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军事上有所获益的背后，却是代价极为惨重的损失。日军固然毙命水中，更多的平民百姓亦是难逃厄运。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生灵淹毙。据后来的统计，大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3省的44个县，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其中淹死人口达89万，并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花园口决堤拒敌，留给三省44个县老百姓的，是一个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噩梦和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对于这一巨大灾难，蒋介石也深为恐惧，不敢承担。紧接着他在6月11日给程潜发一密电：“即到洛阳程长官0448，密，须向民众宣传敌机炸毁黄河堤。”接着，中央社就发出消息，说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坏黄河堤岸，使洪水泛滥，造成豫、皖巨大灾难。同时还伪装被轰炸现场，请外国记者前来视察。
三、“焦士抗战”焚长沙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
1.焦土抗战是国策
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武汉最后还是失守了，不过他们占领的仅是一座空城。一方面，早在战役期间，蒋介石已下令疏散武汉人口。8月7日，蒋介石曾下令在当月15日前撤出居民50万。另一方面，蒋介石既鼓励将士们誓死保卫武汉，同时又根据会战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部署，及早安排了撤退计划。
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为完成中国抗日大军的战略转移，和西南大后方的部署赢得了时间，从而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在武汉组织的英勇抗战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几乎与武汉同时沦陷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威信却一扫及地。
（日军侵入广州市）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广东是抗战后方的重要根据地，当局必有精密的布置，日军来犯万难得逞。虽然10月20日有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但大亚湾离广州较远，其间山岭河道纵横交叉，可凭之坚守，即使国军失败，退到广州，至少也在两三个月之后。谁知不过半月，广州竟沦陷日军手中。广州沦陷使粤汉铁路的战略价值发生了变化，武汉的地位开始失去其重要性，加速了蒋介石撤离武汉的决定。11月2日《申报》报道了广州失陷的真相：“广州的失守是出乎意料的荒唐的。实际上，守军并未抵抗，而且日人在汉奸的领导下抄了近路，等到兵临城下，发觉早已不及。而当局者始终含糊马虎，一点也没部署。”
广州失守真相见于报纸，引发国人一片唏嘘与愤愤之事。蒋介石在强大民意推动下，亲自调查处理广州失守重案，严惩了一批玩忽职守，贪生怕死之辈。就在此事随当局努力与战势发展而风波暂息之时，不料又发生了长沙失火重案。蒋介石与政府当局再一次陷于舆论指责声中。
11月12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决定火焚长沙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广州刚刚失守，10月25日，被围攻了整整3个月的武汉陷落，紧接着日军大举南犯，湖南顿时腹背受敌。蒋介石估计日军将攻打长沙，于是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在必要时放弃长沙。11月7日，在蒋介石主持的长沙军事会议上，他就决心已定地讲到：既然长沙必陷敌手，只有焚毁整个城市，进行焦土抗战，免资敌用！3天以后，距离长沙140公里的岳阳被日军攻陷，湘省的北大门从此洞开。蒋介石已看到夹在粤汉线上的孤岛长沙定然为日军攻占，于是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作为在湖南主政了一年多的省主席，张治中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一年前，当蒋介石对他心生疑窦，他怀着悲痛的心情辞去军职离开正在激战的淞沪战场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到湖南来主政，而上任伊始，他也没有想到长沙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武汉撤守之后，不仅政府的许多重要机关分别撤驻长沙至衡阳一带，而且大批物资都要经过长沙向广西、贵州、四川转移。如此多的上层人物云集三湘四水，在潇湘大地的历史上不一定是绝后但一定是空前的。张治中没有想到这些，更没有想到将在自己手上下令焚毁长沙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
不过，这一年来，他虽也为不能将一腔热血抛洒在抗日御侮的最前沿而抱憾，更为战场的节节败退满怀惆怅，但是既然身为一方父母官，就得兢兢业业。国家已经处于战时状态，后方的任何省份在抗战全局中都发挥着作用。张治中经常说：“要树立一种新风气，来培育护持新政治的力量，即以这种新政治力量来支持抗战，奠定复兴民族、国家之基础。”他是如此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极力排除地方守旧势力阻碍，积极组织群众起来抗战，妥善安置源源不断送来湖南的伤兵，解决了一度成为社会公害的伤兵和兵役问题。一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长沙市面安定繁荣，湖南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如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才保持繁荣的省城就要被付之一炬，回想一年来的奔波劳累，张治中的心情更加沉重。
熟读史书，又在政治风波场中沉浮多年，张治中深知焚毁长沙非同寻常，对这样一件定然会载入史册的大事，决不可掉以轻心。不管是为了个人名节，为向国人有一个交代，还是为保存历史真相，都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好最高当局的绝密电令。
