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之时，王国维就有自杀的意图，只是家人严加看护，才未能得逞。王国维死后，其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湖南叶德辉、湖北的王葆心惨案、浙江军政府籍没章太炎家产案，均使王国维受到巨大的刺激。为了避免再次受辱，按“君辱臣死”的古训，还不如一死了之，故而“殉清”说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殉清”之说存在疑问，王国维并无叶德辉在湖南组织筹安会如此劣迹，也不曾发表过鼓吹复辟的言论，更没参与复辟的活动。当溥仪决心依靠日本，以天津为基地进行复辟活动时，王国维已经应聘清华导师了。王国维并不想做谏死之臣，否则辛亥革命之时，他早就“殉国难”了。王国维遗书中只交代家事和书籍之安排，丝毫没有涉及溥仪小朝廷的文字，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遗书视为一种内心的恐惧，有明确的价值指向，他的自沉，是社会和个人综合的悲剧。
（二）罗振玉逼债说
王国维被罗振玉逼债致死一说，在王国维投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相当有市场。逼债说最早源自郑孝胥，史达、溥仪、郭沫若也同意此说。1927年8月7日，史达《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较早持此观点，该文认为王国维自沉是远因和近因的综合作用。远因是王国维自任教苏州师范学堂之日起，被罗振玉“拉拢着做他学问上的工具，而王先生后半生的处处可怜便在那时上了无形的桎梏”，近因则缘于罗、王二人曾在日本合伙做过一次生意，王国维攒钱一万多，分文未取，均放在罗振玉处作为存款，后来，罗振玉又兜搭王再做一趟生意，孰料大折其本，王国维因此还背上不少债务。这些利息“刚刚把王先生清华所得的薪水吃过，还须欠些。那么一来，把个王先生直急得又惊又愤，冷了半截，试问他如何不萌短见”？“合此两因，竟把一个好端端的学者活活地逼死。”
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曾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画。罗振玉得知后，从王国维手中把字画要了去，说可以替他卖。但卖后罗振玉把所得的一千多元全部扣留，作为王应还罗的债务。王向他索要，罗反而算其旧账，“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无法面对绍英的催促，因而自尽。1936年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也有相似的记载：“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绝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与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郭沫若认为“挚友之绝”对王国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罗、王二人，亦师亦友，关系非同一般。二人关系一向密切，王国维得到过罗振玉的很多资助，王对罗也一直心存感激。后来罗将女儿嫁给王的长子王潜明，二人结为亲家。由于王国维的杰出学术地位，并且任职清隽小朝廷。在一定程度上说，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布在溥仪身边的一粒棋子，利用王国维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罗在王丧子后，把新寡的女儿从王家接回，王国维曾经凑足过三千大洋寄给罗家以做儿媳日常用度，罗振玉却三番五次退回，致使王国维感到很丢面子，由此觉得受到了侮辱。与王国维有近三十年交情的殷南，在1927年10月《我所知道的王国维先生》一文中说：“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
王国维性格孤僻，没有多少知心朋友。因此他非常看重自己与罗振玉之间的友谊，一旦意识到罗振玉是在利用他，甚至瞧不起他，他就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致投湖自杀。罗振玉逼债说基本上把罗振玉描绘成一个小人，使王国维之死带有小人算计的色彩。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情绪性，因而不能算是持平之论，甚至有些滑稽色彩。应当承认，罗振玉在王国维自沉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能因此完全抹杀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提携之功，也不能认可王国维为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式的人物，这显然是对王国维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无法将其作为王国维之死的确切原因。
（三）殉文化信念说
王国维始终沉浸于中华文化之中，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术事业。“殉文化信念说”的提出者是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契合的陈寅恪。他认为将王国维自沉归结于“殉清”的说法未免“局于一时间一地域”，并没有真正把握王国维自沉的原因。其《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此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传统文人的沉重转身，为我们破译王国维自沉之谜提供了新的思路。大凡古今中外的文化名人，其死因不能简单地局限于一时一地，或受某一人物的影响。他们的死因必定有超越时空的、更为广泛的意义。陈寅恪所论“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并非“身在此山中”的一般人所能理解。王国维同时代之人是很难理解王国维为何自沉的，这是一代学人的孤独！我们不能机械地或简单地把王国维自沉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影响，无论是罗振玉，还是溥仪，当然我们不排除有某一人物的刺激或推动，但不能将一代学术大师之死的原因完全推给这两个人。这里面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认同问题，易代之际，中国文人往往把某一文化情结寄托于这个文化符号之上。王国维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与新学兼得的文化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理解王国维之死，或许有新的体悟。
