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黄侃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早期的会员之一。入会后，黄侃发挥自己的特长，先后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
1911年，黄侃为武汉革命文学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撰写了一篇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着名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江城为之纸贵，那些革命志士和爱国的士民们读到此文，个个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据说它竟然成为着名的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而清廷则是惊恐万分，遂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该报的主笔詹大悲及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够义气，在狱中坚称时评系自己所作，黄侃才得以脱险。
在随之发生的武昌首义中，黄侃加入了汉口军政府。首义失败后，黄侃又急返蕲春组织义军，因乡绅告密，辗转逃往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功成后，黄侃从来不以革命元老自居，而是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姿态致力于学术。袁世凯窃国后，黄侃更是心灰意冷。1914年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教学生涯。但黄侃并未就此“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仍然胸怀天下。
1915年秋，与章太炎、黄侃并称为民初学人“三疯子”的刘师培在京召集知名学者开会，动员众人拥戴袁世凯称帝。黄侃与刘师培关系素来不错，而且刘师培是少数让黄侃佩服的学人之一。但是在真理面前，黄侃当仁不让。会上刘师培发表动员宣言时，在座的学者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个个装聋作哑，只有黄侃一人挺身而出，大声说道：“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罢拂袖而去，其他人也跟着他退场。章太炎知道后，大赞：“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侃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担忧，他在“九一八”的第三天写了一首名为《闻警》的诗以寄托自己的哀愁：
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当时黄侃正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执教，他看到窗外升起日本的“膏药旗”时，“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从此，黄侃在日记中写到日本时，绝不用日本二字，而代之以“倭”。
直到1935年黄侃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以实情告之，黄侃听后连连叹息：“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其关心国家生死存亡之心由此可见。黄侃生前的同事兼好友汪辟疆曾对此评论道：“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
黄侃后半生致力教育与学术，其实同革命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变和振兴国家，正如他自己讲的“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在治学上，黄侃把自己看成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从大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后来拜刘师培为师就是抱着这一种不让民族文化失传的精神。
黄侃与刘师培本是比肩而立的国学大师，两人各有专长，且刘师培仅比黄侃大两岁。黄侃突然拜在刘师培门下，认其为师，一时成为轰动学界的大事。
原来，黄侃与刘师培在北大共事时，有一天他去刘家串门，看到一位北大学生正在向刘师培请教问题，然而刘师培回答起来却支支吾吾，词不达意。学生走后，黄侃责怪刘师培老师当得不够认真，刘师培叹了口气，说：“孺子不可教也。”当时刘师培患了严重的肺病，自感时日不多，说到此不禁伤感起来，说：“我家四代传经，想不到到我这里断绝了。”黄侃劝他不必担忧，北大有的是高才生。刘师培却说：“诸生何足以当此。”黄侃再问什么人能够当得起他的传人，刘师培拍着黄侃的肩膀说：“要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我就心满意足了。”
刘师培说的虽然是心里话，但是连他自己也想不到黄侃并不以此为戏言。第二天，黄侃竟然真的准备了拜师的贽敬，备香案，登门向刘师培磕头行拜师大礼。刘师培也不谦虚，坐在椅子上坦然受之，此后他把一身的经学毫无保留地传给了黄侃。
刘师培去世后，黄侃每年逢刘氏的生日都不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上一笔“今日先师仪征刘君诞辰”之类的话，他还时不时向人念叨刘师培对自己的教益之多，这样的虔诚，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
黄侃后来与胡适在文言文与白话文上之争，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过激反应，其实中国文化的精髓都在文言文里面，像黄侃这样的国学大师把保护文言文视为己任是很容易理解的。
黄侃炮轰胡适留下了不少妙言趣事。比如黄侃一脸正经地对胡适说：“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应该叫‘到哪里去’才是。”把胡适气得够呛。还有一次，黄侃在课堂上举例赞美文言文的简洁明了，说：“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只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一朝时运乖，宿愿不后申。”黄侃在诗中不无悲壮地咏叹道。大师黄侃，一生的行为亦儒亦侠，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以儒家入世的精神参加革命，又在功成的时候以侠客出世的精神悄然隐退。他是国学大师，一代大儒，但他的为人处世又充满了侠者特立独行、飘逸诡谲的气质。在他的生命中，革命与守旧、激进与保守、狂放与谦逊看似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但是这的确是同一个人，一个传奇而不朽的人。
钱穆档案
名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
生卒年1895-1990
籍贯江苏无锡
出生地江苏无锡
家世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父钱承沛为秀才，因体弱多病，绝意仕途，在老家设馆授徒。
学历常州府中学堂，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因乱辍学）
传道生涯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1911-1918），无锡鸿模学校（1918），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1919-1922），厦门集美学校（1922-1923），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1923-1927），苏州中学（1927-1929），燕京大学（1930），北京大学（1931-1937），西南联大（1938-1939），武汉大学（1941），四川大学（1943-1944），五华学院、云南大学（1946-1948），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香港新亚书院院长（1950-1963）
