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霍尔先生带我拜访了小镇的几乎每一户人家。可能是很少见过中国人的缘故，所以大家对我很热情，有的请我吃晚饭，有的请我坐在院子里喝咖啡。其中一位名叫鲍尔的先生最为慷慨，请我到他家里吃了几顿大餐。印象中，每次在他家里吃一顿饭都要三个小时以上，首先喝点开胃酒或饮料，然后是沙拉、正餐、饭后甜点，最后是一杯咖啡。
鲍尔先生的别墅很宽敞，院子也很大，家里有不少古董收藏，墙上挂了一些油画。我问：“您是做啥工作的？”他自豪地告诉我：“农民。”
事后问于尔根：“鲍尔为啥这么有钱？”于尔根回答：“因为他是农民”。听了这话我差点儿晕倒，在我的观念里，农民应该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于尔根进而补充，他是这个小镇里最富裕的人之一。
几次接触下来，我和鲍尔成了好朋友。他对中国也很好奇。那个时候我热心地向他们介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好形势，以至于后来这个小镇专门组织30多人前往北京、西安、上海和桂林等地旅游。鲍尔回国后给我来电话：“中国的确发展很好，杨先生果然所言不虚。”这令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农民：最惬意的职业
当今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城市人生活节奏太快，每天在忙于奔命。而农村收入太低、生活乏味，也少有人愿意从城市回到农村当农民。然而，德国的情况完全相反：富裕的人到农村居住，住在农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甚至有本事的人都想去农村当农民，因为德国所谓的农村，其实没有任何城乡差别，所有的“农村”都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生活、交通、通讯等都非常方便。有的农民利用太阳能或沼气自己发电，因此节约了不少电费。
德国农村不仅美丽，窗前门外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坪，视野很开阔，而且文化生活也特别丰富。经常看到男人们坐在街边喝啤酒聊天，或者几个妇女围坐在院子里“Kaffeekwatsch”（下午四点左右喝咖啡闲聊）。有的人牵着狗遛弯，有的则在草坪上烧烤，而且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节日，甚至每条小街都有自己的“街节”。
在节日里人们突然变得疯狂起来，有的踩高跷，戴面具；有的则在街上搭起台子演奏乐器；有的则疯狂扭腰跳舞，做些稀奇古怪的动作。当然，大多时候都是在家听音乐、看电视，在草地上聊天，在街上散步。男人一般比较勤劳，他们“下班”后要么到地下室做工，要么在自家花园里修剪花木。女人大都不上班，有孩子的带孩子，没有孩子的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为啥德国农民如此悠闲？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更不愁销路，因为德国生产的农产品处于短缺状态。国家每年需要从南欧进口大量的粮食，否则德国粮食无法满足国内需求。也许有人会问：为啥德国不多生产粮食呢？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的耕地面积不足。德国人认为，不要过多地向土地索取，而应该把土地养护起来。怎么养护？种草、种花和种树。因此，在德国大地上，除了大片的森林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坪。
假如在德国卖烧烤
在德国的美丽公园里，我经常看到一群群的土耳其人一边烧烤一边在草地上喝酒聊天，或载歌载舞。我之所以敢断定是土耳其人，因为女人头上戴有头巾（在德国的外国人中以土耳其人居多，这是二战结束后德国大量引进土耳其劳工的原因）。我也曾厚着脸皮去问是否可以尝尝，当然没有人拒绝过，因为土耳其人很豪爽。去过德国的人都知道，烧烤在德国很流行，阳台上、花园里、公园里，也并不仅限于土耳其人，德国人烧烤的也不少。我和我的同学沃尔夫郎等人就曾在公园的草地上烧烤过很多次，但并没有任何城管来抢东西（因为德国根本就没有城管这个职业），也没有人来干涉。
我曾经很纳闷，为什么德国人会允许在这么美丽的公园里面烧烤？在德国生活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最讲卫生、最讲环保的国家之一。人们每天冲两次澡，男人蹲在马桶上小便，垃圾分类得一丝不苟，路上几乎看不到乱扔的垃圾，更看不到中国农村常见的泥泞道路。那么，到处冒烟的烧烤怎么没有人去管呢？
