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网络上的载体与网络难以分开经营，例如城市间铁路、城市内地铁和轻轨；有的网络上的载体可以与网络分开经营，例如公路和车辆，电网和电流，光缆和信号，水管和水流，气管和煤气等。载体与网络是否可以分开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影响重大，两者越是不可分，其自然垄断属性越强烈。在美国，之所以公路以政府投资为主而铁路以私人投资为主，关键在于公路和车辆可以分开经营，而铁路和列车至少在早期无法分开。对于这类基础设施，网络上的流量（交通、电力、通讯信号等）是衡量网络作用的最佳指标，而网络上的流量将随网络节点的几何级数增加。网络节点数量越多，边际投资收益越大，从而减少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数目，限制自由竞争。中国电信业中存在的资费和服务质量问题也和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不无关系，目前政府对电信运营商进行分拆，利用共同的固网网络，引进不同的运营商，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的介入对增加电信行业的竞争度，提高电信产品的供给效率是极有好处的。二是在对自然垄断行业实施行业准入和强制分拆的同时，政府还必须规制垄断企业的价格和服务质量，否则垄断企业有可能滥用其垄断权利，通过提高价格降低质量、限制潜在竞争对手等方式损害消费者利益。政府通过调查听证等手段核定企业的成本价，然后在这个价格上给予企业一个浮动的比例，强制企业执行。我国对铁路部门的票价管理就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
（第二节） 公共物品理论与政府功能定位
一、公共产品属性
公共物品的生产与私人物品是完全一样的，主要体现的是投入产出率等技术属性。公共物品和私人的区别主要的体现在消费环节。公共物品是一种供人们共同消费的产品，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定义的那样，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公共物品具有两个显着的特征。
１．消费的非竞争性
消费的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公共物品的消费通常具有非竞争性，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换言之，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意味着增加的消费者引起的社会边际成本为零，或几乎为零。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上，人人都可获得相同的利益，一个人的享受并不妨碍另一个人的享受。尽管新增加消费者的边际费用等于零，但提供公共物品的设施的费用并不为零。这一费用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加以补偿，否则公共物品的供给亦为零。因此，公共物品不能遵从边际定价原理定价，在产品提供上也不能完全按照私人物品提供是方式提供。
２．消费的非排他性
公共物品一旦提供给某些人，就不能阻止另外一些人从中受益，或者，至少要花费高昂的成本（以致得不偿失）才能阻止其他人从中受益。以国防为例，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提供了国防服务，那么要排除任何一个在该国居住的人受国防保护，是不可能的。可见，公共物品不仅是非排他的，而且一个人的消费可能意味着另一个人被“强制”地消费。公共物品的这两个特征表明：它是一种供人们共同消费的物品，其非竞争性特征说明排斥他人消费是不合理的，无效的；其非排他性特征说明排斥他人的消费是不可行的，即使技术上可行，但代价十分昂贵，在经济上也不可行。当然，对有些公共物品来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实施排他性，且成本降低了，则可引进市场机制，运用收费的方式，由私人提供，这时公共物品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有一些公共物品只具有这两个特性中的一个。公共物品的公共属性表明，市场失灵是一个正常和合理的现象，市场失灵需要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去进行纠正，这样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就产生了。
二、准公共物品
由于现实经济中产品的具体属性很复杂，我们发现，实际上还有不少物品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对此可以称做“准公共物品”。这种物品一方面由使用者单独享受利益，可以在使用者之间划分所得到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供应上能够实行排除原则，把不付价款者排除在外。例如，教育和卫生防疫。也有人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看成是准公共物品。
因此，社会产品根据其在消费上是否存在竞争性，在供应上是否存在排他性，以及这种物品是否具有外部利益等特征，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纯）公共物品、（纯）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三种类型之间地区别可用表２１说明。
三、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损失与政府介入
市场经济消费决定生产，因此，由于在消费环节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了公共物品供应上的市场失灵，即市场在公共物品配置上会产生低效率。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意味着增加一个人消费所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按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资源有效配置原则，不应该对这一物品的消费收费。但是，新增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并不说明提供这一物品本身不需要花费成本。如果由市场来提供公共物品，那么其厂商必然会通过收费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成本（还要取得一定的利润）。但是，对公共物品的收费会阻止人们充分利用这种产品。因此，当公共物品由市场来提供时，会导致公共物品的闲置现象，从宏观来看，这是一种效率损失。
