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保持着“夜游”的习惯。每到夜晚，不论刮风下雨，他总在伦敦街头漫步，观察首都街头巷尾的人群和五光十色的商店招牌和广告，细听人们的谈话，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就跟着他们穿过小巷进入下等公寓或旅馆了解他们的生活，事后把所见所闻和想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作为素材。他用这样办法保持和下层社会的联系，不断从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并广泛采集人们的口头语汇。
《奥列佛·退斯特》发表以后，狄更斯还写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老古玩店》（1841）和《巴纳比·拉奇》（1841）等三部长篇小说。其中《老古玩店》的成功，使狄更斯的声望更高了。
《老古玩店》描写的是，在伦敦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有一家衰败老朽的古玩店。白发苍苍的店主人吐伦特和死去了母亲的十四岁的外孙女耐儿一起相依度日。吐伦特由于把从高利贷暴发户奎尔普那里借来的钱在赌博中输得精光，阴险奸诈的奎尔普趁机吞并了老古玩店，还企图霸占耐儿，做自己的姨太太。可怜的老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带着外孙女偷偷地离开了伦敦，过着颠沛流离、乞丐似的生活。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担心奎尔普跟踪迫害。他们有时与木偶剧团、马戏班子、卖艺闯江湖的流浪艺人为伍；有时与从事蜡像巡回展览的乍莱太太结伴。他们经常露宿草棚，墙脚，饿得头昏眼花。一天，耐儿正拉着一辆马车乞讨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幸被车上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村教师救起，被安置在一所乡村教堂里，才结束了流浪生涯。但是，身心备受损伤的耐儿终因疲劳过度，精力衰竭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吐伦特老头也心碎而死。
通过小耐儿之死，小说控诉了黑暗的社会对青少年的摧残和迫害。长相丑陋、心地狠毒的奎尔普，不仅从经济上逼得耐儿祖孙俩倾家荡产，被迫逃亡，而且他追踪的魔影时刻笼罩着她的心灵；她的流氓哥哥为了夺取吐伦特的财产，也指使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设法把耐儿骗娶到手；一些流浪艺人为了得到一笔赏金，也密谋出卖她和她的外公。人情的冷酷，环境的逼迫，终于吞噬了这个天真、善良、美丽的姑娘的生命。
作者深切地同情小耐儿，对她的美德和天真无邪竭力赞扬，为她的苦难、死亡而伤心、哭泣。这部小说是在狄更斯自己主编的《汉弗莱先生之钟》周刊上分期连载的，每期一发表，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对小耐儿命运的关怀。不少读者写信要求作者笔下留情，保存耐儿的生命。狄更斯原先也打算像以前的几部小说那样，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来收尾，但他的好友福斯特却建议他，让耐儿在年轻时代就死去，以便保持她那娇艳的处女的身心，认为这样也许会比大团圆的陈旧结局要深刻得多。狄更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精神上十分痛苦，拖了很久才不得不以耐儿之死结束这部著作。这个结局不但作者感到难过，社会上一些好心人也感到伤心。狄更斯的好友卡莱尔看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后，像孩子般地痛哭流涕；一位议员在火车上看到耐儿死了之后，啜泣着把书撕碎，并抛到窗外。
《老古玩店》除了揭露高利贷暴发户的凶狠以外，还讽刺了律师制造假证、栽赃陷害、司法界的腐败、黑暗和法官的胡审乱判，这些都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小说以简朴刚健的笔触、丰富有趣的想象，特别是人物性格的鲜明而为人们所喜爱。
狄更斯早期创作的《匹克威克外传》等五部长篇小说，表明了狄更斯一开始创作就把描写现实生活、揭露社会丑恶作为自己写作的首要任务。但是这些揭露往往停留在现象上，而没有深入揭示出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狄更斯把好人受欺负的责任归咎于个别坏人或某些法律条文，几乎所有受难的善良人物，总会得到好心人的搭救，除了耐儿和她的外公以外，都是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作为结局。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他的早期作品深受两种古典文学——流浪汉小说和当时十分流行的情节剧的影响，善于抓住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点加以夸张，使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幽默讽刺的手法运用得很熟练；悲怆、伤感的情调相当浓厚；结构上大小故事交叉，松散而逗人喜爱。这些特色给狄更斯带来了名作家的声誉。当然，狄更斯早期作品中对“好人”和“坏人”的划分过于分明，有简单化的倾向，受到不少评论家的责难。
访美归来话“天堂”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的英国，处于宪章运动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时期。议会改革以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失业、饥饿、疾病、死亡等灾难却恶性膨胀，独立自由的“人”则被折磨成动物一样的“人畜”。在这种情况下，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八三七年，伦敦工人协会通过了一份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次年以“人民宪章”的名义公布，历数人民大众的疾苦，提出了以成年男子应有普选权为中心的六点政治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在宪章上签名。