我的疑问得到了沃尔夫郎的回答。他告诉我，在自家阳台和花园烧烤，没有人敢干涉，因为这是私人领地。在公园里烧烤，更是没有人可以干涉，因为这是公共场所。既然是公共的，当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脱光衣服趟在草坪上晒太阳，踢球、烧烤等。在德国做事情有一条界限：你是否影响了别人？我问：“脱光衣服不是影响别人的观感吗？”他回答：“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看呀。”我又问：“烧烤搞得烟雾缭绕的，不是影响别人吗？”他答道：“你可以去离他们很远的草坪上。”这下我才明白德国人心中所指的影响他人的界限。
如果夏俊峰在德国生活，今天有可能在明媚的阳光下，摆上他喜欢的烧烤摊子在草地上吃烧烤、喝啤酒，他不必有任何恐惧，因为没有人有权力来干涉，更没有异常勇猛的城管。他也不用去卖烧烤，因为他可以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如果失业了可以领取救济和保险，钱虽然不多，但起码能保证一家人有尊严的生活。
农民凭啥成为抢手货
由于农民生活安逸，所以农民这个职业在大学生眼里成了不折不扣的“抢手货”。当然，国家政策的扶持也是重要的原因，国家对农业专业学生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得到低息政府贷款买地或租地来建立自己的农场和农业企业；在创办农场的第一年，可以得到政府的资金补贴和随后几年的减免税收待遇。政府完善保险制度，使医疗、退休、工伤等保险覆盖到每个农民，从而做到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
此外，德国具有强大的农民组织，他们向农民提供各种无偿服务，从提供信息到维护农民的权益等，无所不包。因此，农民成为德国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当警察遇到愤青——有理说不清
以前听过这么一个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吹牛。美国人说：“美国人最牛，因为我们可以在首都华盛顿随便骂美国总统。”苏联人听了不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甚至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骂你们美国总统，所以我们苏联人比你们更牛。”
也许我和那个苏联人有些类似，不敢找中国警察的麻烦，所以只能想方设法拿德国警察出气。当然，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去找他们麻烦，你总得找点什么理由或抓住他们什么把柄。
遗憾的是在德国多年，尽管时刻睁大眼睛观察，但一直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反而是经常碰见德国警察热心服务。记得一次去慕尼黑附近的某小镇旅游，由于一个人独行，从景点回来后找不到预订的旅馆了。正迷茫的时候看见一辆警车经过，我立即招手，警车在我身边停下来。我本来只是想打听一下路线。车上有一男一女两个联邦警察，他们详细向我解释一番：在哪条路向左转，在哪条路向右转，然后又左转。我听得有点儿晕。警察看我一脸的茫然，干脆说：“上车吧，我们带您过去。”警车转了几个弯后到了我的旅馆。下车后只能说感谢，再找茬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有机会找一回德国警察的茬了。一次，我带团去德国访问，刚从飞机机舱出来就看见两个德国警察堵在门口。这有点不寻常，因为一般没有这道程序。从飞机出来进海关，通常过完边防警察的例行检查就算完事了。但这次警察却要求旅客出示护照检查（这意味着必须出示两次护照）。我注意到德国警察只是检查黄种人，让白种人从旁边走过去。这下总算逮着机会了。我立即走上前，高声对警察说：“我要对你们的行为提出抗议！你们只检查中国人的做法是种族歧视！”德国警察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竟然平静地解释：“对不起，我们接到消息，这个飞机里可能有偷渡的中国人，所以我们才奉命检查。”听了这话我就有些泄气，原来是中国人用脚投票：在祖国不好混，只能偷渡到欧洲投靠资本主义了。
既然德国警察有理有据，而且也是本国同胞的原因才如此，我的火气马上就消了。但我不想丢面子，所以还是不依不饶：“不管您有什么理由，这样的行为依然是种族歧视！”警察听了我这话，认真地回答：“抗议是您拥有的权利，如果您不同意我们的做法，您可以到法兰克福机场警察局申诉。他们的电话是XXXX。”我记下了电话，假装一副非抗议不可的样子，其实我自己已经心虚了，抗议什么？人家得到了偷渡情报才这样做的。
估计警察认为我这样敢于抗议而会说德语的人不可能是偷渡人员，所以就没有检查我的护照，于是我就大摇大摆地从警察身边走过去了。
