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在北京读书时，赶上了十年浩劫，当时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赵子没有参加过武斗，只写过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字数不多，却招来了风刀霜剑。当时，大学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学校领导全是资产阶级，应该一律打倒。持这种观点的人自称造反派。另一种认为学校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把矛头对准校党委就是右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保皇派。赵子的大字报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缺乏一分为二，都太极端。所以，他把自己大字报的题目定名为《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
这张貌似公允的大字报贴出以后，赵子正在洋洋得意之时，大祸临头了。午饭时，学校的高音喇叭里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序曲后，播送了一条声讨赵子的檄文，说赵子是“跳梁小丑”，“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对毛主席的‘两个极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事情是这样的——
“文革”时期最潮的事是学《毛著》，需要天天读的是“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是其中一篇。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颂扬白求恩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的热忱”。当时人们把这两句话缩略成一个短语，即“两个极端”。人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经常把学习白求恩的“两个极端”挂在嘴边上。这是老幼皆知、人人耳熟能详的，赵子怎么这么疏忽竟然给忘了呢？（当时不敢说赵子疏忽，只能说他是蓄谋已久，有不可告人人的目的。）
“文革”初，赵子虽不是乱剧的主演，却也算是置身闹市的积极分子，发誓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心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走向成熟。没想到，一不留神，滑到了“黑帮”的行列。
同学们和老师们95%以上认为赵子是冤枉的。大家这样想，谁也不敢说，谁也说不清楚，也没法说清楚。你跟谁说清楚去？连赵子本人都支支吾吾，不能自圆其说，你说得清楚吗？
批斗会上，赵子说：“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让我们学习白求恩的‘两个极端’，你说‘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你什么意思？！”会议主持人严肃的批判着。
“我的意思是……”赵子底气不足。
“铁证如山，还想抵赖！”一位臂戴红袖章、头戴绿军帽、腰扎英雄带的红卫兵愤怒的斥责着。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持人攥着拳头，振臂高呼。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会者也都攥着拳头，跟着齐呼。
“负隅顽抗，死路一条！！”主持人攥着拳头，振臂高呼。
“负隅顽抗，死路一条！！”与会者攥着拳头，跟着齐呼。
赵子没有负隅顽抗，但还是死路一条。
派人调查赵子的家庭后发现，赵子的父亲、爷爷是贫农，他的太爷爷是地主。于是结论：赵武成的反动气焰是有阶级根源的。
调查赵子的个人历史后发现，赵子小学时自称一事无成，他是想成就地主太爷的旧事，想复辟。中学时仰慕孔孟，自称赵子，对经济困难怪话连篇，流露不满。由此结论：赵武成的反动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
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读者也许会有疑问，这些鸡毛蒜皮，牵强附会，何能服人，何能服众，简直是莫须有。亲，你错了，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严肃的大事。你若敢有一地鸡毛之类的言论，不消半个时辰，便会有一张标语贴到你的门上，“把某某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也有写踏上一万只脚的，还会用红墨水在你的名字“某某某”上画上叉。红叉的作用，大概与死犯背后木牌上的红叉类似。
“文革”初，一些政要十分亲切地把红卫兵称为“小将”。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小将把地富反坏右五种家庭出身的学生叫做“黑五类”，或者“狗崽子”。有一首霸气冲天的战歌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歌声嘹亮，响彻云霄，不仅绕梁，而且绕树。校园路旁的大树被歌声震得摇来晃去，真所谓树欲静而歌不止。这是红卫兵发出的最早的吼声，（不是最后的吼声）。
赵子背着“黑五类”的包袱，又被红卫兵掌握着“铁证”，整天惴惴不安的夹着尾巴做人，精神迷茫，几近崩溃。他想了很久，想了很多，实在是走投无路，无法支撑，决定从六层高的宿舍楼上跳下去，以求解脱。当时北京最高的楼也就六层吧，更高的很少见。
