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国维后人却有另外的说法，王国维长女王东明不认为其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之辞”。因王潜明丧事而导致罗、王误会、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王东明《最是人间留不住》载：“父亲是个‘老式的好人’，但性格刚直。他的投湖自尽与大哥过世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一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围绕王潜明的遗款问题，罗、王互不示弱，这本是一桩家事，却搭上罗、王的金石之交。总的来说，罗振玉对王国维最失望、最不能释怀的，是王国维入直南书房以后，没有依照他的想法，全力以赴为清室利益而努力，在复辟上走得更远。女儿丧夫只是提供一个导火线而已，致使胸中郁积的怨恨一发而不能收拾。罗、王之裂，表面上看起因于王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于“一时之误会”，确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痛失爱子、挚友断交，性格内向的王国维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日后他投水自沉，走上人生不归路或成其悲剧解脱的一个注脚。
起于家庭琐事的王、罗之裂，若当事双方均能平心静气，换位思考，事情或许要简单得多，但是历史已容不得我们假设了。事后冷静下来，尤其在仅隔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天津为之刊印遗着，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可是这种忏悔已挽救不了王国维的生命，也弥补不了因为王国维逝世给学术界带来的巨大损失。
王国维自沉
1927年，王国维年届五十，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以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再次迎来辉煌。清华园秀美的湖光山色，校方优裕的报酬，给这位懒于应对世务的学者以心灵的安宁，似乎可以于此颐养天年，安心治学。自从入住清华园，园内的人文景观也随之大变。王国维仍以最独特的方式坚守信仰：他留着辫子，每天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成为清华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学子们因为景仰他的人品，并没人去强迫他剪去脑后那具有特定意义的辫子。
辫子是特定时代的符号，是王国维精神人格的具象反映，因而有人将此作为遗老的标志。王东明《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记载：“（王国维）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王国维受过溥仪小朝廷之恩，对逊清有执着的情感。早在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天，王国维便经常怏怏，整日忧患，数次欲跳神武门御河自杀。幸亏家人非常警觉，看管严格，悲剧才未能上演。溥仪离京到天津张园做起了寓公，王国维仍时刻担心他的安危，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
1927年，神州时局动荡，社会充满各种变数，埋首学术、不谙时势的王国维内心十分焦虑。在清华园内，平时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话题不无有关局势的担忧。当时，北方有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的暴行，南方也有国民党“四·一二”的大肆滥杀。他们耳闻的多是各种沾满血腥的消息，对时局自然不会抱乐观的态度。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先后易帜，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直逼京师，北京城内一片恐慌。虽然清华大学内尚属安静，但校园里的教授们早已惶恐不安。梁启超于3月29日在为报纸撰稿的专栏《给孩子们书》中，其语调显得异常惊慌：“这几天上海、南京消息早已知道了。南京事件真相如何连我也未十分明白（也许你们消息比我还灵通），外人张大其词，虽在所不免，然党军中有一部分人有意捣乱，亦绝无疑。……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当时北伐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下势如破竹，一路北上。张作霖的退却和冯玉祥的进京，也许会让王国维惊恐万分。不过最令王国维忧虑的是，北方是否学湖南的农民运动，王国维指的是旧式学者叶德辉在湖南被北伐军处死，引起全国轰动。另有消息传来，德高望重的湖北学者王葆心，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就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以致于死。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在列。这些消息均在他心理上留下了巨大阴影，王国维自思为逊清遗臣，北伐军到京，还不知会遭受多少侮辱，心里震惊异常。