如果说这次抗议还有合理性的话，另外一次就是无理取闹了。有一年我邀请岳母去德国。我在莱比锡移愈局办了一个访问邀请。莱比锡移民局在访问邀请的批准文件上写：从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为期6个月。我没有仔细看，以为是停留日期（其实是在这段时间可以随时入境德国）。岳母在德国待满6个月后我送她回国。在机场送别的时候德国警察看了岳母的护照后对我说：“您岳母在德国多非法居留了3个月，您作为邀请人要负法律责任。”听了这话，我知道大事不好，起码要被罚巨款。为了免于处罚，我必须赶紧找理由。于是我告诉德国警察：一、我虽然邀请岳母过来，但并不是我让她在这里住6个月的。二、我岳母不懂德文，她怎么知道非法居留了？三、你们的邀请批准也有问题：为什么不是通常的三个月而是6个月呢？这会让人产生歧义。四、你们这么盘查一个70多岁的老人，让老人受到惊吓。吓唬老人就是侵犯人权！
听了我的解释，警察看了看我，无奈地说：好吧，我们将您的意见转达给黑森州警察署，让他们来决定。
三个月后黑森州警察署的署长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您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决定不再追究这件事情。”这封邮件我一直舍不得删除，估计还在邮箱中保存着。
从此之后，我没再和德国警察多打交道，也不想再当愤青找人家的麻烦了。不过，我从这些交道中还是总结了一些经验：
一、如果有充足的理由，只管理直气壮；二、只要有一点儿道理，你就有权向警察提出抗议；三、如果没有道理，赶紧想办法找理由，多找几条，可能其中一条会有用；四、用人权、种族歧视这样的词语最能吓唬他们；五、无论是警察还是其他德国官员，他们让你说道理，你有说话的地方和途径；六、你不必害怕警察，因为他们只是服务人员，不是欺负人民的恶犬。
政府状告钉子户
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从北京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老家的一个地级市教书。由于工资低、待遇差，于是发愤图强考回北京读研，一口气读到博士，最终到某党校当教授。
虽然当了教授，但依然不喜欢多说话。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总是默默吃饭，从不夸夸其谈。好在其夫人性格比较开朗，每次到他家做客，几乎都是他夫人陪着聊天。也许是当教授并不来钱，家里的生活不太宽裕。这时候他的夫人总是抱怨：“我们家这位光知道做学问，啥事都不会干。看看，你们有车开，有房住，而我们还住在这么一个小破房子里。”
尽管这位老朋友不善言谈，但为人挺和善。最关键的是价值观比较相似，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而富强的国家，都反对贪官毫无节制地捞钱。因此，年龄虽然小我们几岁，但还经常聚聚，偶尔叫他来打几圈麻将，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
后来这位朋友转换跑道，从党校调到中央某部门工作，成为了一名教授级处长。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我们之间的聚会和联系少了。前不久几个老乡聚在一起打麻将，正好三缺一。我提议叫他过来，没想到遭到其他两人的反对：“别叫他，看他那牛哄哄的样子不舒服。”我反驳道：“不可能。我认识他的时间比你们早多了，起码也有十几年，我了解他。”其他两人回答：“人变了。等你见面就明白了。”我心想：人的本质很好，即使有变化也变不到哪里去。
人不经念，没想到两个星期后还真见面了。这次是一个老乡去国外赴任，请几个要好的朋友吃饭。这位处长老乡晚到，夹着一个公文包，向大家招招手然后坦然入席就坐。我还以为他会默默吃饭，没想到他开始招呼大家喝酒并侃侃而谈，而且手势简洁而有力，俨然一个手握重权的官僚。当大家谈到各地野蛮拆迁而导致一些事件时，这位老弟打断大家的话：“你们不了解情况。地方政府不拆迁，经济如何发展？现在的刁民太多，地方政府也很为难”。
我反驳：“发展经济只有拆迁一条路吗？”
他回答：“不拆迁钱从哪儿来？”
这下真把我难住了，一时语塞。我想了想提出疑问：“难道拆迁不能文明点吗？你看国外也有拆迁的，遇到钉子户都只能退让。”
这位处长老弟回答：“你在国外时间长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人家国外也走过我们这条道路，比如14～15世纪英国不也有圈地运动吗？”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反驳道：“现在是21世纪了，你不能用14世纪的野蛮来为现实找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