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编译：占言）
“爹，放手”
文/克里斯托夫·德威克
我发现前门廊有只粉红色的飞蛾。当时我大概八岁。我踏出前门，来到玻璃罩着的门廊上，我们冬天就是把靴子留在这里的。那只飞蛾正拼命想找出口飞出门廊。
好几次我都曾发现有蜜蜂或飞蛾困在门廊，我总是把它捕捉之后放走。不过这一次我注意到飞蛾的颜色很特别，是从未见过的——粉红，通体粉红。我捉了飞蛾，拿在手里。
小男孩捉了只粉红色飞蛾之后怎么办呢？我找来鞋盒，在里面塞满青草，又放了一汽水瓶盖的水，然后把飞蛾放进去。
结果它当然死了。任何东西都不能老是死抓住不放——必须放手，给予自由。我把鞋盒、汽水瓶盖和草都扔进垃圾桶，把飞蛾埋葬在花园。
直到今天，我仍是感觉到自己常有这种矛盾：既想抓住不放，又想放手。卡伦学会骑自行车的那个下午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初秋，我带着卡伦学骑自行车。我拆去她车上的练习辅助轮，但在街上练习时她坚持要我扶着车把和座位。
“卡伦，我现在放心，只放开一秒钟。”
“不行！”她坚持。
不用多久她就学会了用脚去踩踏板。我扶着自行车前进，卡伦的头和黑发就贴在我脸颊上。
几星期后，我不扶着把手她也不害怕了，不过她仍要我扶着车座的后部。
“爹，别放手。”
几个月过去了。树叶飘零。我们练习的时间越来越少。风起天冷，是寒冬了。我把卡伦的自行车挂到车库的钉头上。
圣诞节来临，卡伦那年的心爱礼物之中，有她妈妈送的五块蚬壳型肥皂。
除夕下了大雪。燃料帐单上的数目可不小。然后天气突然转暖。
“露伊，”我醒来时对太太说，“听到小鸟在唱歌吗？是红衣风头鸟。”露伊和我侧耳倾听。孩子都在楼下看电视。
吃完早餐，我发现卡伦在车库里想把自行车弄下来。我走进车库，从钉头取下自行车。
她跳上车，我推着她横过我们家的碎石车道到街上去。我轻轻推了她一下。“爹，放手！”卡伦在车上摇摇晃晃、左摇右摆，笑着踏车驶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我想追上去，替卡伦扶着自行车的座位，抓住车把，让她的黑发贴在我脸颊上。但我一动不动，只是不断喊着：“继续踩下去，卡伦！”然后用力鼓掌。
死抓住粉红色飞蛾不放是没用的，死抓住女儿不放也一样。他们学会自立，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给他们自由好了。
继续踩，卡伦。一直踩。
一颗豆粒
文/铃木健二
一个女人，因为丈夫在交通事故中身亡并被错判为加害者而不得不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子背井离乡。一家好心人同情他们，把一个仓库的一角租给他们母子三人居住。
只有三张榻榻米大小的空间里，她铺上一张席子，拉进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一个炭炉，一个吃饭兼孩子学习两用的小木箱，还有几床破被褥和一些旧衣服，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母亲披星戴月，从没睡过一个安稳的觉，生活却还是那么清苦。
有一天，母亲泡了一锅豆子，早晨出门时，给大儿子留下一张条子：“锅里泡着豆子，把它煮一下，晚上当菜吃，豆子烂了时少放点酱油。”
这天，母亲干了一天活，累得疲惫不堪，实在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她偷偷买了一包安眠药回家，打算当天晚上和孩子们一块死去。
她打开房门，见两个儿子已经钻进席子上的破被褥里睡着了。忽然，母亲发现哥哥的枕边放着一张纸条，便拿起来，上面写道：
“妈妈，我照你条子上写的那样，认真地煮豆子，豆子烂时放进了酱油。不过，晚上盛出来给弟弟当菜吃时，弟弟说太咸了，不能吃。弟弟只吃了点冷水泡饭就睡觉了。妈妈，实在对不起。不过，请相信我，我的确是认真煮豆子的，求求你，尝一粒我煮的豆子吧。妈妈，明天早晨不管你起多早，都要在你临走前叫醒我，再教我一次煮豆子的方法。妈妈，今天晚上你也一定很累吧，我心里明白，您是在为我们操劳。谢谢您，不过请您一定保重身体。我们先睡了，妈妈，晚安！”
泪水从母亲的眼里夺眶而出。
“孩子年纪这么小，都在顽强地陪伴着我生活……”母亲坐在孩子们的枕边，伴着眼泪一粒一粒地品尝着孩子的咸豆子。一种必须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念从母亲的心里生发出来。
摸摸装豆子的布口袋，里面正巧剩下倒豆子时残留的一粒豆子。母亲把它捡出来，包进大儿子给她写的信里，她决定把它当护身符带在身上。
十几年的岁月流逝而去，兄弟俩长大成人。他们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双双毕业于妈妈所期望于他们的一流国立大学，并找到满意的工作。
直到如今，那一粒豆子和信，仍时刻不离地带在这位母亲的身上。
这就是底价
文/达克·史翠克原著
他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节衣缩食，数十年下来，从伦勃朗、毕加索到其他著名画家的作品，他是应有尽有。
他早年丧妻，仅有一子。儿子长大后成了一名收藏家。父亲对此感到十分自豪。
时光流逝，这个国家突然卷入了一场战争。儿子参军去了。
一天，父亲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令郎在战斗中牺牲了。”
儿子的死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圣诞节到了，但父亲一点心情也没有，甚至连床都懒得起，因为他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儿子的圣诞节该怎么过？
就在这天，门铃响了，打开门，只见一个年轻人拿着个小包站在那里。