这一汹涌澎湃、遍及整个英国的群众运动，以及运动过程中揭露出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不能不影响到狄更斯的思想和创作，从而使他对社会问题更加关切，观察更加细致、深刻。他非常同情工人的不幸和苦难，他在一封信中慨叹英国社会“苦难”的“深重”，“穷苦”的“猖獗”，并且说：“我清楚地了解到巨大改革的必要性。”他渴望社会有一个变革，并不断探索改变现状的途径。这时，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美国，深深地吸引了他。狄更斯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一样，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新型的共和国。那里没有君主，没有封建制度，没有控制人们思想的国教，人人平等自由，是众人向往的人间“天堂”和“乐园”。狄更斯认为“新世界的英秀俊发”，一定会“纠正旧世界的欺诈和罪恶。”他还想在畅游美国回来之后写一部使英国人民喜爱的好书。这时候，狄更斯的名字已经誉满新大陆，特别是《老古玩店》中的耐儿之死，更使美国读者感动。据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矿工们夜晚曾在营火旁含着眼泪静听耐儿的故事；纽约码头上的群众看到进港的外国船，就对旅客高喊：“耐儿真的死了吗？”广大美国读者迫切希望《考古玩店》的作者能够来美国访问。于是，狄更斯在一八四二年一月三日离开英国海港利物浦，横渡大西洋。
一踏上美国波士顿码头，狄更斯就受到热心的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他收到的来信和请柬多到不得不雇请一个秘书来处理这些事情。在他住宿的房间里，挤满了来访的异国读者，甚至床上也坐满了人。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这块新大陆上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而感到惊喜。
狄更斯在美国呆了四个多月，从波士顿南行，访问纽约、费城，进入蓄奴地区，经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城市，参观了中西部大草原和世界闻名的尼亚格拉大瀑布，最后由纽约乘船回国。归国后写出了特写集《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美国札记》（1842）真实地记录了狄更斯在美国的见闻，反映了他对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由充满幻想到大失所望的思想过程。
美国《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人人有“生存、自由及谋求幸福的权利”等名言，曾使狄更斯充满了对美国的憧憬，但一踏上新大陆，就发现这种民主、自由是虚幻的。集中体现民主精神的美国国会，竟是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扼杀民主、摧残人权的政治机构。
最使狄更斯痛恨的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他到南方去，在所乘的火车上，见到黑人只能坐简陋的车厢。就在这种车厢里，他亲眼看到一个黑人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一路啼哭。原来他们是刚从奴隶市场被人买下来的，而她的丈夫却仍然留在原先的旧主人那里；买主坐在白人车厢里，每到一站都要跑去监视，生怕他们逃走。狄更斯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悬赏找寻逃亡黑奴的通告，更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奴隶制度的残酷。那些完全有权利和白人一样生活的黑人，有的只剩一只耳朵，有的被砸掉几颗牙齿，有的身上带着烙铁烫过的烙印，有的留着鞭打、刀戳的伤痕，有的缺腿、断臂。他还了解到某些城市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可以当众把黑人活活烧死，而那里的法官、律师、政府官吏却熟视无睹。在首都华盛顿，居然有一条明目张胆虐待黑人的法律：任何治安官吏有权在大街上逮捕任何黑人，只要他们认为这个黑人是逃亡的奴隶，而不要什么人证、物证。对以上种种丑恶现象，狄更斯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但狄更斯只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呼吁有理智的人主持公道，用道义力量制止这种残杀、迫害黑人的野蛮行径，而不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残酷的奴隶制度。
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出版后，受到美国不少报刊的诋毁和谩骂。纽约《先驱报》攻击狄更斯是“最浅薄、最幼稚、最没有价值、最可鄙视的人”。当时纽约有一家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这个戏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女巫们围绕燃烧着的巫锅载歌载舞，同时把蛇皮，蝎爪之类的秽物投到锅里。演员们异想天开，在围锅跳舞的时候，竟把狄更斯的小说一并丢入，当众焚毁。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运动，进一步激发了狄更斯的创作热情。紧接着《美国札记》之后，狄更斯又写出了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通过青年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国游历时的见闻，进一步展开由《美国札记》开始的对美国社会的揭露。小说揭示出，在美国金钱崇拜高于一切的真相，指出那里的人们所有的兴趣、希望、快乐、感情和道德，似乎都融解成一块块的金钱。但小说意外地遭到了冷遇，按月刊载这部小说的杂志的销售数，由《老古玩店》的七万份下降到两万份。
当《马丁·朱述尔维特》的写作即将结束时，狄更斯又着手创作一组《圣诞故事集》（1843—1848），包括《圣诞欢歌》、《灶边蟋蟀》、《生命的战斗》和《着魔的人》等。
