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的警察制度是从日本学来的。那一年,省政府组织各县的人东渡日本,每县一人,条件是读过新学,年纪大一些无妨,革命有功者优先。河州选了钱青,在日本学了半年,回来做了河州首任警察局局长。
正因为如此,打从日本回来,钱局长变了个人似的,几根山羊胡不在了,变成一小撮仁丹胡;长袍是不穿了,叫夫人收起来,一年三节拜祖先的时候大概还得用;瓜皮帽是绝对不再戴,当即赏了下人。从衣箱里翻出一套西装、一套和服、一双木屐和一根文明棍,进里屋去换了和服出来,给夫人说,今后出门穿西装、带文明棍 ,在家穿和服、木屐,遇到乡贤父老请他演讲,开头总是那一句“鄙人在日本的时候”。
钱局长也不过三十来岁,在前些年革命的时候,一个人举着自制手雷冲进县衙门,强迫县官交出大印,一跃而成为功臣。革命成功后,他并不满足做一个县议员,请得公款,去北京读了一年新学,回到河州,原本也不知做什么好,正巧遇到兴起警务运动,就这样做了警察局局长。
钱青做了局长,按照日本的做法,将河州四街九坊一一登记注册,发给门牌号,叫警察挨家挨户钉在门楣上,从此有了现代门牌制度,受到县长和百姓欢迎。钱局长又学日本做法,准备将河州所有不良分子迁到一条街居住,以便管理,可遭到这些人的坚决反抗,甚至以死相抗,只好退而求其次,给不良分子家门钉一块“不良”的牌子,并有言在先,只要悔过自新就可以摘牌。这样做虽说有违民主自由,但也还有效,那些不良分子成为众矢之的,羞愧难忍,要么搬走,要么悔过,倒减少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河州这个做法被省里树为典型,钱青受到上级嘉奖。
这样一来,钱局长在河州算是一炮打响。
不过钱局长最近接到一桩棘手的案子,是梨园公会告上来的,内容是违反协议书,既涉及当事双方的经济利益,还关乎振兴河州戏剧事业;既涉及河州黄家戏班和范家戏班百年纷争,还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不好处置。
这就是张老板状告黄之诚违反协议书案。
那晚在赵大爷家唱完堂会,收拾行头场面出得赵公馆,刚装好车准备离开,突然从暗处走出几个人,直奔他们而来,为首的叫了一声“黄老板你干的好事”,黄之诚借着微弱灯笼光一看,差点吓倒,怎么会是他?
这个他不是别人,正是张家茶园的老板张亦熟。
张老板怎么会夜半三更来赵公馆门前抓黄之诚呢?
事情得从赵文仙提醒张老板说起。那天张老板不是喝醉了吗,和谢大发说一阵,被他绊倒在桌上,稀里糊涂睡过去了。赵文仙从外边回来,一见张老板这副模样忙叫醒他,问他怎么回事。张老板被唤醒,第一句话问:“协议书呢?”赵文仙四处一看,从地上捡起来给他,说刚才进来的时候,远远看见谢大发从茶园匆匆出去,问是不是给谢大发说了协议书的事。张老板如实相告。赵文仙吃了一惊,说坏了坏了,谢大发怕是看见这个协议书了,得高度提防。
张老板觉得赵文仙的提醒有道理,以前的谢大发不是替黄之诚做事吗,说不定他们和好如初,联手算计自己。他问赵文仙怎么办,无果,就一起去找赵大爷。
赵大爷正在愁一件事,就是范家父子拜托他,请他让黄家票房去他家唱票,到时候好抓他一个违约的罪名。要说这事也不难,他赵大爷管着这么多码头、这么多弟兄,就是官府也让他三分,何况一个黄家票房。但盗亦有道,跑江湖的人都是刀尖上添血饭吃的好汉,不屑于搞阴谋诡计,所以,答应是答应了范家父子,答应之后却左右为难。
赵大爷听张老板和侄儿这么一讲,心里明白这是范先支使谢大发干的,便问张老板作何打算。张老板开茶园这么些年,全靠赵大爷维持,凡有风吹草动,自然得求赵大爷做主,所以略略一想,说:“黄之诚要是串通谢大发来陷害我呢,我得多长一只眼睛盯着他,要是让我抓住把柄,嘿嘿,就别怪我无情。”赵文仙说:“表叔,我已叫人跟踪黄家票房。”赵大爷心里哈哈笑,这两个糊涂虫还蒙在鼓里,错怪黄之诚了,他何不将错就错?
