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相比吴宓的爱情，在友情方面他堪称世人的楷模，他在好友吴芳吉病逝后几十年如一日地抚养他的家属，令人感动不已。他与陈寅恪半个世纪的友谊也足以载入史册。
我是吴宓教授
吴宓的学问没的说，从留学时的“哈佛三杰”到执教时的“部聘教授”（民国教授分部聘和校聘，1941年第一批部聘教授只有30人，吴宓为其中之一），身为中国中西比较文学创始人，他的成就，无疑是大师级的。然而，在心智上，尽管吴宓学贯中西、身历三个时代，却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大人应有的水平。
吴宓一生天真，这种天真也许也可以用钱锺书形容他的“为人诚悫，胸无城府”来概括。吴宓自称“一生不打诳语”，他在日记中喜欢臧否人物，毫不掩饰，缺乏中国学人含蓄蕴藉的共性。令人诧异的是，即使在“文革”这样危险的时期，他也照样“我口写我心”，比如他批评红卫兵运动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有时候，他还会把和自己一起挨批的一些“牛鬼蛇神”说的一些玩笑式的牢骚话记在日记里，还说明是“某君云”，大概他觉得这些话很好玩，后来却害得这些“牛鬼蛇神”遭受更严厉的批斗。
吴宓一生写下几百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他的生命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也被他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文革”中，吴宓担心自己的日记被抄走，经过妥善安排，他把日记悄悄地转移到一个值得信任的学生那里。但是到了晚上，他却又忍不住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自己转移日记以及托付于何人何地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结果，在接下来的抄家中，造反派根据这次日记的记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吴宓的全部日记缴获了。吴宓闻知此事，痛不欲生，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干得最愚蠢的一件事。由于出言无忌，吴宓的日记被搜走后马上成为他最大的“呈堂证供”，其中很多页都被撕下来用作批判，成为今天无法弥补的损失。
吴宓的个性使他成了骗子最钟爱的对象。他有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忽悠后，换成了一个仅值六元钱的小闹钟。在西南师院时，有一次一个张姓同事告诉吴宓他的学生某某患了重病，需二百元住院费，希望吴老师先救一下急。吴宓拿出钱后，过几天这位同事又来了，说是这个学生需要开刀治疗，还差手术费若干。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个人还带来了学生的求援信，当场念给吴宓听。这个时候恰好吴宓的用人进来，看到此人念的是一张白纸，惊讶不已，忙密告隔壁房间刘尊一教授的女儿，让她唤来治保主任等人，将这个骗子扭送至学院保卫科。事后，吴宓对这个女用人的精明赞不绝口。
1976年底，吴宓的堂妹吴须曼将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接回老家时，发现他所有财产只剩下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吴宓的工资并不低，只是都被人家骗走了，他被抄走的书被人家忽悠着用自己的工资再买回来。更可恨的是，吴宓身边有一伙人不断地编造各种理由从他那里骗取钱财，吴宓每个月的工资除了资助学生和亲友外，几乎全被这些小人骗走了，自己只剩下一点可怜的生活费。这些欺骗吴宓的行为有些被人发现，劝他揭发，他却说：“我承诺为人家保密，若揭发就是不守信，而不守信非仁者所为也。”
按照学生季羡林的话来讲，吴宓是个“矛盾的人物”。吴宓的矛盾之处很多，有一点很有趣，他懂得多国语言，却坚持用文言文，他几十年来写文章都是直行书写，只写繁体字。“文革”时有人诬陷吴宓攻击领导的“屁股”云云，吴宓气愤地说自己一生只用文言文而反对白话文，涉及这一部位时，他一定会用“臀”，而绝不用“屁股”。
像吴宓这样顽固的守旧派，在“文革”中是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邀请他赴台，吴宓拒绝了，后来又拒绝了好友调他回北京，他甘心蛰居西南，认为这种偏僻的小地方最安稳，山高皇帝远，可以安心着书讲学。
吴宓在“文革”中的遭遇简直催人泪下。
“文革”发生时，吴宓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但是这并不能让他免于遭受造反派的毒打，在一次批斗中，吴宓被人从台上推下来，摔断了双腿，就此落下残疾。即使这样，他还要拖着残疾的双腿，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继续受到轮番的批斗，经常还要遭到断水断饭之折磨。
相比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折磨对吴宓来说更可怕。吴宓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授课生涯加起来不超过七年。而且即使是上课也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由于英语系取消，吴宓只能到历史系任教，上面让他上课必须用马列主义理论，以至于他被迫按照学校安排的助教的讲稿来上课。吴宓实在无法适应，最后学校干脆取消了他的讲课，让他彻底成为一个闲人。
其实，老年的吴宓大有余热可挖掘，他晚年钟爱的弟子周锡光回忆：“虽然年老，他在生活琐事上（包括动作）明显有些迟钝，但一谈到文史哲、精神、感情方面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他记忆力真是惊人，他的思维还正是高峰，简直无人可比，长时间停在这个领域中谈话，你会感到愉快和无比的幸福。”可惜，在这样的环境中，吴宓再无一部着作、一篇论文。
