的衣服，敲着战鼓，带着部队缓缓接近后赵军营。
麻秋见谢艾毫不在意的模样，勃然大怒，说：“一介少年，竟敢轻我。”便派出3000士兵，直扑谢艾的军队。谢艾的随从很为将军担忧，劝谢艾下车换马。
谢艾微笑着，从容地下了车，但并没有换马，而是命随从取来一把椅子，放在一棵大树下。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命令部队偃旗息鼓，按他的指挥行事。后赵军队见他如此镇定，反而不敢前进，担心有埋伏。麻秋闻报，也大感奇怪，随从们对他说：“这是空城计，敌少我多，冲过去，定能活捉谢艾。”麻秋仍不敢轻举妄动。谢艾见麻秋军队按兵不动，命人取来酒肴，在阵前举杯痛饮，谈笑风生。这时，谢艾的副将张瑁已从小路绕到赵军背后，突然袭击，而且故意虚张声势。本来举棋不定的麻秋慌忙下令撤军，数万兵马突然听说撤军命令，顿时军心涣散，乱了阵脚。谢艾乘机进军，后赵军队溃散。
从这个故事中可见，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恐惧都无济于事，只有克制住恐惧心理，才能找机会克敌制胜。
（五）心存善念提防小人
人生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一场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为了求生存，必须要有慎重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样才不至于上某些人的当，吃大亏。当然，为人并不需要自己去欺骗别人，但是，社会上鱼龙混杂，到处都是陷阱、圈套，必须小心提防。诚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必须“睡觉都得睁只眼”。
荀子在论人性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的性质如果看来是善的，那是他努力装扮成这样的，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官场中，的确要在与人打交道时谨慎小心，对别人不妨把他看得不好，而考虑一些防患对策，预防万一。否则，待事情发展到糟糕的程度时就为时晚矣。
宋朝的秦桧再次出任宰相以后，对保荐他的另一位宰相赵鼎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尊重了。尤其是赵鼎不赞同他的屈膝媚金的主张，这使他更感觉有必要排挤赵鼎出朝。当时，朝廷正议论给皇子封爵之事。原来宋高宗在南渡战乱时受了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只好选了太祖七世孙赵伯琮，收养在宫中，但并没有宣布为太子。赵鼎以前曾经建议修建一座资善堂，专门作为皇太子读书的地方，这就犯了朝廷大忌，不少官员就拿“资善堂”事件攻击他。
有一天，宋高宗下了一道御旨，要封赵伯琮的弟弟赵伯玫为吴国公，当时的执政大臣都认为不妥，因为未来的太子伯琮只封为建国公，弟弟所封的地盘怎么能够比有身份的哥哥还大呢？这不合礼制。赵鼎与秦桧商量，请求高宗取消这一决定。
赵鼎说：“我过去因为建资善堂遭到不少人的批评，现今得避嫌，由你出面进奏好不好？”秦桧说：“您是宰相，我怎么能独自进奏，还是一起见皇上吧。”于是，赵鼎约秦桧和参政事刘大中一同建议此事。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鼎先奏道：“建国公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为太子，可是天下的人们都知道陛下已有了太子，所以今天办事，礼数不能不讲究。”说罢就看着秦桧，可秦桧却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好像不知此事似的，只有刘大中附议了几句话。
退朝之后，有的大臣责怪秦桧没有信义。秦桧说：“明天，我单独晋见皇上说这件事。”
第二天，秦桧见了宋高宗，却说：“赵鼎欲立太子，是认为皇上不再能有儿子，所以非要让亲王做太子。”宋高宗不能养育之事，这是连他自己想起来都羞恨不已的心病，岂容臣下公然议论此事呢。秦桧的话激怒了高宗。
这之后不久，赵鼎和刘大中均被降官出朝。秦桧阴谋得逞。赵鼎得到被罢相的消息，方知又轻信了秦桧，上了大当。
秦桧阳奉阴违，出尔反尔，驱走了赵鼎，独揽相权。从此之后，便开始了全面推行投降议和的卖国路线。赵鼎的上当，在于他没能接受教训，仍把秦桧看成了虔诚君子，凡事与之商量，终于遭到暗算。后来，这个经他保举的奸臣得势，便露出了凶相，将赵鼎流放到边远地方，并骗高宗颁下了“永不起用”的诏旨。
明神宗即位时，年仅10岁。司礼临冯保兼督东厂，权势日益嚣张。由于当初选定司礼监时，高拱荐举陈洪等人，冯保险些落选，于是对高拱耿耿于怀，而与张居正相结，交情越来越深。
明穆宗病重之时，张居正处理政事，都要用密函示冯保。高拱闻讯后赶来当面责问张居正：“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该由我等做主，为什么付与宦官呢？”张居正无法回答，十分尴尬，由此，心中也很怨恨高拱。
待到明穆宗死后，冯保谎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神宗登基大典之日，百官朝贺，冯保站在御座旁边，昂然自若，举朝惊愕。身居首辅的高拱对此十分愤怒，于是以主上年幼，应惩宦官专政，毅然上书，请求减轻太监的权柄，还之于内阁，又命令言官上疏弹劾冯保，自己拟旨逐之。