赵大爷说:“既然你们有求于我,我就不得不管,这也是为整个河州梨园好。谢大发找你张老板看协议书,怕是在打你的主意,不过你别怕,谅他谢大发也不敢乱来,我去给他打招呼。至于黄家票房嘛……你的怀疑也有道理。听我手下人说,他们的马车这几天晚上都从我家门前的路上过,又是人又是戏箱,是不是去哪儿唱票了?你得小心。”
过了两天,赵大爷叫人故意给张老板透出风声,说黄家票房今晚要去赵大爷家唱票。这就引来张老板半夜捉拿黄家票房。
张老板拿住黄家票房在赵家唱票的现行,因为当夜也晚了,又在野外,说了一通说不清楚,就约了明天茶园说话。第二天上午,张老板和黄老板如约在张家茶园喝茶说话。
黄之诚违约在先,自知理亏,自然先说明情况,赵大爷如何请票,自己如何婉言谢绝,最后实在是抹不过情面,并非有意违约,愿意赔偿损失,请求原谅。张老板本来对黄之诚有好感,也愿意和他合作,但因为这次夹了谢大发和赵大爷,心里起了极大的疑心,所以不愿私了,要按梨园规矩处罚。黄之诚在北京梨园混了多年,自然知道这按梨园规矩处罚的厉害,便极力解释,说这次确实特殊,赵老太太病重垂危,赵大爷再三恳请。张老板说他撒谎,明明赵老太太身体安康,吃得动得,今早还上街遛圈,哪来的病重垂危?黄之诚昨晚也有疑心,可这会儿却成了救命稻草,只好坚持这么说,坚持这是赵大爷说的,不信去问赵大爷。
本来这事也好办,请赵大爷来一趟就清楚了,可叫人去请赵大爷,却回来说,今儿一大早出远门了,问何时回家,回答不知道,说是早则七八天,晚则半个月。二人就没法说下去了。
张老板就撇开这事说协议书,说黄之诚违反协议,合作期间去外面唱票,影响合作,影响票房,必须报公会处罚。黄之诚亏理不好多说,只好扭住赵大爷的话不松口,说是等赵大爷回来总可以水落石出。张老板自然不答应,说那得等多久,要是一年不回来等一年吗?黄之诚又好言相劝,说咱们的合作一向愉快,这回是我对不起你,也愿意赔偿损失,今后保证遵守协议。
张老板正在犹豫,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不能便宜了他。”抬头一看,赵文仙气喘吁吁跑过来,说:“张老板你不要心软,这事非告到梨园公会不可!我已经给范会长禀报了。他叫写成书面报上去,一定秉公而断。”
黄之诚一听起了火,原想好说好商量,尽可能不要闹得满城风雨,影响黄家票房声誉,现在见对方已经闹出去了,一拍桌子,说了句“随你们便”,起身就走,衣角刮起一阵风。
梨园公会接到张老板的状纸,传了张老板和黄老板问话,做出的决定是不准黄家票房唱票,但遭到漆老、黄氏族人和众多戏班老板反对,还说要是不改变这个决定就重选会长。范会长新官上任,赵大爷又溜了,不知如何是好,便想出个主意,提笔在状纸上批了一句“此事关乎法规,转报警察局”。
这事就告到钱局长这里来了。
钱局长之所以觉得为难,倒不是说案子难断。他毕竟在日本警校留学过,现代警务是知道的,警察手段也是知道的,不然也做不出给不良户挂黑牌的事。他为难的是,支持张老板的人多,支持黄之诚的人也多,都不乏强人在后面支持。张老板后面有范先、赵大爷和一批戏班老板,而黄之诚后面除了有黄氏族人、漆老,据说还有郑县长,这就有分量了。他去问了郑县长,得到的答复却是秉公办事,言下之意不得而知,更不好办了。