在日记中，吴宓做梦都想着上课。到了“文革”中，甚至连叫吴老师的人都没有了，都改称“吴老狗”了。有一天，吴宓拄着拐杖，独自在北碚街头漫步。这时一个路过的青年冲他叫了一声“吴老师”，吴宓听清楚是在叫自己之后，不禁老泪纵横，从口袋里摸索出了一张十元的钞票，硬是要塞到青年手里。那青年忙摇手道：“吴老师，我怎能收您的钱呢？”吴宓坚持说：“小伙子，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
即使在这样险恶的环境当中，吴宓还是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情。
一是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西师想让吴宓这个学术权威带头批孔，但吴宓说“批林可以，批孔则断然不行”，“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吴宓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为自己带来了更严酷的批斗。当时中国敢于公开反对批孔的只有3个人：一个是吴宓，一个是梁漱溟，还有一个容庚。
一是在“文革”中偷书。1967年5月9日，74岁的吴宓在“劳改”中，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书，他“不胜伤心愤恨”，决定冒险“偷书”。不久，西师两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无暇他顾，这给了吴宓偷书的机会。9月27日，吴宓潜入教师阅览室，取回了自己1914年上半年写的日记。这一次得手，让吴宓勇气倍增，10月7日、9日，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他又陆续偷了一些书回来，其间一两次几乎被人发现，但总算有惊无险。
吴宓不仅把自己偷书的经过写在日记里，还公然把偷来的一些书送给与自己一起在“劳改队”中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要被发现了，后果肯定很严重。
这两件事未必轰轰烈烈，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足够让人心生敬意了。要知道，很多当年的反蒋斗士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被整得噤若寒蝉，而吴宓一生为人谨小慎微，居然在这样的时刻爆发出如此的勇气，着实让人钦佩。
从另外一个角度，吴宓的偷书行为更像是一场孩童的游戏，从他的日记来看他似乎对此上了瘾，乐此不疲，这样的孩童心性也使得吴宓即使在最困苦的环境下仍然保持达观，没有走上自绝的道路。
1978年1月14日，吴宓在老家泾阳因突发老年性脑血管疾病被送入解放军513野战医院抢救。三天后，即1月17日，吴宓在医院逝世。弥留之际，他对自己这么多年来遭受的迫害仍然耿耿于怀，他挣扎着疾声振呼：“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教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不值一文钱，可是在吴宓的心中这两个字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痴气和可敬之处。“我是吴宓教授”，这样的声音荡气回肠，足以震撼我们的耳膜。
金岳霖档案
名号名岳霖，字龙荪
生卒年1895-1984
籍贯浙江诸暨
出生地湖南长沙
家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父亲金聘之为秀才，曾是盛宣怀部属，后追随张之洞投身洋务运动，曾任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漠河金矿局总办。
学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1921）
传道生涯清华大学（1926-1937），西南联大（1938-1945），清华大学（1945-1952），北京大学（1952-1984）
研究领域哲学、逻辑学
主要着述《逻辑》、《论道》、《知识论》
经典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特殊嗜好养鸡、收集大号水果
评价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张申府）
金岳霖：做学问只是为了好玩
赤子之心
王小波曾经有一篇文章叫作《思维的乐趣》，事实上，思维不仅会带来乐趣，更会带来痛苦，尤其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思维最大的坏处，是容易把人变得太复杂。
一个人既要享受思维的乐趣，又始终活得简单有趣，一定是超凡脱俗，常人难及，金岳霖就是这样的人。
金岳霖很小就学会享受思维的乐趣了。十几岁的时候，金岳霖就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按照逻辑推理，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朋友如粪土。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金岳霖小时候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玩这种推理的游戏，他身边的人或许时不时都会见到他无故地哈哈大笑，以至于认为他精神有问题。但金岳霖不会介意，能够享受如此廉价的快乐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后来在西南联大执教时，有一个学生对金岳霖为何要研究逻辑学这门十分枯燥的学问感到很好奇，问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岳霖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1914年，金岳霖到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最早学的是商业，因为觉得不好玩，改学政治，1920年他在哥大获得博士学位。1921年金岳霖又继续到欧洲各大名校游学，直到1925年底回国。有意思的是，这期间发生在法国街头的一场吵架让金岳霖把逻辑研究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