这个计划筹划好之后，高拱派人把策划告诉张居正，并请他从中协助。张居正当即表示赞成，满口答应下来，暗中却派人把高拱的计划通知冯保，让他设法自保。
冯保得知高拱的策划，心中大惧，连忙赶入宫中求见皇太后，诉说高拱擅权，目无幼君，私自拟旨、逐斥他人。
太后听完冯保的投诉，也十分不满意高拱擅自拟旨、逐斥冯保的做法。
第二天，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闻讯欣然直入，满以为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保，而是历数高拱自己的罪状而逐放之。高拱听了，心中愤懑不平，险些晕倒在地。宣诏已经完了，众臣陆续起身，高拱却仍伏地不能起，这时，张居正走上前来，扶掖出宫门。高拱回到家中，立即匆匆忙忙地收拾起行李，驰驿归回原籍。不久，张居正选升为首辅。
明穆宗死后，首辅大臣高拱与权宦冯保矛盾很深，身为次辅的张居正，处于两股势力中间，为了谋取首辅地位，暗中勾结冯保，对高拱却阳奉阴违，致使高拱败在冯保的手下，丢官被逐放，而张居正却从中得利，并为首辅。正是高拱没有对张居正存防人之心，才遭此结果。
官场险恶，为官者虽然害人心不可有，但一定要有防范小人之心。
清道光初年，蒋攸之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被召入京城，在军机处任职。曹振镛时任军机大臣，很讨厌蒋攸之。
琦善被革去两江总督，降职调任，皇帝说：“两江总督是重任，应当派一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人担任。”
曹振镛说：“那彦成资历最深。”
皇上说：“川陕一带，正发生叛乱，那彦成怎么能够任两江总督。”曹振镛不回答，一会儿，皇上指着蒋攸之说：“你久历封疆大臣，除了你没有第二人。”于是，事情便这样决定了。蒋攸之出来后对人说：“曹公的智巧，是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而让皇上说出来，当面排挤，真是可怕呀！”
曹振镛也不喜欢阮文达，一日皇上偶然问道：“阮文达已任督抚30年了。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怎么升得这么快呢？”
曹振镛说：“由于学问优秀。”
皇上问：“何以知道他学问多大呢？”
曹振镛回答说：“他在云元贵总督任内，还天天刻书谈文。”
皇上沉默不语，不久阮文达被召入京。原来曹公善于揣摸皇上心意，知道他一向讨厌封疆大吏因别的事废弛政务，因此才那样回答皇上。
曹振镛每次向皇帝进言，不是从公正出发，而是从私心出发。他藏诬陷于赞扬之中，诬陷害人于“无形”。官场中这样的人不少，为官者须多注意防这种人。
因为利害关系相结合的人，在遭遇困难逆境时，很容易背弃对方。与此相反，“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以天属者”是指彼此结合的关系是建立在极为信赖的基础上，这种朋友关系即使在逆境中，也会禁得起考验；彼此相互帮助，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明朝时，三司使侯陟有才干，但为人十分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善于侍奉权贵，作伪中伤别人。明太祖有一天召刑部郎中杨克让，叫杨坐下来和他谈话，而且告诉他要给予重用。
侯陟打听到这件事之后，心中非常妒忌。一次奏事，明太祖便问候陟认识不认识杨克让这个人，他回答明太祖说：“臣和杨克让很要好，知道他很有才能和见识，是个难得的人才。最近听他说，陛下答应要重用他，买了许多白金制作饮酒器皿，供自己享用，臣感到奇怪，他怎么会这么做？”
明太祖听了很恼怒，命令杨克让离开朝廷，去做了郡守。
侯陟向皇上进谗言，说杨克让买白金制作饮酒器皿，使朱元璋认为他是个腐朽的官员，又透露皇上要重用他的消息，沾沾自喜，说明杨克让不稳重，不配任高官，所以，朱元璋很生气，只让他做了郡守。
为官者受到上司的欣赏时，一定有小人妒忌，而想法算计你，所以，必须要慎重，尤其是那些有利害关系的人，交往时更是要小心谨慎，保持适当距离。
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等人计划已筹划周密，又因认为袁世凯是出国留学而回来之人，思想一定很开放。
于是，一天夜里，谭嗣同来到袁世凯家中，把变法一事说与袁世凯，请求他帮忙。袁世凯当着谭嗣同的面说：“杀荣禄(当时慈禧太后的宠臣)如杀一狗耳。”答应协助谭嗣同等改良派杀死荣禄。
可谭嗣同刚走，袁世凯就连夜从天津赶到京城，向慈禧太后告密，陈述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企图废除旧法，杀死荣禄，改良变法的事情。慈禧太后不禁大吃一惊，后来就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还把谭嗣同、杨深秀等6人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看他人的品格切不可只观其表面，有的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心里不善，为官者要善于观察他人，以免上当，受他人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