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历史学家陶希圣在自传《潮流与点滴》中所描述的那样，时人以有无留洋经历来判断一个人身价的高低，在陶希圣所供职过的商务印书馆，同样的职位，“海龟”与“土鳖”的待遇差别非常大。因此，那些喝了洋墨水回来的人往往西装革履，说话间还要夹杂几个外文单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留过洋似的。
如果以留洋经历来看，放洋十六载，在日、美、欧转了一圈的陈寅恪无疑是“超级海龟”，但是陈氏却从来不以留学为荣，有时甚至以此为耻，他曾对其学术助手浦江清说过：“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陈寅恪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主要兴趣在于工程和实业之类的富贵显学，而陈氏认为救国经世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过多地专注于功利治学，最终必将物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而不能得。换句话说，陈寅恪求的是道，而非术，自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到他的父亲陈三立，再到陈寅恪，这种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已经形成一种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
早年陈寅恪对数学也颇感兴趣，如果他像自己的表弟俞大维一样由文转理，以他的天赋，未必不能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但是陈寅恪视中国文化为立命之本和立国之本，希望以高水平的文化成就使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正如他在给王国维的挽词中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体现正是中国历史，于是选择历史学为毕生奋斗的领域。他在西方攻读十余载，最终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因此，有别于清华园里那些留洋归来的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陈寅恪的装束简直土得掉渣。他总是一袭长袍，脚踩布履，头戴一顶可以遮盖住耳朵的皮帽，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布包的颜色代表了他今天要讲课的内容，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那些不认识陈寅恪的人，经常误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个书店来送书的老板。
陈寅恪所开课程尽管博大精深，但他擅长用文史哲各科来互相引证，以它山之石攻玉，四两拨千斤，让学生触类旁通。季羡林说：“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需要引证的时候，陈寅恪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后擦掉再写，从来不嫌麻烦。陈寅恪上课从来不说无关紧要的话，点的都是要害之处，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学生们每每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由于陈寅恪所讲的都是他多年的心得和灼见，厚积薄发，绵绵不绝，所以同一门课即使听上好几次，学生仍觉得很新鲜。
陈寅恪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刚开始还有学生对此不信，后来大家发现陈寅恪确实做到了。
陈寅恪的这种教学境界，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辛勤劳动。很多学生都想当然地认为以陈寅恪的水平根本无须备课，季羡林就说过：
对于他的备课，我却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想法：他用不着备课。他十几岁时就已遍通经史。其后在许多国家留学，专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具体地讲，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和佛典翻译问题等等。有的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像这样子，他还需要备什么课呢？
季羡林的想法不无道理，现在的很多教授的确把教书当成业余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搞项目挣外快。根据季羡林的观察，在清华大学“完全不备课的约占百分之七十，稍稍备课者约占百分之二十，情况不明者占百分之十”，清华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大学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当季羡林看到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一些信后，他就知道自己误解了陈寅恪了，在信中陈寅恪屡屡提到自己备课的艰辛，如：“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类似的话在陈寅恪书信中还有很多。
而当了陈寅恪助手三年的王永兴，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陈寅恪备课的认真与辛苦。陈寅恪讲授唐史时，备课要使用《资治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等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陈寅恪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让王永兴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则在需要时命王永兴检阅。备课开始后，陈寅恪先让王永兴通读《通鉴》，《通鉴》读完，接着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写下讲课提纲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修改多次。这样的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陈寅恪的目疾源于从小用眼过度和营养不良。1944年，陈寅恪在战乱中来到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此时的陈寅恪右眼已失明，但他依然靠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坚持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着。这年冬季的某个上午，陈寅恪悲伤地对自己的学生们讲：“我最近跌了一跤，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理论上，像陈寅恪这样的高度近视者若眼睛受到磕碰或自身用力过猛，都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甚至导致失明。
12月12日，陈寅恪起床后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左目已不能视物。两天后，他住进陕西西街存仁医院求治，并立即施行手术。可惜战乱时医院条件有限，手术效果极差，自此之后，一代史学大师只能在漫漫长夜中踽踽独行。呜呼，贝多芬耳聋，陈寅恪目盲，上天为什么总是喜欢开这种残忍的玩笑！
陈寅恪自少年时即体弱多病，成为一个药罐子，双目失明，健康更是受到极大摧残。1946年10月，王永兴刚刚担任陈寅恪助手，当时，陈寅恪是清华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教授，要在两个系同时开课。当时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跟陈寅恪说：“您现在的身体还是比较弱的，少开一门课吧。”陈寅恪答道：“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陈寅恪让王永兴去中文系，请中文系安排他授课的时间，王永兴看到老师双目失明且健康不佳，于心不忍，又劝他说：“您身体很弱，在历史系讲一门课已经够累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讲课？”陈寅恪看了看王永兴，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就这样，陈寅恪开了两门课。
王永兴说陈寅恪“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超人的精神意志，坚持开两门课，似不特殊，实特殊也”。“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这句话此后一直印刻在王永兴的脑子里，永志不忘，他自己做老师时也以此要求自己。现在神州大地拿空饷的老师不知几何，不知道见到陈寅恪的这句话有何感想？