以公园为例，在公园没有过度拥挤的情况下，任何人对公园的使用并不妨碍他人的使用，因而使用公园的边际成本为零。但是，如果私人厂商对进入公园者收取通行费，就会降低人们对公园的需求，从而减少通行人数，引起效率上的损失，如图２１所示。
入园不收费可以提高对该公园的利用率，但公园的建造和维护成本，需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公园作为公共物品，必须从政府财政支出中得到补偿，或直接由财政拨款兴建。从公园这一公共物品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公共物品的排斥有时是可以做到的，但从效率的角度看却是不可行的。
另一方面，从非排他性特征看，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将引起另一种效率损失，即它可能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在增加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由于不可能使用排斥性原则，人们不必付款就可以消费，这样产生大量的“搭便车”现象，没有任何厂商愿意对公共物品产生投资激励，从而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并带来效率上的损失。
在无法像私人物品那样由市场提供物品的情况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社会事实上采取了由政府财政投资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也即政府通过征税取得所需的财政资金，然后以预算支出的方式投资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在这里，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由一系列政治过程决定的。消费者对自己该花多少钱、生产多少、消费何种公共物品的影响是间接的，即通过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投票来决定税收制度和预算支出结构。
四、公共物品供给的均衡模型
私人物品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形成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而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应如何确定呢？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均衡模型。
１．庇古模型
庇古在研究税收的规范原则时分析了资源如何在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之间进行最佳配置的问题。庇古认为，在私人不愿意从事的公共物品的生产领域，政府介入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对公共物品的生产工程的支出费用主要来源于税收。庇古运用“效用”分析方法，假定每个人在消费公共物品时得到了利益（效用）；同时，每个人为支付这种公共物品而缴纳的税产生了这个人的负效用。
个人支付税收的负效用被定义为是放弃私人物品享受的机会成本。庇古指出，对于个人来说，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在这一点上实现均衡，即公共物品消费的边际社会正效用等于纳税的边际社会负效用。
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社会作为整体能像个人那样行动，那么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原则应当是：公共物品的边际社会正效用等于纳税支出的边际社会负效用。庇古用图２２描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均衡模型。
图２２中，曲线ＡＡ是政府提供公共工程对社会产生的边际社会正效用，曲线ＢＢ是因课税而产生的边际社会负效用，曲线ＮＮ是上述两条曲线产生的边际社会净效用。在ｅ点处，边际社会正效用等于边际社会负效用（亦即边际社会净效用等于零）。从图中可见，在ｅ点左侧，ＢＢ小于ＡＡ，正效用大于负效用，没有取得社会净收益的最大化，继续扩展公共工程数量，社会净收益总量仍将增加；在ｅ点右侧，ＢＢ大于ＡＡ，负效用大于正效用，表明公共工程规模过大而得不偿失。因此，只有在ｅ点处，社会净收益总量最大，Ｏｅ就是政府从事公共工程的最优数量。
当然，即使在公共物品供给的这个最佳规模上，每个人从公共物品中得到的效用可能等于也可能不等于其负担的税收所带来的负效用。按照庇古的分析，整个社会在公共物品上可能会达到均衡，但个人却未必达到均衡。
２．林达尔模型
林达尔在其１９１９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对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决定的理论，后经过约翰森的充实和发挥，使模型更加完备。他们认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水平应由社会对公共物品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曲线的交点决定。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由税收维持的情图２３ 林达尔均衡模型况下，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代表了为消费公共物品而愿意支付的税收额，如图２３所示。在图中，假设社会上只有两个消费者，他们根据各自对公共物品的不同评价构成不同的需求曲线达尔模型的公共物品资源配置的均衡点。这样，对ＯＱ的公共物品产出量，第一个消费者支付税收价格ＱＦ，第二个消费者支付税收价格ＱＧ，ＱＦ＋ＱＧ＝ＱＥ＝ＯＰ。