“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说到这里，年轻人的眼圈红了，“我不是个有钱人，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您，以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我还是为他画了幅肖像，希望您收下。”
父亲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来，然后一步一步走上楼，来到画室，取下了壁炉前伦勃朗的画，然后挂上他儿子的肖像。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家任何一件作品都值钱！”
父亲与年轻人吃了顿饭，一起过了圣诞节，然后年轻人就走了。
一年后，忧郁不乐的父亲终于去世了。他收藏的所有艺术品都要拍卖。
拍卖会于圣诞节举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长和私人收藏家纷纷赶来，他们急切地想在这场拍卖会上投标。
拍卖师站起来说：“感谢各位光临！现在开始拍卖：第一件拍卖品是我身后这幅肖像画。”后排有人大声叫喊：“这不过是老人儿子的画像。我们跳过这个，直接进入名画拍卖吧！”拍卖师解释：“不行，先得拍卖完了这幅画像，其他才能继续。”
会场静下来了。拍卖师说：“起价100美元。谁愿意投标？”没人答话。
他又问：“有人愿意出50美元吗？”还是没人答话。
他继续问：“有人愿意出40美元吗？”仍然没有人吭声。
拍卖师看起来神情有些沮丧，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问：“是不是没人愿意对这幅画投标？”
就在这时，一个老人站起来说：“先生，10美元可以吗？你瞧，10美元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是收藏家的邻居，我认识这个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说实话，我确实很喜欢他，我想买这幅画，10美元可以吗？”
拍卖师说：“可以。10美元，一次；10美元，两次，成交！”
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欢呼，人们议论纷纷：“嘿，伙计，现在终于进入正题了。”
拍卖师立即说：“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很高兴各位能来参加这个拍卖会。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人们似乎被激怒了：“这什么意思？你还要拍卖其他作品呢！”
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很抱歉，各位，拍卖会已经结束了。根据那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所有的藏品。这就是底价！”
刻骨铭心的一课
文/贾森·博卡罗
我16岁那年的一个早晨，父亲说他要去一个叫米雅斯的村子办事，一路上可以把汽车交给我驾驶，但条件是在他逗留于米雅斯村期间我要替他将车子送到附近的一个修车铺检修。要知道，我当时刚刚学会开车，但却极少有实践的机会，而到米雅斯村有将近20英里，足可以让我狠狠地过一把开车的瘾。我是无论如何也受不住如此大的诱惑的。我当即表示同意。我先把父亲送到米雅斯村，然后将车子开到附近的修车铺并与父亲约好下午四点回来接他。在修车铺的师傅检修车子时，我感到等几个小时挺无聊的，就决定去附近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很好玩，我一看就忘掉了时间，接连看了四部，待我出了电影院，一瞧手表，已经是六点钟了。比我与父亲约好的时间迟了两个小时！
我知道，如果父亲得知我是由于看电影而迟到，一定会生气，可以因此就不再让我开车了。于是，我心中编了瞎话，打算告诉他汽车需要修理的地方很多，所花时间也相应的长了。我把汽车开到约定的地点，见父亲正在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我按照编好的谎话向他做了解释。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他向我投来的一瞥。
“贾森，你为什么一定要撒谎？我非常失望。”
“我没有撒谎，我说的是实话。”
父亲又看了我一眼。“四点钟的时候，我给修车铺打了电话，问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说车早就检修好了，只是你还没有去取。所以，我知道你说的车子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是谎话。”我的脸顿时羞得通红。我向他承认了看电影的事实，并解释了决定撒谎时的想法。父亲认真地听着，脸上蒙上了一层阴霾。
“我非常生气，但不是生你的气，而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想，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让你感到对我撒谎比说实话更有必要。我不称职，还因为我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对自己的父亲也不说实话的人。我要步行回家，好在路上深刻反思自己这些年来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失误。”
“可是，路很远，天也黑了。你走不了20英里的路的。”