生活的困厄并没有摧毁陈寅恪的幽默感，他上课时妙言警句层出不穷。在清华国学院时，有一次陈寅恪忽然对在座的同学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的是康有为，“大清皇帝”说的是溥仪，当时清华国学院另外两位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因此国学院学生便成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而王国维则是溥仪的老师，因此国学院学生又成了“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同学们听老师如此“高抬”自己，个个如沐春风。
跟陈寅恪在一起，随时都是课堂，随地都可能有收获。陈寅恪自己喜欢喝葡萄酒，有时也会请自己的学生到家中喝葡萄酒，在品酒时他借机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有些学生把课余听到的这些东西记下来，居然攒了满满好几本笔记。
陈寅恪注重启发式教学，给学生留下自由思考的空间。据他的学生雍国泰回忆，陈寅恪“讲的章节，无系统，想到哪就说到哪里，这一周讲了半截，下一周又讲到其他方面去了，留出巨大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和填补”。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陈寅恪代拟入学考试国文题目。陈寅恪出的题目为：作文一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另有对对子小题若干。这样一位大学者居然出了对对子这样“小儿科”的考试题目，一时人们议论纷纷。但陈寅恪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认为在真正的中国语文文法未建立之前，对对子形式简单而含义丰富，最能体现中国传统语文的特色以及表现考生的水平和创造力。
陈寅恪出的对子灵活生动，足以体现他为人治学的风格，其中一则上联为“孙行者”，求对句。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结果一个考生独出心裁，顺应潮流，给出了“胡适之”的答案，陈寅恪为之倾倒，嘱咐招生办一定要录取这个考生，这个考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
四海无人对夕阳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为了纪念王国维，国学院的师生们募款修造了王国维纪念碑，碑文由王国维的生前好友陈寅恪亲自撰写，在铭文中陈寅恪说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很多人都认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名为纪念王国维，实则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是每一个都包含着深沉的家国之痛，让人不忍卒读。
1945年，陈寅恪在他的《忆故居》一诗中写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两句诗无意中竟成为了陈氏一生境遇的总结。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氏在现实中面临的却乃“最是文人不自由”的状况，以至于他的这种独立自由的意志在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中被凸显得无比悲壮，这也成了他“一生负气”的原因。而这种追求独立自由的意志与陈寅恪的性格相结合，又外在地表现为一种“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孤傲与倔强，让人对这个老弱瘦削而又棱角分明的老头印象深刻。
陈寅恪的独立人格从一些小事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经济也跟着国民党一起崩溃，货币急剧贬值，即使陈寅恪这样的大教授也难以为生，潦倒到连冬天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知道后，想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拒不接受，但又迫于一家几口的生计，最后决定用自己的藏书来换胡适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车到陈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这批书更多的带有捐赠的性质，陈寅恪只象征性地收了2000美元，据季羡林的看法：“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胡适的人品，陈寅恪是十分熟悉的，当年重庆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向来对政治冷漠的陈寅恪竟然不远千里赶到重庆，只为了投胡适一票。即使如此，陈寅恪也不愿随便接受胡适的馈赠，这不仅是一种对待金钱的态度，更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
蒋介石历来对于一流的文人特别重视，历史大家、创立“食货”学派的陶希圣就被他网罗帐下，当了他的枪手撰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书。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想找人写一本“太宗传”，他知道陈寅恪是中国治隋唐史的泰山北斗，派人拿着重金上了陈家，但是陈寅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尽管这样，蒋介石还是对陈寅恪念念不忘。1948年12月，解放军已经到达北平郊外，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老蒋开始了“抢救学人”的计划，陈寅恪被列为重点人物。在蒋介石指示下，国民党曾派专机到北平，由原西南联大训导长、现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负责，想要接走陈寅恪，但陈寅恪认为陈雪屏现在是国民党的官僚，不愿意跟他一起走。
直到几天后，胡适派自己的秘书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陈寅恪认为胡适以私人身份邀请，自己可以走得“心安理得”，这才答应了。陈寅恪选择离开的原因，按他的话来说是出于对自己健康的忧虑：“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
令老蒋和胡适失望的是，陈寅恪到了南京之后，并没有前往海峡对岸的台湾，而是南下广东，到私立的岭南大学任教。此后，陈寅恪多次拒绝了来自台湾的邀请，他也不愿意去香港，因为香港是其鄙视的“殖民地”，陈寅恪最终把他的最后二十年留在了广州。
多年以后，陆健东的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了传记市场上石破天惊之作，也把我们带回了那段令人触目惊心的岁月。
私立岭南大学宽松的校风以及校长陈序经对陈寅恪毫无保留地赏识与支持，让跨入甲子之年的陈寅恪感到身心愉悦。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
然而，这样的幸福实在太短暂，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开进广州，而在这个月的第一天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时节。研究历史的人似乎总是喜欢旧的，而对新的东西较难适应，此时的陈寅恪应该真切感受到了王国维投湖前的那种“义无再辱”的忧愁。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开始大规模调整，在广州，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也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同样在这一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与陈寅恪在历史学界以“二陈”并称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长文，批判自己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表示要痛改前“非”。
陈寅恪对陈垣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写下了“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的诗句用来嘲讽他的这位北国同仁。陈寅恪没有想到，政治的洪流很快将呼啸着朝他扑来，他或许再也难以找到这种戏谑的心情。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中共领导对陈寅恪还是相当重视的。不管怎么说，陈寅恪早在1911年就成为马克思《资本论》德文原版的第一个中国读者，据说在德国留学时还跟周恩来有过交情。
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斯大林居然问起陈寅恪来，说自己读过陈寅恪的着作，毛泽东回国后查知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