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写奏折的水平也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虽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麻烦。于是，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预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处，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在慈禧犹疑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睑，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照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折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趁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拣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度过了这一危机。
○玩权实战：做官也委曲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往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识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
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了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
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呜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为官”的处世哲学。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巡抚陈启迈却有意曲庇，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只得委曲忍让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息事宁人，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将彭寿颐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逼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罗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查奏。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再出，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粗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宫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动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一种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有奈。
■权经四：送人“一尺”，换回“一丈”
——一杯羹，可赢得一片天下。曾国藩很注意把握事局发展的温度，为同僚讨奖励。
有苦大家吃，有财大家分，是事业的正规。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半功劳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其实也就是送别人“一尺”再换回“一丈”之道。
○玩权实战：大家喝酒最开心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是和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许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虽然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响，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体察我的苦衷。
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进爵、封广阴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地说：“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的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又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
○玩权实战：穷富是一家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