一日，王国维从梁启超处回家，对潘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似乎他心中早有打算。5月30日，清朝遗臣金梁来清华拜访他，二人私交甚笃，王国维向金梁吐露了心声。当时场景，金梁记忆犹新：“公平居简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交谈之际讲到颐和园，是无意，还是有心，王国维生命归宿的方式和处所似乎已经决定。
一旦选择好生命的结束方式，王国维的心神便宁静了许多。6月1日，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三十六名研究生毕业的日子。王国维一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中午，研究院举办师生叙别会。毕业宴席共设四桌，席间王国维跟学子们聊起蒙古史料，其雍容淡雅之态、高深莫测的学识，给学子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所在之席却寂然无声。不知在座者是否受王国维一时情绪的影响，不过大家已经习惯了王国维的沉默寡言。席间，梁启超忽然起立致辞，历数学子们的优越成绩，并倡言：“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人均认真聆听，王国维则沉默不语。
餐后，大家互致别语，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与陈寅恪一道散步回家，顺便到陈家畅谈。直到家人打电话来，告知有学生姚名达等人来访，才从陈家返回。“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王国维与姚名达三人交谈达一小时，直到家人将晚餐摆上餐桌，王国维才将他们送出庭院。晚上，学生谢国桢和刘节又来拜访王国维，谈话内容涉及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及日本学者研究干支得失，交谈甚欢。然话题涉及时局后，王国维神色略显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他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谢国桢二人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扇面，赋诗七律四首，其中有两首就步韵时人陈宝琛所作的《前落花诗》，诗句多有不详之语，似抒发将死之志。
6月1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的前一天，受业弟子姜亮夫曾上王家中拜访。当时王家中很乱，王国维正在整理稿件，事后看来可能是在处理后事。据姜亮夫回忆，王国维曾征求他的意见，询问是否要剪辫子。姜亮夫规劝他不必计较形式，王国维方才释然。那天王国维直接告诉他：“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此话已显出王国维复杂而深沉的焦虑，与王国维在遗书中所提到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语完全吻合。姜亮夫觉察到王国维的不安，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安慰了尊师一阵之后，并把王国维的话转告陈寅恪，想让陈寅恪去规劝王国维。但正处热恋之中的陈寅恪却要去未婚妻家，故而打算晚些时候再去找他。孰料，第二天不幸就发生了。
1927年6月2日，历史应该铭记的日子。这天早上一切如常，按固有的习惯，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照旧由夫人为他梳理辫子。子女们均没有上学，王国维便与家人共同用餐。王国维早餐后必到书房小坐，然后才到公事房办公。临走前，他最后看了一眼已经顶到屋梁的线装书，这是他心血与灵魂的寄托。他没有别的爱好，所发工资大多买了书籍。如今他要与陪伴他一辈子的“朋友们”告别，未免有些黯然神伤。若在平时，有什么东西须带至公事房，他总是叫老家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王国维是独自一人去的。出家门的时候，他没有显出任何异常的举动。家人们哪里会想到，这一家之主竟要走上人生不归路。
早上8点，王国维步行至研究院公事房。由于没带学生的作业，王国维将院中听差叫了过来，便让他到自己的私第取学生们的成绩稿本，还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宜，然后将昨夜替学生谢国桢题写扇面的称呼改“兄”为“弟”。处理完这些日常事务后，王国维向侯厚培借钱，欲借洋二元。侯厚培身上没有现洋，便取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王国维。谁都知道王国维没有带钱的习惯，故而他借钱也无人质疑，更没人去询问他做何用。9点钟，王国维走出公事房，步行至校门口，雇了“校中挂号第三十五”的一辆洋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颐和园在清华园之西，距离不远，上午10时许就到了。王国维下车，付了车夫的费用，并让他在园外等候，自己则购票进入颐和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颐和园。