钱局长虽说有手段,但毕竟初涉官场,人脉尚缺,不敢像对待不良户那样贸然行事。想来想去,在日本也没学到如何处理这等难案,不由得想到中庸之道和为贵,进而想到“国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老话,才觉得自己的前程重要,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才理清了办案头绪。
于是,钱局长派人请来诸位当事人,地点呢不是在警察局,而是借了陈家茶园的宝地。当然不是像青帮喝茶那样坐头桌,而是寻了二楼一个雅间,推窗就是绿水青山。应邀而来的有漆老、张亦熟张老板、赵文仙赵管事、范家父子、谢大发谢总管、黄之诚黄老板、周琴师、武先生、梁管事,自然还有本园老板陈长水,至于重要的当事人赵大爷呢,确实去了外地,只好请了他的管家。还有很多闻风而至的人,如黄氏族人的代表,李梅好和芦苇,谢总管的女儿谢雅兴,陈蒹葭因为关心赵文仙也出来了,还有《河州新报》的范地力——本来钱局长是请他坐楼上雅间的,他怕他爹和哥当场出丑,推辞了,但主编还是叫他来了,只是没有上楼。这些人不在公请之内,钱局长派了两个警察守在楼梯口,不准他们上楼。
钱局长这天穿的是便装,一身藏青色西装,系着领带,相对于其他人青蓝二色长衫、瓜皮帽和马褂,有点金鸡独立的味道。他得知楼下坐着不少热情茶客,抿嘴一笑,庆幸自己没有鲁莽行事,如果一时性急,做出判断,必定引起风波。
他见所请之人已到,便站起身,整整领带,说:“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左右一看,并无女士在场,暗自窃笑。钱局长也意识到这点,忙咳两声,接着说:“兄弟在日本的时候,学到大和民族一个优点,那就是见到人就说请多多关照,所以,日本能取得明治维新的胜利,一跃而成为东洋强国。诸位,兄弟在日本的时候,学的是现代警务,曾亲自去日本警察局做过警察,深知调解民怨之重要、之困难。回到中国,这种难度有增无减,因为我们的民众还没开化,并不知道警察为何物,心目中完全没有法制观念。为此,兄弟来处理这件事,首要之事是强调警察和法治,希望诸位配合。谢谢!好了,下面请当事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请其他先生作出判断。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原告就是递状子的人,被告就是被告的人。现在请原告张亦熟先生发言。”
这一番开场白煞有介事,对于从没出过国的这些人而言,确实有不一样的威慑力,于是一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张亦熟原本准备了一番之乎者也的说辞,被这么一折腾,又见楼梯口站两个警察,雅间外站两个警察,钱局长身后站两个警察,雅间正面墙上挂了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子,便有些紧张,站起身,双腿不停战栗,嘴唇上下哆嗦,说:“诸……诸位,我要告黄之诚!”