在六楼，赵子心寒意冷，泪洒窗前，精神恍惚，眼神呆滞。冷冷的声音，冷冷的面孔，冷冷的秋风，冷冷的眼泪，我要告别这一切！可怜的赵子，万念俱灰，心冷如凝。他一边哭一边想，一边想一边哭。
他想起了中学时写过一篇日记，题目是《效与孝》。效指报效国家，孝指孝敬父母，他还记得其中最得意的两句，“立业报效祖国，挣钱孝敬双亲。”站在文革的角度，这些想法不够纯洁，更谈不上高尚。什么挣钱孝敬双亲？这是私心杂念，是“封资修”。一般人要有这种想法，狠狠地“斗私批修”一番也就算了，赵子不行，他有家庭问题、有历史问题、还有现行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上纲上线，要站在路线的高度将其批倒批臭。万幸的是，赵子的这篇日记没有被红卫兵看到过，因为他把以前的日记都放在原籍老家了。赵子平时也没想起过这些，当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从六楼跳下去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这一篇。
赵子手脚麻木，眼神呆冷，越想泪越多。报效国家是不行了，课程荒废了，将来什么都不会干，真是一事无成，一事无成，武成，无成。何况，国家现在也不要我了，报什么效。父母不会不要我的。本来打算将来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都交给父母，给他们一人一半，他们一定舍不得花，但他们会经常把钱拿出来看一看，数一数，高兴一番，再收起来，放到箱子底。可是，这些已经不可能了。现在，他们要是突然听说儿子死了，一定哭得死去活来。不对，父母不敢哭，他们应该当众批判我，批判我的骨灰，跟反动的儿子划清界线，否则，一定会受到株连的。可怜的爹妈只能半夜里蒙着被子偷偷地哭。爹，妈，别哭啊，我……
不能让父母为我悲痛欲绝！不能为了自己解脱，把无法忍受的痛苦转移给爱我的亲人们！
赵子的泪水模糊了视线，什么都看不清，但他没有擦。他觉得，什么都看不清比看得清要好些。
如果我死了，父母会哭得死去活来，会变疯，变傻。不能让父母为我悲痛欲绝！不能为了自己解脱，把无法忍受的痛苦转移给爱我的亲人们！
自己劝自己，赵子终于改变了主意，把了此一生换成了苟且偷生。
如果我死了，红卫兵又要对我加一条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对我的批判一点也不会变轻，反而会加重。再说，国家也不会不要我吧？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对我的问题心知肚明，暗暗地同情我。挨批斗的人这么多，说是一小撮，其实撮很大，个个比我严重，比我等级高，我算老几，值得吗？将来，以后，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党的政策一定会对我们这类人宽大为怀的。
赵子猜对了，党的政策的确宽大为怀。而且，文革还没结束，就不断有所体现。没过多长时间，一条震撼人心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委婉地批评了“龙生龙凤生凤”的唯成分论，提出了“重在在政治表现”的英明论断，同时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此，黑五类、狗崽子的提法没有了，“混蛋”之歌也不唱了。赵子之流虽然觉得新提法仍然有烙印，但总比原来的叫法文雅许多，容易接受，所以大家松了一口气，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说一些感激不尽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越烧越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斗私批修，文攻武卫，红旗招展，歌声如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恨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总之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虽然有点乱，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有位小说家看了初稿后说写景太少，于是加了这一段，算是对当时明媚春光的描述。当时总的风景是万里山河一片红。要写景，只能写红，其他颜色很难渲染。例如黑，指黑帮、黑五类，黄代表流氓色或皇家颜色，白，白色专家，白色恐怖。写皑皑白雪，会说你讽刺现实的冷，写绿油油的庄稼，说你在歌颂资本主义的苗。咦，少写点景物吧，免得人家说话里有话。）
城市中，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已被乱棍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是无疑的了。很快，运动向农村发展。农民的热情也很高。例如，赵家庄第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个个激情满怀。尤其是赵四，带领一帮人，成立了“造反有理”红卫兵，当上了造反司令部主任，比副家长的职位高多了，连生产队长有事都跟他商量。
北京的校园里渐渐有些冷清。有的成群结队进行大串联，到外地去造反。有的买些三极管之类，学习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有的插起门来，偷偷学习文化课。有的对政治运动感到疲倦了，（注意，是疲倦，不是厌倦！）不再热衷轰轰烈烈，对“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最高指示有点阳奉阴违，整天聚在一起聊天，自称是逍遥派。时间一长，也没什么可聊的了，相对无言，不哭不笑。不知谁戏说了一句“此时无声胜有声”，引得大家哄笑一阵，又继续沉默。有人编了副对联为逍遥派画像：天天无聊天天聊，年年难过年年过。
