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立于天地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从而获得社会的承认，得到名利、地位、荣华也是应该的，只是不要单纯为了贪图名利地位而不惜一切地去追求。
（一）争权夺利
贪恋功名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然而过于贪恋功名，实为官者所不取。春秋战国时的范蠡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的智谋、胆略，都为世人所称颂。但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审时度势，在功成名就之后，勇于退身而出，避免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牺牲自己。
他不贪恋功名，退而归隐，可谓明哲保身也。
法真生活在东汉后期，朝廷内宦官外戚之争，党人之禁屡屡发生，真可谓昨为人上人，今为阶下囚。丢官、坐牢、禁锢、杀身，经常有这样的悲剧产生。而法真却远离这些政治争斗的是是非非，视功名利禄若粪土，这体现了他看透了社会人生的大睿大智。在东汉后朝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他能以89岁高龄善终，不能不认为他是隐逸立身的成功。
法真字高卿，是扶风人，他的父亲法雄曾任过南郡太守。法真好学，百家综览，博通各家学问，是关西地区有名的大儒。
法真虽出身官宦之家，但生性恬静寡欲，不愿参与政事。扶风郡太守闻其名，希望与他谋面，法真便应邀前往。太守说：“春秋时，鲁哀公虽然不是贤君，但孔仲尼却对他称臣。现在，我虽德薄名虚，但想委屈你任郡功曹，怎么样？”法真回答：“因为太守您待人有礼，所以我才做您的宾客。如果您要以我为吏，那我就要躲到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了。”太守听了这话，再也不敢勉强他了。
后来，朝廷荐举他为贤良，法真也没有应承。同郡人田弱也多次荐举他。有一次顺帝西巡，田弱又乘机推荐，顺帝前后四次征召他，法真不但没有前往，反而深深隐居起来，始终没有露面。法真的朋友郭正称赞他说：“法真这个人呀，可闻其大名，却难见其本人。他不愿出名而名声却老伴着他，逃避功名而功名老追着他跑。他真可以为百世之师了。”
法真之所以能在官场倾轧的东汉时期独善其身，与他高深的学识，个人清醒的头脑有关，这也是不贪图功名的善果。
(二)重视虚名
有弊无利
“人的脸，树的皮”。太注重虚荣，太留恋虚名，也是不可取的。名，是一种荣誉，一种地位。有了名，便能够享有很大的权力；有了名，则往往会万事亨通，光宗耀祖；名确实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虚名本身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任何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不会看重虚名。为了虚名而去争斗，是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的重要起因，也是人生之中诸多烦恼、愁苦的根源所在。历史上多少悲剧源自于争名夺誉，人们只看到了虚名表面的好处，却不知道，虚名的背后，隐藏了多少苦难和辛酸。为了承受这么一个毫无价值的虚名，人们经常暗地里勾心斗角，明地里打得头破血流，朋友反目成仇，兄弟自相残杀，虚名之累，有什么益处？
不取虚名，则不要受它的诱惑，脚踏实地地工作，力求不使自己背上虚名这种沉重的思想包袱。“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是这个道理。一有名气，争得了这份荣誉，必然要受到一些非难和妒忌，心理就要做好承受外界压力的准备。有时由于这种虚名的获得，使人缺乏冷静的心态，忘乎所以，而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一切都是虚的，不做进一步的努力，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说虚名害人，不可追逐，而应力忍羡慕虚名之心。
不取虚名，就是要放弃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放弃虚名，不是笨人所为，而是智者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名声和荣誉面前应采取忍让和放弃的态度固然不易，但是只要加强自身修养，认识到虚名的害处，弃之有何可惜呢？
《新序》中说叶公非常喜爱龙，家中的桌椅、器具上都雕刻着龙。天上的真龙听说此事，就下到人间来拜会叶公。到了叶公的住处，把头伸到窗户中想向叶公打个招呼，巨大的龙体已到了叶公的厅堂之中。叶公这位一向以好龙而闻名于世的人，见到真龙，吓得失魂落魄，拔脚而逃。徒有好龙的虚名又有何益？不如干点其他的事情。
古人是深深瞧不起那些追逐名利之徒的。相传乾隆皇帝游江南时，站在山上眺望远山近水，这位风流天子顿时感到少有的心旷神怡。这时，他看见江中数百只帆船来来往往，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便问：“这么多的船在江中干什么呢？”身边的一位大臣说：“我只看见两只船，一只是名，一只是利。”乾隆皇帝默然无语。
不取虚名就是要放弃对它的追求。在这种忍让和放弃中，不必用语言和文字等去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更妙的方式是一种无声的行为。这种无声的行为可以给人们造成一种自己对此荣誉和名声毫不在意的印象，即根本就不屑一提，甚至是想都不想的感觉。这样，更容易形成人们对自己的服气和钦佩。