在林达尔均衡模型中，消费者消费公共物品的数量是相同的，但依据各自的偏好而缴纳不同的税款。由此看来，林达尔均衡符合公共物品资源配置的最优条件。同庇古模型相比，林达尔模型更加具体了，因为它更尊重社会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揭示了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均衡产量所应支付的税款。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公共物品，消费者一般都不愿说出自己的需求价格，而且在享用公共物品时都想“搭便车”，即不支付成本就想得到利益。因此，可以说在市场机制面前，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量与消费偏好为零值。但是，在这一点上，林达尔均衡模型与庇古均衡模型一样，把均衡的实现寄托在人们真实地显示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的基础上。所以，对于现实中人们隐瞒自己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来说，林达尔均衡模型也只有理论的分析意义。
３．萨缪尔森模型在林达尔模型的基础上，萨缪尔森比较了竞争条件下私人物品决定与公共物品决定两者的区别，提出了自己的公共物品的配置理论，如图２４所示。
图２４中，左图与右图分别表示了在有两个消费者的经济中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决定方式。
在图２４的左图中，消费者Ａ和消费者Ｂ的需求曲线为ＤＡ与ＤＢ，ＤＡ与ＤＢ水平相加得到市场总需求曲线ＤＡ＋Ｂ。ＳＳ是供给曲线，市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均衡点为Ｅ。均衡价格为ＯＣ，私人物品的需求曲线之所以是水平相加，是因为两个消费者对私人物品消费量是不同的，但不论消费多少私人物品，对单位私人物品所支付的价格是相同的。均衡产量为ＯＨ，消费者Ａ的购买量为ＯＦ，消费者Ｂ的购买量为ＯＧ，ＯＦ＋ＯＧ＝ＯＨ。私人如果愿意在某一价格下购买某件物品，则这个价格（单价）就是某个物品的边际效益。在均衡点Ｅ上，消费者Ａ消费ＯＦ的私人物品的数量，其边际收益等于ＭＦ，消费者Ｂ消费ＯＧ的私人物品的数量，其边际收益等于ＮＧ，ＭＦ和ＮＧ都等于厂商的边际成本ＥＨ，即ＭＦ＝ＮＧ＝ＥＨ。
在右图中，在公共物品情形下，消费者Ａ与消费者Ｂ消费的是同一数量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价格是两者支付的价格之和，故两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ＤＡ和ＤＢ垂直相加才能得到公共物品的市场总需求曲线ＤＡ＋Ｂ。市场需求曲线ＤＡ＋Ｂ与供给曲线ＳＳ相交于Ｅ，得出公共物品的均衡价格为ＯＫ，均衡产量为ＯＮ。在均衡价格中，消费者Ａ所付的价格为ＯＭ，消费者Ｂ所付的价格为ＯＬ。我们知道，公共物品的最优产量的条件是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这里，社会边际收益等于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之和，即ＯＭ＋ＯＬ＝ＯＫ，而社会边际成本等于ＥＮ，也等于ＯＫ，这样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显然，均衡价格ＯＫ和均衡产量ＯＮ是有效率的。
萨缪尔森模型的含义在于，私人物品的有效配置要求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分别等于私人物品的边际成本，在私人物品的消费上，消费者付出相同的单位价格，却购买不同的数量，相同的边际收益，不同的总收益；而公共物品的有效配置则要求所有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之和等于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上，消费者购买相同的数量，却付出不同的价格。
其实，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说明了公共物品的特殊性，由于其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单个个体的边际收益于边际成本不能平衡，但社会总边际收益和总边际成本达到了平衡。
这样，单个个体在公共产品的付费上遵循某种“分摊”原则，不同的个体支付不同的价格。那如何确定各自的费用（或价格）呢？由于个体会隐瞒自己的需求偏好，所以要由社会确定每个人的付费比例，这实际上就是税收征收的原则。可以肯定，富人缴税多于穷人，一方面是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另一方面，在每个个体的真实需求中，富人对公共物品愿意支付的价格是高于穷人的。例如，富人对公共环境卫生质量的反应肯定比穷人强烈。
（第三节） 投资学理论
一、投资的概念
１．投资的一般含义
投资概念通常与资本概念相联系。为了准确理解投资的内涵和界定范围，我们首先要准确掌握资本的含义。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资本有过明确的定义。他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认为固定资本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一切人民学到有用才能”，即人力资本。遗憾的是，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大多数经济学者所遗忘。过了两个世纪，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资本并不总是有形的、物质的，它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身上，形成人力资本，从而增加一国的资本存量。因此，资本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通常用资本来定义投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经济学家，都把投资与资本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