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康克清又先后找江后烈谈了几次话，要他拿出勇气战胜眼前的困难，靠自己的勤奋劳动来改善生活。在康克清的关怀下，江后烈逐渐克服绝望心情，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积极投身于生产劳动。康克清又发动大家穿针引线，为江后烈找了一个女朋友。不久，他们便组成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
“康大姐是大好人”
在江村，康克清一刻也不曾忘记关心群众的疾苦。第七生产队社员江文恒一家，是村里最大的困难户，平时连油盐酱醋都买不起。到了1965年的冬季，生活更加拮据。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的妻子又生产了。因为无钱买布做衣服，生下的婴儿光着身子裹在破烂的被子里，冻得哭都哭不出声来。
康克清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焦急。她马上拿出自己的工资，吩咐小邓到附近的小卖部买些产妇和婴儿急需的东西送到江文恒家里。小邓接过钱刚要走，康克清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说：“哦，他家现在最需要用钱。这里还有十块钱，和买的东西一块儿送给他家吧！”康克清说着，又掏出10元钱交给小邓。其实，康克清自己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但是，无论村里哪家有困难，她都像帮助自己的亲人一样无私地给予最大的帮助。
正在一筹莫展的江文恒，接到小邓送来的白糖、鸡蛋、面条、布料和10元钱，顿时流下了眼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真是救了母子俩的性命啊！江文恒急急忙忙赶到康克清的住处，拉着康克清的手，热泪涔涔。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只是哭着，不停地哭着。“共产党没有忘记咱穷苦人，康大姐真是大好人呐。”这位憨厚朴实的农民，后来经常跟年轻人念叨起这句话。
“今天我做主婚人”
康克清来到江村后，看到村里群众办喜事都要操办酒席，浪费不少。这一年的春节前后，村里又有许多年轻人要结婚。康克清认为婚事大操大办，既造成财物上的浪费，又影响修建水库。
因此，她和工作小组的同志及村干部商量后，决心说服大家废止大办酒席的陋习，树立婚事新办的风尚。为此，康克清决定把第七生产队社员江贞尚和徐梨花的婚事，作为典型来抓好。她把工作小组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去做女方父母的工作，一部分去做男方父母的工作。她自己则亲自出面找到江贞尚、徐梨花，劝导他们带头移风易俗，节约办婚事。他满怀深情地对他俩说：“你们年轻人，要敢于破旧立新，把婚事新办。不要铺张浪费，而要讲究实际，又省钱，又省事。”两位青年平时就很要求上进，经康克清一点拨，马上就愉快地接受了婚事新办的意见。
婚礼在一栋土坯房屋的厅堂里举行，来看热闹的群众足有300多人。人们簇拥着，嘻笑着，热闹非凡。屋子的正中站着新郎新娘的父母。在他们后边，面对面地站着新郎江尚贞和新娘徐梨花，中间站着主婚人康克清。康克清为新人送了两顶斗笠、两把畚箕、两把禾刀和两根扁担作为礼品。人们望着这份既特殊而又有意义的礼品，感慨万分。
婚礼开始了，康克清看到新郎、新娘喜气洋洋的样子，心里特别激动。她说：“今天我做主婚人，在这里做个示范，以后你们就知道怎样文明结婚了。”在场的群众兴致极高，纷纷要求康克清讲讲她们那个年代是怎么结婚的。康克清触景生情，也不由得回想起战争年代一些领导同志结婚的情况。她说：“那时候，结婚可简单了，把两人的铺盖合在一起，床拼在一块儿，再买些糖、花生请请大家，就算结婚了，但每个人心里觉得幸福得很咧！”大家听到这里，都开怀大笑起来。接着新婚夫妇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父母行大礼，再互相行礼，然后大家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唱完歌，由新婚夫妇介绍恋爱经过，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仪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新郎新娘把原准备摆的20桌酒席减为5桌，为双方节省了700多元钱，避免了过去那种浪费。婚礼过后，新郎、新娘只休息了一天，就双双投入修建水库的劳动。江村的群众人人都说这场婚事有“三新”礼品新，仪式新，人新事新。
兴修水利，改造荒山
1965年的江村，人均只有0.6亩水田。由于水利设施差，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还有一多半是旱田。由于生产上不去，群众的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为改变江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康克清花了很大一番功夫，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她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经过一番调查，根据当地水田和山地分布的地理特点，康克清建议在山头碓和姚山垅建两座小水库，这样，许多旱地也可以引水灌溉，全村可以增加八百亩水地。为了水库建设尽快开工，康克清积极开展准备工作。她与县水电局联系，请他们派人协助勘察设计，并与物资局联系购买钢材、水泥等物资。还召开群众大会，把建水库的打算告诉大家，进行施工动员。这样，一切准备就绪，群情振奋，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立即在江村掀起。
水库建设开工后，康克清和群众一起，天天上工地劳动，不分昼夜，挑土担石，新年和春节也在工地上度过。大家还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干劲十足。经过一冬一春，在全村男女老幼的齐心努力下，两座水库相继竣工，当年就改善灌溉面积一千余亩。江村的人民至今仍受益于这两座水库。他们不无感慨地说：“康大姐为我们造了福。”
“向荒山进军”，是康克清在江村工作期间向妇女们提出的口号。1966年2月，康克清组织江村妇女80多人，在鹅湖书院东侧磨岭山上刨山挖穴，栽植了三十余亩茶树，其中她亲手挖坑浇水栽下的树苗有九株。经过妇女们讨论，这片茶树林被命名为“三八茶场”。如今，这些茶树已长得郁葱繁茂，既绿化了山地，也给江村增加了收入。
后来，江村还办起了笋竹林场，使人均收入大大增加，村里有70%的农户建了新房。江村这个昔日贫穷落后的小乡村，如今正在走向繁荣富裕之路。村民们常说：“我们走上富裕路，这里面也有康大姐的一份功劳啊！”