长沙还汇聚着大批伤兵和逃避战火的难民，即使本来的市民也有数十万。作为一方父母官，现在不仅不能为他们造福，反而要焚毁他们的家园、让他们背井离乡去逃难，张治中这位出身于黄埔军校、真正信奉三民主义的儒将心情不好受啊！“对于焚城的计划应周密妥善，尽可能减轻城中近40万军民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愧疚沉痛的心有所慰藉。
张治中在紧张的苦思之中度过了一个小时，才长叹一声站起身来，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先找省警备司令酆梯，然后接通省保安旅驻于省城的二团团长徐昆，依次仔细交代一番，令他们下午报来详细的执行计划。
对于这样的大事，酆、徐二人也不敢怠慢，急忙召集亲信商讨焚城的行动方案。是日下午4时，酆、徐二人把一份详细的方案亲自交到张治中办公处。方案对于焚烧范围、执行单位、发布点火命令等具体的事项，拟定了13条。令张治中注意的是，第5条写得分明：“下令点火须以湘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又在第6条写道：“点火信号：首先是听警报，其次看信号，以天心阁火焰为准，方可点火。”
张治中费了半个钟头，连阅多遍，方才签字表示同意，他突然觉得手中的笔是如此的沉。在中国的政治中，领导的批示有着非同寻常的魔力，千万不要小看领导手中那一支笔，它掌管着千百万人的祸福。多少高官大员的千古遗恨就是源于不重视自己手中那一支笔！张治中当然知道手中这支笔的沉重，所以签完字他对酆梯和徐昆再次叮嘱：“一定要慎重行事，不可马虎，必须待国军自汨罗退后，再予点火。”
2.长沙城是误烧
上天在这个紧要关头却同张治中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在12日晚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预备焚城的士兵误以为是信号，便一齐点火。由于没有预先通知，事后又没有采取有效疏散措施，居民被烧死二万余人。整个城内大部分房屋都被焚毁，大火一直到14日才熄灭。万千百姓的生命财产在熊熊烈火化为灰烬，民众的信任和信心也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惨不忍睹的火祭而坍塌了，一时间湖南政局动荡，大后方人心惶惶。
本来，当战火烧到湖南省境内时，湖南人民因为蒋介石亲临长沙，曾燃起无限希望，盼望他能布重兵于湘北，力挡日寇，稳定战局，保卫古城长沙。何曾预料到，最高当局高唱焦土抗战，蒋介石竟然亲自部署要将长沙焚毁，人们的希望很快落空。长沙大火余烬未灭，另一场大火以更旺的势头在更广的范围内燃起，群情愤激，怨声载道，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严惩纵火犯。
（长沙大火后无家可归的平民）
长沙冲天的大火，烧得整个中国沸沸扬扬。蒋介石于11月14日上午匆忙赶到，翌日在南岳召开专门会议，就加强长沙防备、救济安置灾民等事宜做出布置后，开始追究无令点火的责任。
据说蒋介石最先还是从陈诚的密电得知消息的。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时已经开始形成以何应钦和陈诚为首的两个派系，各派勾心斗角不断在暗中较量。张治中十分反感蝇营狗苟的派系斗争，加上与陈诚同为高级干部，一次次的冲突已经积累了许多的芥蒂。陈诚当时任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鄂湘赣三省防务，他突然从长沙大火中发现了扳倒张治中巩固自己权势的机会。在火起的当晚，陈诚就电告蒋介石，说此事全因地方长官轻信谣言而起，“事关民心重大，至恳请委座亲临处理”。蒋介石对于内部的派系争斗是心知肚明的，他允许了其存在，并高屋建瓴适时地控制着争斗的发展，这样他有一种地位更加稳固的感觉。蒋介石十分信任陈诚，当然也明了他的意图，不过现在蒋介石更需要的是他们同舟共济缓和事态。所以，更加坚定了亲自处理纵火事件的决定。
由钱大钧、俞济时等人组成的“长沙火难调查委员会”第二天证实张治中的确没下点火命令。省警备司令部酆梯、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省警备旅二团团长徐昆，三个人同样信誓旦旦态度坚决，没有谁承认下令点火，完完全全的一笔糊涂账。真的是上天安排的巧合吗？
果然，面对审判长钱大钧报来的判决书上，蒋介石拿起红笔批示，酆梯、文重孚、徐昆三人玩忽职守“着即枪毙”。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后以待罪之身回到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室主任。酆梯在行刑前泪流满面，低声哭诉：“我对不起长沙人民！张主席对不起我！”
蒋介石虽然枪毙了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也拿出百余万元做了安抚灾民的工作，但并没有平息民众的怨气，愤怒的矛头直指蒋、张，认为酆悌等三人只是做了蒋、张的“替死鬼”。
长沙大火因为有蒋介石的讲话和电令在先，一切的批评都会牵涉到蒋介石本人。而他早就对共产党动员民众的本领心生惧意，火灾发生后更是担心他们会借之大做文章。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诚恳批评和要求当局严办肇事者妥善救灾外，更多的是协助当局救灾，没有开展宣传战。倒是后院失火，国民党内部有人推波助澜，在重庆的汪精卫就措辞激烈，要求追查纵火元凶，希望取蒋介石而代之。
11月16日，由国民政府中宣部、军委会政治部联合调查写成的《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之证明》，作了这样的解释：“由于地方军事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先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于是一处点火，到处发动，以至一发不可收拾。”
在张治中向蒋介石请罪的时候蒋介石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次事件就其发生的根本原因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蒋介石以模糊的团体概念来掩饰自己方针上的错误，用三只替罪羊来向人民道歉，可并未真正对其“焦士政策”进行检讨。
焦土抗战本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国民党内对于在严峻险恶的抗战形势下实行焦土政策，基本上是同一个声音的。汪精卫很早就表示：“我们是弱国，抗战就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点得到手里。”李宗仁当年为了表示自己的焦土抗战决心，甚至给徐州的《国民日报》副刊题字，将其更名为《焦土》。对于长沙大火，国民党内有许多人虽然提出批评，但他们只不过认为是执行不好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