张老板虽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私塾是进过几年的,又在茶园这个大学堂久经锻炼,所以很快适应,也就恢复了口齿伶俐的本色,振振有词说了一通,从他们如何签协议,如何合作唱票,说到如何发现黄之诚违约,黄之诚又如何强词夺理,等等,最后强调说:“他黄之诚这样做,既违反我和他定的协议,在我茶园唱票期间不得在河州其他地方唱票,又有背于梨园行多年的规矩,既影响我茶园的生意,又败坏了这一行的风气,实在是没有道理,请钱局长为小民做主。”
钱局长先前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孔孟之道,如若不是革命,怕是考秀才中举人,一路高歌,到北京去做官去了,所以脑子里是瞧不起梨园行的,所以对梨园行的规矩是一窍不通的。他如今看了状子,听了张老板陈述,还是如堕五里雾中,但既然身为新式警察局的局长,就不能像以前的昏官乱判,便问道:“且慢。请问张老板,你说影响了你的生意,怎么讲?说具体点。”
张老板说:“明眼人都知道……”钱局长心里一咯噔,那自己是瞎眼人了?他眉头就起了皱。张老板不过是随口说,才顾及不到这么多,“梨园行的老规矩是定在那里的,凡是起班唱戏,必须得服从茶园调配,除非你不来找茶园。这调配之一就是只能在我这儿唱,不能同时去别处唱。你要是去了别处唱戏,就可能影响我两点:一、河州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在外面听了你唱,谁还来我这儿听戏啊?这叫抢了我的生意。二、你如果在外面唱砸了,谁又还来我这儿听戏?所以,无论你在外面唱得好唱得不好都不行,都影响我的生意。请钱局长大人明鉴。”
钱局长这才明白几分,便掉头说:“黄老板,按理说你是被告得写辩状,姑且就算了,说也算数。你说说,为什么要私自唱票?”
黄之诚在北京见过大市面,自然一脸安详,站起身向钱局长拱拱手,向众人拱拱手,说:“这事也不能怪我,都是赵光宗赵大爷的主意。赵大爷说他老娘病重在床,快不行了,想瞧瞧咱黄家戏班的戏,要我满足她老人家最后这点要求,代他尽最后的孝心,还说这事绝对保密,不让其他人知道,所以我就答应了。钱局长也是大孝之人,应当理解我这一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想法。张老板告我违反协议,我承认,但我觉得这中间有蹊跷,请钱局长明察。这蹊跷有两点:一、赵大爷早不走晚不走,为啥偏在这时走?没有他强逼请票在先,哪有我违规在后?请找到赵大爷落实。二、张老板深更半夜从赵公馆路过,抓到我唱票现行,可问他为啥路过,他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请钱局长当面问他,这么晚到哪儿去了?干了什么?有何证人?”
这一说就引得众人轰轰议论,有的说怎么这么巧,半夜三更碰到了;有的说这还不明白,是成心候在那里抓把柄的呢;有的说那他怎么知道黄家票房在赵公馆唱票呢;有的说你们这是强词夺理,包庇黄之诚……于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吵成一团。
钱局长暗自好笑,既不劝解也不制止,任其哄闹。楼下的人听到楼上闹哄哄的,不知道为何,跑到楼梯上张望,被两个警察挡住,就请警察说楼上在吵什么。这两个警察也是河州人,还是年轻小辈,推辞不过,也就小声做起传声筒,把原告被告的纷争一一相告。
这一来,楼下的人也分成两帮辩起来,因为人多势大,声音传到了楼上。楼上的人听了楼下人的不同意见,隔着楼板予以反驳,而楼下的人如法炮制,对着天花板还击。四邻八舍以为陈家茶园发生革命,里三层外三层围上来看热闹,还火上加油一阵乱吼:“给老子打!”
钱局长把众人不同的意见听了,嘿嘿笑。又见楼下楼上闹翻了天,突然黑了脸,从腰上拔出手枪,对着天花板砰砰就是两枪,吓得众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乖乖地各就各位,傻傻把钱局长盯着。
钱局长扬着手枪说:“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谁?警察局局长,河州警察局局长!好了,我看你们也说得差不多了,本局长说几句。鄙人在日本的时候学的虽说是警务,但没有对民众打过枪,今天都是被你们激发的。好了,大家还是心平气和说事。”
说罢一笑,收起手枪,接着又说:“这件事的确有些蹊跷。鄙人调查过了,赵光宗的老娘并没有卧病不起。还有张亦熟你半夜三更跑到赵公馆门口说是路过,问你去了哪里、做何事情、有何证人,是一问三不知。还有赵光宗,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去了外地。谢大发,跑到张家茶园看什么协议书。统统都有蹊跷,所以民众有怨声,鄙人也得秉公而断。为此,鄙人马上派人将赵光宗叫回来配合调查,也要委屈张亦熟、谢大发你们跟我走一趟警察局,接受警方调查,然后再作判断。好了,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