不论我如何恳求，如何抗议，如何道歉，他都置之不理。我让父亲伤心了。父亲大步踏上了乡村崎岖的泥路。我赶紧跳上汽车，驱车跟在他后面，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不停地央求他，不断地自我批评，但均无济于事，他大步不停地往前走，神情凝重，既像是沉思，又仿佛是陷于无限的痛楚之中。将近20英里的路程他就是这样走过，平均每小时走了五英里。
看着父亲承受着疲惫和痛苦，作为儿子，我却无能为力，这是我生平最刻骨铭心的一课。
我爱你，妈妈
文/西拉克蒂
不久前，我决定和另一个女人出去约会，那是我寡居了19年的母亲。工作的忙碌和3个子女的牵缠使我很少去看她。头天晚上我给她打了个电话，约她共进晚餐，然后去看电影。
母亲问我：“出什么事了？你还好吧？”
母亲就是这样，如果我晚上给她打电话，或者临时约她出来，就会被她理解为要听到坏消息了。
我回答说：“我想如果能和你在一起呆一会儿，一定会开心，就我们两个。”
她在电话那头想了想，然后说：“我很乐意去。”
周五下班以后，我开车去接她，我注意到她因为我们的约会而兴奋不已。她头发烫过了，穿着上一次庆祝结婚纪念日时穿的衣服，她的脸上带着微笑，整个人散发着天使般的光芒。
她一边上车一边对我说：“我跟我的朋友们说我要和我儿子一起出去，她们都很高兴。她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听听咱们的约会怎么样呢。”
我们去了一个不是很高级但气氛不错的餐厅，母亲挽着我的胳膊，那架式就好像自己是“第一夫人”。
坐下来以后，我给她读菜单。她的眼睛不太好用，只能看字体比较大的字。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抬头看见坐在我对面的母亲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唇边挂着一丝怀旧的笑容。她说：“你小时候是我给你读菜单的。”
我说：“现在轮到你放松放松，让我来报答你吧。”
用餐期间，我们的对话很愉快，我们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向对方描述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我们越说越高兴，竟错过了看电影的时间。
送母亲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我还要再和你出去一次，不过要让我来邀请你。”我答应了。
几天以后，母亲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来不及做什么。
不久以后，我收到了曾经和母亲共进晚餐的那家餐馆寄来的一份支票复印件，信封里还附着一个字条，上面写道：“我提前付了餐费，我知道我一定不能再到那儿去了，但我还是订了两份餐，你一份，你妻子一份，你永远无法理解那天晚上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爱你。”此时此刻我明白了及时对自己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是多么的重要，有时，他们真的不能再等了。
只要多给别人一点关爱
文/莱昂尼·瑞威丝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妈妈让我去参加那个生日宴会的那一天。
那时候，我在得克萨斯州威奇托福斯市内一个由布莱克女士执教的三年级市政中学上学。一天，我带回家一份粘有些许花生油的请帖。
“我不打算去，”我说：“她是新来的一个女孩名叫露丝，伯尼斯和帕特也不打算去。她邀请了我们全班的同学，共36人。”
妈妈仔细地端详着那份手工制作的请帖，她看上去有一种奇特的忧伤神情。然后，她说：“好了，你应该去，明天我去给你挑选一件礼品。”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妈妈从未让我去参加过宴会呀！
星期六到了。一大早妈妈就把我从床上催了起来，并让我把一个漂亮的红色化妆盒装好，这是妈妈花了2.98美元买来的。
妈妈用汽车把我送了过去。
露丝开了门，示意我跟着她走上一段我所见过的最陡峭、也是最让人惊恐的楼梯。
进门之后，我才感到有一种极大的解脱，客厅内的阳光十分充足，硬木地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屋子里的家具陈旧而又显得特别的拥挤，家具的背面和扶手上还覆盖着白布垫。
桌子上面摆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蛋糕，上面装饰着9只粉红色的蜡烛，一个印刷草率的“露丝生日快乐”的印牌和一些玫瑰花蕊的图案。
在蛋糕的旁边，摆着36个盛冰淇淋的纸杯，里面装着家庭制作的牛奶软糖，每个杯子上还都写着一个名字。
我断定，一旦每个人都来到这儿的话，这将不会是一个很庄重的场面。
“你妈妈呢？”我问露丝。
她低着头看着地板，说：“唉，她有些不大舒服。”
“噢，你爸爸呢？”
“他已经去世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寂，只有几声沙哑的咳嗽从一扇关着的门后传出。过了近15分钟……
接着又是10多分钟。突然间，有一个可怕的意念进入了我的脑海：再没有人会来了。我怎么能离开这儿呢？
正当我陷入对自己同情的时候，我听到一阵捂住嘴巴的抽泣声。我抬起头，看到了露丝那张被泪水划出一道道泪痕的脸。顷刻间，我年仅8岁的幼小心灵被露丝的泪水淹没了，同时充满了对班里其他35个自私的同学的愤怒之情。
踮起穿着白色皮鞋的双脚，我用尽最大的声音宣告：“谁需要他们。”
露丝吃惊地看着我，渐渐地变成欣喜的赞同。
这里有两个小女孩和一个三层蛋糕、36个装着糖果的冰淇淋杯子、冰淇淋、几加仑红饮料，三打宴会赠品，要玩的游戏和胜利者的奖品。
我们从蛋糕开始，由于找不到火柴，我们只是假装点着了蜡烛。露丝许了一个愿，开始吹那些想像中的火苗。
我在旁边唱着“生日快乐”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