不取虚名可以减少虚名之累，让人轻松上阵，不必有任何的压力和包袱。虚名有百害无一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忍住对虚名的渴求都对自身的修养，对他人的团结有利。
下面说两个故事，看看古之贤者是如何对待名与利的诱惑的。而这些正确对待名利的古人，是应成为为官者的为人处事的榜样。
且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天，秋高气爽，太阳已爬上半空，庄子还高枕未醒。忽然门外车马喧闹，有谁在小心地敲门。原来楚威王久仰庄子的大名，想把他招进宫中给予高位，既用其名，复用其才，以使自己达到争霸天下的目的。楚威王便派了几位大夫充当使者，领着一队壮士，抬着猪羊美酒，带着千两黄金，驾着几辆驷马高车，浩荡而隆重地来请庄子去楚国当卿相。
半个时辰后，才见庄子出来。使者作揖赔笑，呈上礼物，说明来意，不料庄子仰天大笑，说了一套洋洋洒洒的话：
“免了！免了！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多谢你家大王。然而诸位难道没有瞧见过君王祭祀天地时充作牺牲的那匹牛吗？想当初，它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只是它的模样生得端庄一点，皮毛生得光滑一点，就被人选入宫中，给以很好的照料，生活是好多了。然而正所谓‘喂肥了再宰”。到时，牛的大限已到，当此关头，这牛倘想改换门庭，再回到昔日即使是劳苦的生活境况中去，还有可能吗？还来得及吗？
那么，去朝廷做官，与这条牛有什么差别呢？天下的君子，在他势单力孤、天下未定时，往往招揽海内英雄，礼贤下士，一旦夺得天下，便为所欲为，视民如草芥，对于开国功臣，则惶恐功高震主，无不杀戮，真是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你们说，去做官又有什么好结果？放着大自然的清风明月、荷色菊香不去观赏消受，偏偏费尽心机去争名夺利，岂不是太无聊了吗？”
几位使者见庄子对于世情功名的洞察如此深刻，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怏怏告退。其中一位使者如当头棒喝，勘破数十年做官迷梦，就此决定回朝之后上奏君王告老还乡。
庄子仍然过着洒洒脱脱的生活，登山临水，啸傲烟霞，寻访故迹，欣赏绿色，抒发感慨，盘膝枯坐，冥思苦想，发为文章，在贫穷中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尊严。
这是哲人的生活，无拘无束的生活。
且说元朝末年，有一人名叫王冕，在诸暨乡村里住。7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线，供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在10岁时，只好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得几钱银子，又有现成饭吃。
这王冕，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
王冕边放牛，边读书。一天，大雨过后，景色清新，湖里有10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决心学画。便托人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画到3个月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便有人要购买，名声渐渐传出去了。自此不愁衣食，便愈发觉得自由自在。
在京城做官的危素回乡居住，见到了王冕的画，爱不释手。即约王冕相见，但王冕推辞不去，无非是不想趋炎附势招灾引祸罢了。知县来请，也躲过一边不见。
王冕恐大祸临头，就出远门去了。在外边，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聊以度日。那里几个俗财主，见到王冕画的画儿，时常要买，王冕被闹腾得不耐烦，就搬走了。大乱之时，回到家里。母亲病倒在床，对王冕说：“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
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朱元璋来拜请王冕出山。王冕不从，更引起朱元璋的敬爱。明朝建立后，危素归降，妄自尊大，发往和州去了。洪武爷又请王冕出来做官，授予他咨议参军之职，但使者到来时，王冕早已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去了。王冕隐居在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被山邻安葬。
（三）富而不忍
无知而亡
人生存于世，没有财富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提供物质生活的可靠保障。然而财富多了也并非好事。为富不仁，财富就是祸殃；富而好礼，才是真正的善待其财。《红楼梦》中说：“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其中的道理怎能不让人深思呢？
地位之尊贵莫过帝王将相，但是，“古今将相今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所以，地位显贵的人切不可自命不凡，妄自尊大。人生遭际，谁能预料。“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古人的训诫多么深刻啊！张衡曾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当以之自勉。