入园后他直奔佛香阁排云殿前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颐和园长廊，先在岸边石舫前兀坐沉思。此刻，昆明湖碧波荡漾，王国维的内心则汹涌澎湃，无法平静，因为他正在做生与死的最后抉择。约半个小时后，他长吁一口气，转而来到鱼藻轩。王国维为何选择鱼藻轩来作为生命的终止之所，据王国维好友金梁的理解，若对照他俩三天前的交谈，鱼藻轩的名称大有来由：“《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亟也。与三日前面谈，忧愤之意正合。”王国维选择于此处自沉，似乎别有寄托。而时任陈寅恪助教的浦江清则驳斥金氏的“殉节”之说：“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纯然无所眷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援引王国维自家话语，有一定的说服力。鱼藻轩是否别有深意，看来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大约11时许，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抽完便掐灭烟头，接着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纵身跃入湖中。此时，距鱼藻轩十几米处刚好有一园丁，见有人跳水，便立刻奔来抢救，前后不过两分钟。据园丁言：“先生初在石舫前兀坐之久，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咽。死时里衣犹未湿也。”昆明湖湖水虽浅，但底部皆为污泥，王国维以年老之躯，怀必死之志，入水时可能用力使头先触底，以致口鼻迅速被泥土塞满。园丁将王国维救起后，却不懂抢救之法，故而王国维窒息而死。与王国维一起到颐和园的车夫不知王国维已逝，仍按照王国维的吩咐，一直在园外门口等候。下午3点过后，颐和园即将关门，仍未见王国维出来。守门人上前询问该车夫，为何此时还不离开。车夫告以实情，说尚有一位老先生在园内，守门人便询问老先生的年貌举止，打听清楚后，告诉车夫事情的原委。接着领车夫入园核实，果然是王国维。
王国维前往颐和园之事，没有引起清华园的注意，家人也不知晓。时近期末，校内事务繁多，王国维家人最初见他没回来吃午饭也未在意，直到下午3点仍未见他的影子，才开始着急，下午3时许，打电话向清华方面询问他的行踪，侯厚培方得知王国维没有回家，急忙到校门口询问，得知王国维已去颐和园，随后立刻骑车前往。与此同时，就读燕京大学的王国维三子王贞明，也从清华校门口人力车夫处得知父亲的行踪，心急如火，乘车驰往颐和园。途中遇见回来报信的三十五号人力车夫，车上端坐一位面色严峻的巡警，王贞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并从人力车夫那里得知父亲的死讯。随即跟巡警一道赶往颐和园确认，在鱼藻轩见到王国维的尸体。
当晚7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们得知王国维自沉的消息，无不震惊。斯时曹云祥校长正在主持一个会议，闻知王国维死讯后，随即将此消息告诉与会人员。经过紧急磋商后，曹云祥带领三十余人赶往颐和园。鉴于北京紧张的局势，负责戒严的守兵不许清华师生进入颐和园。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曹云祥校长和梅贻琦教务长等少数人入内。由于尚未尸检，王国维遗体当夜不能运回。师生们只好返回清华，随即迅速成立治丧委员会，并商定第二天的治丧事宜。
6月3日清华大学发布讣告，组织师生和王国维家属前往颐和园，瞻仰王国维遗容。只见王国维遗体上覆盖一张破旧篾席，篾席四周压上砖块，惨淡之极，众人收声敛气，黯然良久。因为检察官未到，不能翻动尸体，也不能入殓。此时离王国维入水已过去了二十多小时，当有人揭开篾席之际，刚好天边响起一阵雷声，人们借着昏暗的灯光目睹了一副凄惨的景象：先生面目紫胀，四肢蜷缩，匍匐在地。见者无不露惨淡之色，顿时恸哭不已。直到下午4时左右，检验尸首的检察官才到，遂在清华师生和王国维家属的监督下检验尸首。验尸之时，发现王国维衣袋中有四元四角和一封遗书，遗书封面上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十二字。遗书内容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选择投湖自沉，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是不可挽回的。遗书写于自沉前一天，全文才一百来字，字里行间充满王国维对清华学术的认可，对世变的担忧。王国维这封遗书，不仅明确交代了自己的后事，还教导子孙依靠劳动来养活自己。他对遗体处理只求简单，以“谨慎勤俭”嘱咐儿女，尽显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本色。将书籍整理托付给陈寅恪、吴宓二位先生，正是引二人为学术知己的表现。特别说明的是，将遗体埋葬地选在清华，足显他对清华这段岁月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