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左宗棠会试又一次失败了,在回家时绕道南京,特意拜会了两江总督陶澍。虽然陶澍公务繁忙,但还是抽时间来看左宗棠,和他无所不谈。当得知左宗棠的长女孝瑜刚好5岁后,自己的幼子陶桄正好6岁,便提出要和左宗棠结为姻亲。
不管是对左宗棠,还是对小女儿孝瑜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因为陶澍是天下闻名的总督,而左宗棠仅仅是个乡村私塾的先生,两个家庭相差悬殊,门不当户不对。但陶澍却认为左宗棠将来的功业一定在他之上,只是暂时遭遇逆境而已,所以,不存在什么门第问题。不过,左宗棠最终还是辞谢了陶澍的好意。
当时的社会,等级森严,门第悬殊的婚姻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陶澍打破旧俗的胆识和识人的才能着实让人佩服。
这是左宗棠和陶澍的第二次会见,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竟然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左宗棠得知知己陶澍不幸去世的消息后,内心万分悲痛。人也太脆弱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他决定要为自己的好友做些什么,这是必需的。
陶澍的家眷回到湖南家乡后,和陶澍有姻亲关系的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让他到安化陶家做陶澍的孤子陶桄的私塾老师。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宗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便前往安化陶家,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没承想这一去前后有八年的时间之久。
幸好陶家有很多藏书,还有陶澍的奏疏和书信等。左宗棠在授课之余,饱览了丰富的典籍,了解了世事和政治的得失,这对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陶家每年送他二百两银子的报酬,左宗棠本来是不打算要的,可盛情难却,这样,他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多了。每到年底回湘潭周家,可以带些银子回家过年了。
转眼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左宗棠在陶家授课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长女已经15岁,陶桄也16岁了。在旧社会,这个年龄已经可以完婚了。陶夫人说:“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是陶澍的遗愿。”贺熙龄也劝说左宗棠不要再推辞,让陶澍的在天之灵也瞑目吧。
虽然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活着就为两个字——利益,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都要加杂利益的成分。当初,韩信为一饭之恩报以千金,漂母却不是为了得到千金的回报而施与一饭。左宗棠不会为了利益把信用置于脑后,这是他一贯的原则。
当时,陶澍去世多年,已经不存在门第悬殊的问题了。
想想陶澍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左宗棠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这门亲事尘埃落定后,左宗棠与胡林翼(陶澍的女婿)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在胡林翼的推荐下,他的名声更是四处远播。
人活着就要讲一个信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才是一个大丈夫所为。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注定左宗棠不会把自己置身于世事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天下的形势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他的心。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当时,左宗棠虽然正在陶家教书,但他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情况。
我们知道,中英鸦片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鸦片:鸦片大量流入,白银大量流出,使大清国笼罩在茫茫烟雾之中。
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得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如果没兵也没饷,还统治什么。
这时,朝廷倒忽然有些清醒,要痛下决心禁烟了。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年),清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这就是着名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虽然轰动一时,让国人拍手称好,但却引来了夷人的洋枪洋炮。
禁烟断了夷人的财路,他们自然不干了,被惹怒的英国政府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开始酝酿战争,于是,鸦片战争爆发了。
面对气势汹汹的英国侵略者,道光帝也很恼火,下令抵抗列强的侵略。由于林则徐采取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等一系列措施,所以,英国佬在广东沿海没占到什么便宜。
表面看来,战事比较顺利。道光帝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对禁烟可能引起战争的危险性也估计不足。
谁承想,英国佬改变了战术,放弃攻打广东,转而北上,威胁大清的心脏——京城。
道光帝本以为教训一下这些夷人,让他们知道大清不是好欺负的就罢了。所以他做梦也想不到几千英夷能打到京津一带,威胁京师。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解清楚,而清朝当时的情况却是两眼一摸黑。
于是,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求得一时的和平。
道光二十二年夏(1842年7月),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直抵南京城下。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再战。
落后的国度,落后的武器,让肉体在枪炮面前如同薄纸一样弱不禁风。孱弱的清廷已经禁不起战争的消耗了,即使坚持打下去,也看不到丝毫胜利的曙光。
结果,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在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最终用白银和香港换来了大清暂时的安宁。
对于这样得来的和平,百姓买账吗?
当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时,全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大清终于有一名官员向西方列强“亮剑”了,东方的这头睡狮也该清醒了。但接下来林则徐被革职拿问,一下子凉透了大家的心,难道大清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吗?大家都翘首等待着一个结果。
作为一位青年士子,左宗棠从小就饱读儒家经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逐步演化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美德。所以,他一直关注着鸦片战争的进展情况。
从陶家的藏书中,左宗棠了解到英国是当时西方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而且四处掠夺,不可小看。但英军劳师远征,人数不多,补给不足。所以,他又坚信: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全国上下一心,严阵以待,便可以战胜任何敌人。
当听到林则徐被革职查办,投降派琦善反被重用后,左宗棠异常气愤。他怎么也没想到大清竟然软弱到如此地步,不就几千拿着洋枪的英国佬和几条破船吗?我泱泱大国难道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吗?
更气人的还在后面,当英军一路北上,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坐不住了。他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六篇军事策论。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抗敌措施,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等。
虽然左宗棠的军事策略很实用,但作为一个乡村穷教师,身轻言微,有谁会在意他的话啊。满腹的牢骚无处发泄,左宗棠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贺熙龄,于是多次给他写信讨论战守机宜。当时,贺熙龄正好从北京告假回长沙,虽然很同情左宗棠,对他的谋略也倍加赏识,但也无能为力。
另外,左宗棠还对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之情,他认为琦善是误国奸臣,祸害边疆,而林则徐只是暂时失势,最终会被重新重用。但是,事态的发展和左宗棠的愿望大相径庭:琦善不仅没有被治罪,还靠满清贵族的身份被开恩释罪;林则徐不但没有被重新起用,反而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
面对这样的结局,左宗棠无语了,这种颠倒黑白的事情怎么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发生呢?一定是皇上被小人蒙蔽了心智,唉……不过,他还是梦想着事情能有所转机,毕竟,大清需要像林则徐这样的强硬派啊。
一纸《南京条约》彻底击碎了左宗棠的梦,这个二十几岁的乡村教师,心忧天下安危,无法面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于是,他想逃避这个丑恶的现实社会,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耕田和读书来勉励自己。诸葛亮的哲学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但时代不一样了,如今还能寻到桃花源吗?
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左宗棠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