还有些人，打着串联的旗号，偷偷地回家了，而且白坐火车。也有谎称父母有病请假回家的。赵子就是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后火速回家的。其实，他老爸正领着造反有理红卫大闹天宫，屁病没有。
当时，赵子的问题已经不算问题。家庭出身，属于“可教子女”，况且，从他父亲论，赵子应算贫农出身。至于受过无理批斗，红头文件的说法是，属于群众斗群众，误会。至于大字报上的两个极端，结论是：不能揪住辫子不放，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这样处理，赵子没有感激涕零，但也算心满意足了。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反过来再把人家上纲上线一回吧。走一步算一步，谁知以后怎么样呢？
在六楼流泪的事，赵子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决定回家以后也不说。
赵子的父母精神矍铄，不减当年，只是脸上多了几条刻录沧桑的皱纹，显得老了些。父亲在村口，母亲在家门口，迎接儿子赵武成。赵子下车后，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看到了久违的赵家庄。虽然有点累，看到村口的父亲后，立刻飞跑向前，与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
“爹！爹——”赵子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声音很凄伤。
“孩子，你怎么哭了？”
“我，高兴……”
是高兴，还是悲伤？百感交集的滋味，只有赵子自己知道，别人如何说得清楚。
“爹呀，我差一点就……”只是心里想，嘴上没有说，赵子不停地流泪，泣不成声。
“行了行了，咱们农村人实在，难过不流泪，高兴也不流泪，你这个“臭老九”还真是感情丰富，哭起来还没完没了了。快回家，咱们村的革命工作我正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筹划筹划。”
“爹，不谈这个行吗？”赵子心有余悸，本想回家安静几天，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又扇风又点火的，刺痛了自己脆弱的心。
赵四不了解儿子的创伤沉重，继续滔滔不绝：“你说，不谈这个谈什么？这革命工作要天天讲年年讲。你是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我也是造反有理司令部的主任，咱们不能只谈家事，私事。以后咱俩，既是父子，也是同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咱们贫下中农要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不能像过去一样，一见面就说你身体好吧，你工作忙吗，你学习成绩怎么样啊，庸俗，四旧，要彻底扫除这些四旧。这几天，我们造反有理斗争的大方向就是横扫四旧。我深有体会，掌握大方向很重要，非常重要。刘罗锅他们就是忽略大方向，我认为，革命到底肯定失败。”赵子惊呆了，忐忑的心几乎停跳，两条腿再也走不动，瘫坐在路边的垃圾堆旁。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比两个极端的性质要严重一百倍，一万倍。前后左右看看没人，赵子少许平静，无奈地斥问起爹来：“你不要命了？我的亲爹。你怎么敢说？要掉脑袋的。”
听完儿子的警告，赵四一时摸不着头脑，仍然振振有词：“你别吓唬人，掉什么脑袋？我们革命的贫下中农就是不怕死。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啥用！唬谁呢？”赵四喜欢说一些新流行的革命话，一套一套的，像是赵本山，可多了。
赵子站起来，和父亲边走边说：“如果我少一点私心杂念，一定会立即去举报你。被公安机关抓去，你会坐一辈子大牢，被红卫兵抓去，你会被活活打死。”
“我说什么了，有这么严重？死就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这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铁证如山，死路一条。你知道吗，我的好爹。”赵子对死路一条这类名言印象极深，现在拿来警示老爸，似乎切中要害。赵子提示说：“你刚才说刘罗锅如何如何，革命到底如何如何，想想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了，不对吗？我说革命到底肯定会失”，赵四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错了错了，我错了。武成，好儿子，你可不能对别人乱说，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能说得清？全国七亿人谁敢这么说？这是最最大的罪恶。”
赵四的确是口误，他开始解释。这一次用的是常规语言，那些新鲜的革命话少了很多。
“赵家庄红卫兵分两派，刘罗锅那一派叫革命到底红卫兵，我们这一派叫造反有理红卫兵。两派观点不同，互相批判，有时互骂。我刚才的意思是，刘罗锅的革命到底红卫兵肯定会失败，说走了嘴，说得太简单了，把‘红卫兵’三个字说丢了。幸亏只有我儿子一个人听到，纠正及时，否则的话，一定会对革命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父子二人边走边说。沿着弯弯曲曲的沟，踏着坑坑洼洼的路，述说着轰轰烈烈的新鲜事，终于到了家门口。
“妈！”赵子强忍眼泪，没有哭。他知道母亲感情脆弱，又有高血压，经不住刺激，所以硬忍，强打欢笑。可是没想到，母亲却哭了。
“武成，我的好儿子，你可回来了。去年冬天我得了一场病，差一点……”
“妈，您怎么不早告诉我。”赵子再也忍不住，和母亲抱头痛哭。越哭越难受，越哭越厉害。走到屋里，关起们来，放声地嚎啕大哭了一阵才慢慢止住。
真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