研究领域历史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化学、政治学、佛学等。
主要着述《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等。
经典名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特殊嗜好旅游、静坐
评价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黄仁宇）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
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1930年，36岁的钱穆站在了燕京大学的讲坛上，从18岁时中学未毕业执教于乡村小学，到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钱穆用自己生命中的又一个18年，漂亮地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三级跳。
没有读大学曾经是年轻的钱穆心中最大的遗憾，在小学教书时钱穆一度想报考北京大学，他获知夏曾佑所着《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北大的读本，便先买来一睹为快，钱穆后来所写的《先秦诸子系年》就深受此书的启发。后来，凭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进入学术名家的行列，名满天下的顾颉刚看完此书的草稿后，直接对钱穆说：“你应该去教大学。”受顾推荐，钱穆进入燕大执教，而后历转北大、西南联大等名校，没有当成北大学生的钱穆，最终却当上了北大的老师。
有别于现在那些提线木偶似的应试教育机器人，当年的大学生绝对个个素质出众，视野与胸怀都不知比现在的大学生宽广多少倍，任何一个想糊弄学生的南郭先生都不可能在大学站住脚。以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身份，刚执教北大时都差点站不住脚，钱穆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又是何德何能，能够让众人心服口服？
答案一是钱穆极其渊博的学识，二是钱穆精彩的课堂艺术。
钱穆的学识用学富五车已经不够形容他了，据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云，仅在北平任教的几年时间，他就购书五万余册，为此节衣缩食，把除生活费外的所有收入都投入书籍当中。他曾自嘲一旦失业了开个书店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如此算来，钱穆的一生购书破万卷不是问题，读书破万卷更不是问题。钱穆读了《曾文正公家训》后受曾国藩影响，要求自己读书时要从头到尾通读全书，不抽读，不翻阅，重要之处还要加以笔录。以如此虔诚的心态，相信他买的每一本书都不会成为摆设。在走向大学讲台前的18年自学生涯中，钱穆自承“未尝敢一日废学”，他学习曾国藩的修身精神，每天早上起床就给自己定下目标，雷打不动。在三兼小学，他夜间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夏夜为防蚊虫叮咬，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
钱穆认为治学要先“通”才能后“专”，他于中国传统学问的经史子集无不涉猎，最终达到触类旁通，融而为一的地步。钱穆自学虽然要比别人多走弯路，但是一路自己摸爬滚打过来，使他的学问具备了独立性强、创造力强、生命力持久的特点。
钱穆的自学能力毋庸置疑，他曾想起梁启超说自己自修日文两个月就能读日本书，钱穆效仿梁氏自修日文，结果一个月后就能看懂日本书了。这样的人如果真去上大学，导师看到他就要逃跑了，犹如德国数学家高斯考研究生一样。
当然了，要对付那个年代的学生，光有学识是不够的，还得课讲得精彩。那个时代的老师不好当，一不小心就要被学生轰出去。钱穆在中小学当了18年的国文教师，其中多次力挽狂澜，接手别人敬而远之的问题班，有的班学生已经罢掉了多任国文教师，但是钱穆去上课后马上转危为安。后来在北大时，他受邀去师大历史系兼课，之前两位老师都因为在课堂上回答学生的提问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遭到学生起哄被气走。而钱穆上完课后，系主任欢喜万分，因为学生听讲时竟然投入得忘了提问。
当时的大学课堂竞争可谓激烈甚至惨烈，北大更是一个给老师挤水分的地方，很多人胖子进来，干尸出去。在北大，学生可以自由地去听自己想听的课，旷课也没问题。而老师的课堂也不是固定的，听的人多你的课堂就从小课堂换成大课堂，反之亦然，甚至最后可能就没课堂了。很多成名已久的大家在北大都混不下去，更别提那些南郭先生了。学生也以此来评价教师——比我们现在形式主义的教学调查强多了，当然，钱穆的课堂肯定是越来越丰满而不是越来越骨感的那种。
钱穆燕大的学生李素回忆老师：“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并不太严肃，更不是孔家店里的偶像那么道貌岸然，而是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
钱穆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因为校内外的旁听生太多，连教室的过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他只能从学生的课桌上踏桌而过，才能走到讲台。有一个张生一直在听钱穆的课，从北京一直跟到昆明，竟然连续听了六年，有的课重复听过很多遍，但是他告诉钱穆说，自己“每年都有新得，屡听而不厌”。
钱穆在北京教书时，还有另外一位名气很大的钱姓教授——钱玄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以“疑古”出名，曾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钱穆与钱玄同同姓但不同道，一次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
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是钱穆的学生之一，有人提醒钱穆：“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穆很是尴尬，钱玄同却对他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令人敬佩的是，钱穆一直把教书当成一种事业，而不是职业。
1927年，钱穆到苏州中学任教，那个时候政局不稳，政府欠薪是常有的事。一天，班里有学生跑过来跟他说：“以前学校遇到欠薪的事情时，那些为同学尊崇的老师，肯定告假缺席，不来上课。那些照样上课的人，反而被同学们鄙视。现在钱老师上课极受同学尊崇，而近日学校发生欠薪的事件，全校只有先生一人照样来上课，同学们都深感诧异，不知何故。”这位学生的意思是说钱穆会因此掉了自己的身价。钱穆听完后，感觉很惊讶，说：“学校欠发薪水，是暂时的事。而老师上课，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事情，岂可随便停止！你们安心上课，不要为这种事情分心。”学生听完之后，低着头，默然而退。
后来钱穆以中学老师的身份一跃而入着名学府燕大，为人艳羡，然而，他却仅一年就主动辞职，令人难以理解，更让推荐他的顾颉刚很是生气。
原来燕京乃美国人司徒雷登创办的教会大学，校规校风处处秉承着美国人的制度化，理性有余而人情味不足，让钱穆很难适应。其中发生的两件事更让钱穆深受刺激：
其一，燕京大学规定新生月考不及格必须退学，钱穆一开始不知，在考试中“封杀”了几个学生。后来他知道规定后，心想学生不远千里来求学，怎能因此轻易让其退学！于是径直到办公室索取考卷要求改分。主事者一开始以学校没有前例拒绝，但架不住钱穆软磨硬缠，报告上级批准方才同意。这件事虽然体现了钱穆爱护学生的品行，但也第一次让他体验了职业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