李贽在《焚书》中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精神上的空虚才是真正的贫穷。”《后汉书》中说：“只有道德不高，知识匮乏，才是真正的贫穷。衣服、食物不如人并不代表一个人的贫。”贫莫贫于不闻道，这是历代仁人的共同见识。
《庄子？让王》篇上讲，春秋时的原宪居住在鲁国，一丈见方的房子，盖着茅草；门框用桑枝做，门用蓬草做；窗户用破瓮做，里屋用破布分成两间；屋顶漏雨，地面潮湿，他却端坐在那里弹琴。子贡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白大衣，里面是紫红的里子，小巷子容不下高大的马车，他便走着去见原宪。原宪穿着破鞋，戴顶破帽子，倚着藜仗在门口答应，子贡说：“呵！先生得了什么病？”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叫做贫，有学识而无用武之地叫做病，现在我是贫，不是病。”子贡因而进退维谷，脸上露出羞愧的样子。
子贡自以为是，听了智者对于贫穷的认识，他自己也觉得羞愧难当。因为他本身实际上有病——心病，不能从更高处看待贫困的问题，也忍受不了贫困的生活，更不理解那些善于忍受贫困而心怀大志的人。
不同的人对于贫穷的标准不同，看法不同，忍耐贫穷的能力也不同。对于贫穷，有的人是不得不苦熬贫困，所以觉得贫困很可怕，这是着眼于物质方面的贫困。还有一些人是甘于贫困，是借贫困的环境来磨炼自己的意志，这是自觉地忍受贫困。所以为官者不仅要注重自己物质上的享受，还要看重自己精神上的修养，这才算积极地忍受贫困。
古语说：“人穷志短，马病毛长。”人一贫穷，自觉底气不足，见了有钱有势的人，自己便觉得低人一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常常造成政治地位与其他地位也不平等，这是现实。但是真正有远大抱负的人，是不会由于贫贱就能改变志向的。但也有人相反。《论语》中记载子贡有一次问到因为贫贱而谄媚，对此应该怎样看待，孔子回答道：“倒不如贫贱而快乐。贫贱而不谄媚地自我守身，不如安于贫贱，以守道为快乐，这样可以忘掉贫贱。”
宋代的胡宿说：“贫贱富贵，都由命中注定。我们应该修养自己等待机会，不要为造物主所嗤笑。”
《庄子》中记录着这样的故事：黄河边有户很贫穷的人家，他的儿子潜入河中寻得一颗价值千金的珠子。父亲对儿子说：“珠子本来是在龙颔下面的，正遇上它在睡觉，你得到了珠子，若当时它醒了，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成为粉末。”所以孔子说：“富和贵，是人人想得到的东西，但假如不是正道得的，就不会长久。”
《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的弟子颜回虽然吃的食物粗陋，住的地方偏僻，一般人都无法忍受，颜回却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以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内心的愉悦为最大快乐。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连一时的物质贫乏都无法忍耐，又怎么能够战胜其他的困难，进而成事呢？
忍贫固然可贵，富而不骄，也不失为一种风范。
古人说：“富而好礼，孔子所诲；为富不仁，孟子所诫。盖仁足以长福而消祸，礼足以守成而防败。恃富而好凌人，子羽已窥于子晰富而不骄者鲜，史鱼深警于公叔。庆封之福，非赏实殃；晏子之富，如帛有幅。去其骄，绝其吝，惩其忿，窒其欲，庶几保九畴之福。”
这段话大意是：富而爱好礼义，这是孔子对人的教诲；而图致富便不能施行仁义，这是孟子对人的告诫。大凡行仁义的人完全可以保持幸福而消除灾祸，爱好礼义的人完全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而防止失败。自恃富有而喜欢欺侮别人，结局不会好，正如子羽已观察到子晰的结局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史鱼曾对公叔提出深刻的警告。庆封的富有不是上天赏赐，实为灾祸，晏子的富有如同布帛那样有一定的限度。舍弃骄傲，根限除啬，控制怒气，节制情欲，这样才能保证享受九种福分。
《左传》中记载：襄公二十八年，齐国的庆封到吴国，聚集他的家族居住下来，比原来还富有。当时的子服惠伯对叔孙穆子说：“上天大概是让淫邪的人发财，这回庆封是又富了。”
穆子说：“善人发财叫做赏，淫邪的人发财叫做殃，上天将要使他遭殃。”昭公四年，庆封被楚国人杀了。以前他的父亲庆克曾诬陷鲍庄，当时庆封谋划攻打子雅、子尾，事情被发现，子尾刺杀了庆封的儿子舍，庆封逃往吴国。这里说的子雅、子尾是齐国的公子。同一年，齐国姓崔的叛乱，子雅等公子们都失败了。等到庆氏灭亡后，齐王又召回这些公子们，他们都各自回到他们的领地。乱事结束后齐王赏给晏子邶殿的60个乡邑，他不接受。子尾说：“富有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你为什么偏偏不要呢？”晏子回答说：“庆氏的城市多得能够满足他的欲望。所以他灭亡了。不要邶殿并不是拒绝富有，而是怕失去富贵。而且富贵就像布帛有边幅，应该有所控制，使它不致落失人手。”这是说富人不能随意增加财富，否则将自取灭亡。
定公十三年，卫国公叔文子上朝时请灵公赴宴，退朝后遇见史鱼，把这事告诉了他，史鱼说：“你一定会有祸事的！你富有而国君贪婪，你将要有灾祸了！”文子说：“我没事先告诉你，是我的错误，既然国君已经答应了我，这怎么办？”史鱼说：“没关系。富有却不骄横的人很少，这你已经见过了。骄横于外而又被杀死的人，我还没见过。”实际上史鱼在这里已对公叔文子作了告诫，但他自己不知道忍富贵、忍骄奢。第二年，公叔文子果然因为富有骄横而获罪，不得不逃到鲁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