1966年的3月1日，春雨绵绵，康克清告别朝夕相处了近半年的江村人民，带领工作小组启程回北京。临别之前，她拿起纸笔，写了一份清单，把自己能够留下的钱物都留了下来，送给村里的几家特别困难户。尽管她深知这有限的钱物帮不了多大的忙，但这是她的一片心意！
在绵绵春雨中，康克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村。
为警卫员办婚事
勤劳善良的李廷良是朱德的最后一任警卫员，他纯朴能干，工作一丝不苟，深得朱老总的信任和喜欢。康克清也非常喜欢这位聪明精干的年轻人，对他的生活格外关心。
李廷良是四川人，父亲早逝。李廷良参军入伍后，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后来妹妹出嫁后，家里就只剩下母亲一人，年老体迈，生活极不方便。老母亲急于找儿媳，就托人在家乡为儿子物色了一个对象邵玉华。李廷良是个孝子，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邵玉华是个贤淑温顺的姑娘，对这桩婚事极为满意。她经常到未来的婆婆家，帮助老人干些家务，挑水扫地，洗衣做饭，种菜收粮，家里家外，无一不能。就这样，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李廷良回老家探亲，和邵玉华有所接触，也觉得姑娘不错，但对于马上下决心同她结为终身伴侣，思想上还有些犹豫不定。这样，事情就拖了一段时间。
1975年11月下旬，朱德因病住院，李廷良日夜守候在他身边。有一天下午，邵玉华突然从家乡来到北京。康克清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工作人员将邵玉华安排在部队招待所住下，然后接她到自己家里，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询问她家乡的人民生活、农业收成情况以及她家庭的情况。邵玉华一一做了回答。康克清一边同邵玉华聊天，一边细心观察，感觉到邵玉华政治上要求进步，对老人也很孝敬，是纯朴善良的农家姑娘。
送走邵玉华后，康克清随即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她把李廷良叫到一边，悄悄对他说：“你的对象来了，满不错的，勤劳善良。你母亲年岁大了，妹妹又已出嫁，家里很需要有个帮手，小邵挺能干，常去你家，把你妈妈照顾得很周到。”李廷良细心地听着，嘴上没有说话。康克清见状，又接着说：“你今年26岁了，符合晚婚要求。你在老总身边工作，不可能经常回家。我问过小邵，她对你没意见。如果你也愿意，明天就去登记结婚。”李廷良看到康克清如此热心地关心、帮助自己，心里非常感动。他不好意思地表示了同意。
康克清看到李廷良同意了，心里很高兴，她决定亲自为他和邵玉华主持婚礼。为了让两个青年人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结婚，康克清亲自张罗开了。她先委托小苏去买被面、被里、棉花套；然后嘱咐小盛去买热水瓶、床单等物品；最后吩咐曹师傅：“26日晚上准备一桌饭菜，四菜一汤，要丰盛一些，为小李子办喜事。工作人员都参加祝贺。”在康克清的亲自安排下，结婚的准备工作在迅速地进行着。
26日终于来到了。这天的晚上，朱德家的餐厅里热闹非凡，一片欢声笑语。两位新人被簇拥在中间，脸上洋溢着甜蜜而幸福的表情。康克清首先举杯，向两位新人祝贺。工作人员也纷纷举杯，表示祝福。席间，康克清风趣地对大家说：“过去战争年代，结婚非常简单，两人自愿，组织批准，宣布一下，找间房子，把两人的铺板拼在一起，就结婚了。”
一番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接着，康克清又语重心长地说；“结婚对每个青年人来说是件大事。现在是和平时期，可以隆重一点，但是千万不要铺张浪费。今天小李、小邵的婚事，不是办得很好嘛。”在座的同志，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频频点头，对康克清的话表示赞同。
第二天下午，康克清和李廷良一起来到医院。
她把为小李办喜事的消息带给了朱德。朱德也十分兴奋，还高兴地吃了一颗李廷良带来的喜糖。
1975年11月26日这一天，对于李廷良和邵玉华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康大姐为我俩办婚事”，每当李廷良夫妇说起这句话，总是沉浸在莫大的幸福之中。
为千万盲童造福
我们国家今天有五十多万盲童，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关心着他们，在为帮助他们成长而操劳。
在这许许多多的人中，康克清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盲童的苦乐牵动着她的心，她将自己晚年的大量精力，用于为千万盲童造福。
“一定要帮他办起刊物”
1985年4月的一天，康克清收到一位陌生的盲人的来信。写信人的特殊经历深深地感动了她，使她决心支持他的事业，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
这个盲人叫徐白伦，年届五十，曾在一家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专业的研究、设计工作。五十年代中期，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拼命工作，不久积劳成疾，造成双目失明。这意外的打击几乎摧跨了徐白伦，使他产生了虽生犹死的悲怆之感。多亏他的妻子安慰他，鼓励他，给了他重新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在妻子的帮助下，他拿起手中的笔，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文学创作生涯。可是，祸不单行，就在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时。他的妻子又因心力交瘁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个新的残酷打击，有如雪上加霜。就在徐白伦万念俱灰不知道今后还能做些什么的时候，他想到了全国还有许多跟他一样的盲人，生活在痛苦与奋斗之中，为了生存，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尤其是那些失明的孩子，他们那幼小的心灵更需要爱与关心。徐白伦决心以自己的余生为盲童做点事情，用他自己的心去滋养他们。对盲童的深深理解，对盲童的赤诚之爱，使徐白伦坚强地站了起来。他发誓：“我要把余生献给中国的盲童！”于是，他把创办中国第一份盲童刊物作为奋斗的第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