1924年，金岳霖与好友张奚若以及自己的情人秦丽琳（LilianTaylor，美国女孩）在法国巴黎的大街上漫步，突然张奚若和秦丽琳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争论了起来，两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金岳霖从两人的争论中听出了逻辑的味道，按照他的话来说，此后他就同逻辑“干上了”。
正好，1926年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准备转会到中央研究院去工作，便邀请金岳霖接任他为学生开设的逻辑课。这样，两个偶然的机缘凑在一起，使得金岳霖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开山祖师。1926年，金岳霖当上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这个系只有他一个老师，也只有沈有鼎一个学生。
更有意思的是，从来就没有学过逻辑的金岳霖居然瞎子摸象一样地教起逻辑来，并最终成为中国哲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直到五年后，金岳霖才到哈佛大学跟谢菲教授真正地学习起逻辑来了，这个时候后来成为着名哲学家的沈有鼎已经毕业了。当谢菲听说金岳霖教过逻辑，却没有学过逻辑，不由得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逻辑。
当年的金岳霖真大胆，当年的清华也真大胆，真有闯劲，这事要放到现在肯定成不了。身为哥大博士的金岳霖当时要在清华教书并不难，他却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这不啻于一场冒险，如果不是出自这种爱玩的天性，我想没有人喜欢跟自己过不去。
连学问都可以拿来玩，而且还玩得这么好，生活中的金岳霖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贪玩，金岳霖好友钱端升的夫人用了一个词“淘气”来形容他，让我们看看生活中的金岳霖究竟“淘气”到了什么地步。
金岳霖的癖好之多在朋友圈中那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诗词，尤其酷爱清人诗词，能熟背很多清代诗人的诗词。有时候兴起，他还会做一些“歪诗”，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诗词之外，金岳霖对对联也很感兴趣，他作对联时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妙不可言，他甚至会用英文作对联。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金岳霖把英语也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绘画领域，金岳霖偏爱中国的山水画，他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不过金岳霖很少收藏画，不像一些人喜欢就要占有，他经常跑到朋友的家里去看画，有时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作照片可以让他反复欣赏很多天。
音乐方面，金岳霖是京剧的行家，他家中收藏许多名家的唱片。“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把他的唱机抄走了，幸而唱片还留下。听戏已经形成习惯的金岳霖便时常把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认为看着唱片，也仿佛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他爱听“无声的唱片”。“但识琴中趣，何老弦上音”，陶渊明喜欢弹无弦琴，金岳霖已经得到他“魏晋风度”的真传。
金岳霖还是一位美食家，大半生在北京的他对“舌尖上的北京”了如指掌，老北京有什么餐馆，餐馆有什么名菜，菜的特色口味他一清二楚，当时谁要下馆子聚餐有不清楚的问老金准没错。
研究哲学的老金竟然还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不知道对于里面那些侠客非常不符合逻辑的飞檐走壁、内力轻功，金岳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金岳霖有一次给同学们讲《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只跳蚤，得意地捏在手指里看看。“扪虱而谈”，这又是一种魏晋风度。
金岳霖向来憎恨收礼，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例外：年历，湖南菜，大梨。走进金岳霖的房间，往往第一眼被那些大水果吸引。老金喜欢搜集大苹果、大桃子、大橘子之类的大号水果摆放在案头，尤其酷爱大梨。即使晚年腿脚不便，他也要坐上三轮车到市场上把看到的最大的梨买回家。这些水果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察的，除非老金最得意的弟子，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赏赐”；有时候老金会拿它们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输了，就送给小朋友，再去买。
当然，金岳霖最有名的癖好还是养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