这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圣诞欢歌》。它描写一个吝啬、贪财的商人史克罗奇，他冷酷、自私、一毛不拔，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也被他斥为“胡闹”。圣诞前夕，他原先的合伙人马莱的鬼魂来找他，并替他找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圣诞节鬼魂”；带他去看他自己童年时代曾经怎样友爱、欢乐，现在怎样被利欲弄得灭绝人性，将来又将怎样落得悲惨死去的下场。他终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觉悟到把生命浪费在积聚钱财上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热情地对人们讲“圣诞快乐”，他隐匿了姓名，把火鸡送给穷人，捐款给慈善机构，给职工增加薪水，变成“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人，好到不能再好”的慈善家。
这篇小说和《圣诞故事集》中的其他故事一样，集中反映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博爱观点。它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帐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但小说竭力宣扬了所谓“圣诞节精神”，即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爱护，要使人间充满欢乐、友爱和幸福。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要他们像善良、仁慈的圣诞老人那样关心穷人，慷慨而不吝啬，仁爱而不凶残，行善而不作恶。小说渲染了宁静、舒适的节日气氛：一家人和至亲好友围着壁炉快活地聊天，品尝美味的饮料，饱啖丰盛的菜肴，在严冬的风雪中造成一派诗情画意的牧歌情调。这些，反映了作者因《马丁·朱述尔维特》受到冷遇后逃避现实、缓和矛盾的思想情绪。
《圣诞故事集》流传较广，但没有获得狄更斯预期的经济上的成功。他为了减少相当庞大的生活开支，也为了休养身心，他决定旅居国外，先在意大利（1844—1845），后来又到瑞士和法国（1846—1847）。在巴黎，狄更斯参观了著名的卢浮宫美术馆、凡尔赛宫、巴士底监狱遗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广场的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狄更斯跟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曾经会见过。这两位文化巨人对许多社会问题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态度，这些在狄更斯的《奥列佛·退斯特》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都表现出来。例如，他们对社会黑暗的抨击，对穷人悲惨生活的同情，对善良、仁爱的赞美，对凶残、邪恶的憎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宣扬等等，都促使两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友谊。
在旅居巴黎期间，狄更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董贝父子》（1848）。伦敦大商行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为人傲慢，有着铁石般的心肠。他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思想教育儿子，希望儿子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他的女儿因不能继承父业而受到父亲的冷遇和歧视。儿子夭亡后，他借金钱势力续娶了美丽的贵族少妇爱狄丝，想再生一个继承人。后妻因不堪忍受他的冷酷，便和他的助手私奔了。董贝深受刺激，公司也在商业竞争中宣告破产。他孤苦伶仃，深感绝望，决心自杀。幸亏被董贝驱逐的女儿艾洛伦丝带着周岁的儿子回到伦敦，并主动向父亲表示挚爱，使父女和解，生活在一起了。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董贝这个资本家的形象。通过这个人物，讽刺了有产者傲慢自大、冷酷无情、惟金钱是图的丑态，最后他落得经济破产、生活孤苦、举目无亲的下场。尽管小说仍然拖上一条大团圆的光明尾巴，但它对资产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社会生活的变化，如铁路的发达，城镇面貌的改变等等。
《董贝父子》出版后获得了成功，狄更斯重新定居伦敦，满怀信心地准备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根深叶茂硕果累
丑六十年代是狄更斯思想成熟、创作丰收的年代。那些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几部小说，如《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伟大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朋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这段时间内，狄更斯还先后创办了《家常话》、《一年四季》等刊物。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经济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厂”之称。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政府容许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修改了部分明显压迫人民的法律条文。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使工人群众的生活相应地得到改善，反而使贫富悬殊的现象更加严重，贫民人数急剧增加，工人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伤亡事故屡见不鲜，迫使工人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