黄节在王国维自沉后三天，去拜访吴宓，表达了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据1927年6月4日吴宓的日记记载：“宓迎入述王先生死事。黄先生大悲泣，泪涔涔下。谓以彼意度之，则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宓又详述遗嘱种种。黄先生谓，如是则王先生志在殉清，与彼之志稍异。”对于学术界流行的“殉清”说，黄节旗帜鲜明地反对，“与彼之志稍异”之语已道出真相，他认为王国维之死是献身于文化道德。吴宓原先赞成“殉清”说，但自从参加王国维的入殓仪式后，又持“殉文化信念”之见，其日记有如此记载：“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涊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冥鉴之。”吴宓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从文化人格来体认王国维之死，可谓惺惺相惜。
王国维身处新旧文化转型之际，文化裂变不时拷问着传统文人的人格再塑，传统文人经受痛苦的煎熬。一般看来，每当传统文化衰落之时，浸染传统文化越深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越剧。王国维曾细心研读德国哲学，极力传播科学观念，在西学中国化路径上建树颇多。但他自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无法隔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后来他致力于经史之学，传统文化更成为他学术生命的重要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说，王国维不断改变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一直在寻找一条解脱之路。文化裂变带给他的痛苦至深至烈，已经到了他不死就不足以解脱的程度。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人格建构，有人可能执着于一种价值，最终享受到社会的便利，但王国维的人格建构有中西两种因子，他又不善于驾驭，在中西两种文化上走钢丝，故而长期浸染孤独和忧郁，自沉或许是一种解脱。
王国维自沉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事件，个中包含丰富的文化信息。中国传统文化之脉，千年传承，虽有时面临衰落的危机，但文化精髓和内质从未剥离。文人志士身处乱世之中，会有以身殉志的决心和勇气，陈寅恪、黄节等人的诠释在学术界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寅恪等人的观点，与其说是追溯王国维自沉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以他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和断论王国维的学术精神。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王国维之死，从表面上看是“殉清”而死，但尽忠并非王国维生命的全部，挥手告别溥仪小朝廷、移居清华园，已经显示他淡化甚至用力抹掉遗老影响的趋势，其遗书内容也是一个有力的注脚。王国维自沉了，但这种文化意识永远不会沉没。在他身躯倒下的地方，却树立起一块文化丰碑。
（四）性格悲剧说
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三十自序》中，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和天才观深深契合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王国维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的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爱子王潜明去世、老友罗振玉断交，这些极具刺激性的事件，接连打击王国维的精神世界，而哲学、史学却并不能化解他内心的矛盾，所以走上人生不归路。
在《三十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他在同篇中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不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美术作为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未能调和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使他难以实现动态的平衡。
王国维的一生，是各种矛盾交织与思想斗争的表现，追求学术独立，经济上却不得不依附于他人，这种矛盾几乎伴随他一生。对于王国维的死亡之谜，虽有诸多解读，迄今尚未有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作为局外人，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真实而准确地抵达死者的内心世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代大儒，他的死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某种简单的原因，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各种因素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偶然中体现了一种必然性。王国维的自沉是经过慎重考虑而做出的决定，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现在，只凭几个极具主观色彩的因素去追溯王国维的死因，怎么说都只是一种推测。
如今，国人已经难以知道王国维真正的死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王国维走进颐和园之前，为何还让清华园三十五号人力车夫在门外等他？这是否表明他的内心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王国维的最后要求，人力车夫实现了承诺，并老老实实地守候着，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最终等来的却是大师自尽的消息。昆明湖的纵身一跃，究竟是绝望于朝廷的覆亡，还是文化的式微呢？一百年来，王国维死因之谜，仍然是学术界一个饶有兴趣的学术之谜。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成为20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也是王国维留给后人继续探索的一个课题。王东明女士提议，希望世人多关注她父亲的学术和成就，对其死因不必再争议。亦即与其花很大精力去追究她父亲的死因，倒不如静下心来去传承王国维的学术。还原历史真相，辩证地看待王国维自沉事件，弘扬他追求学术独立、礼赞自由思想的学术精神，可能是我们走近学术大师的最好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