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民族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坚持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在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新加坡政府内阁，均有各民族成员，就连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中，也注意到各民族人数的平衡。在宗教信仰上，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坚持把宗教和信仰分开，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一律平等，各族人民都有信仰本民族宗教的自由。对于希望设立所谓“国教”的人的建议，李光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认为：“新加坡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我相信对于国家来说，建立没有国教的国家比较有利。如果采取相反的方针，不但会危害东南亚的居民，而且也会招致大国的介入，以致变更意识形态，危害国家利益。”
1988年12月1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佛教总会的一次活动上，畅谈了宗教容忍对维系多元种族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并认为宗教团体应把人民对经济和政治的需求，让给非宗教团体处理。他这样分析道：
“在我国人口中，回教徒和兴都教徒的百分率保持稳定，信仰基督教的百分率却有显著的增加，从1980年人口普查报告中的10.3%增加到1988年的18.7%；无宗教信仰者的人数也从1980年的13.2%增加到1988年的17.6%。研究所得的结论是：基督教对受英文教育者和女性较有吸引力，无宗教信仰者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和男性。有25%受英文教育者是基督教徒（10%是天主教徒，15%是新教徒），只有7.5%受华文教育者是基督教徒（2%是天主教徒，5.5%是新教徒）。”
“基督教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占30.8%）和大学生（占41%）的吸引力最强，其次是无宗教信仰者。在无宗教信仰者中，文化水平较高者占28%，大学生占23%，他们并不一定反对宗教，而是他们自己也不晓得应认同哪个宗教，因此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教信仰。”
“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教导信徒们的道德价值和规范，也照顾信徒们的精神、道德和社会福利。但是，宗教团体必须把人民的经济和政治需要留给非宗教团体，如政党，去处理。这是因为如果任何一个宗教团体设法确定我国人民的社会经济议程并通过‘社会行动纲领’来动员基层的话，其他宗教团体也会纷纷效法。一旦人民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在社会经济问题上被动员起来，结果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希望在我国占大多数的佛教徒和传统宗教信仰者能够给其他宗教树立一个好榜样，把宗教和政治分开来。各宗教信仰之间的互相容忍，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领袖认为，由于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7.5%，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的领袖人物又多是华裔人士，因此，防止和克服华人的“大民族主义”就成为种族和谐的一个关键。
1966年2月12日，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大会上，李光耀指出：“我始终感到我们与其说是华侨，不如说是华裔。没有人能改变这一点：中国是中国，而我们是我们。尽管如此，我们有时必须注意别人是怎么想的。”“时常有人问起我这个问题：在各方面疑心重重的情况下，在东南亚这一部分的几百万中国人怎样能存在下去？而我的答复是：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在那里一个种族集团帮助并尊重其他种族集团。”“如果你要一个中国沙文主义社会，那么，失败是肯定的。新加坡必然会孤立……我们一定要牢牢地保住我们在东南亚的这一角落。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原则的、模范的、多元种族的社会。”1978年11月，李光耀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新加坡的华人，具有和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经验和历史。因此，新加坡的华人不同于中国人。”
为培养“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意识”，克服华人讲华语、马来人讲马来语、印度人讲泰米尔语造成的语言障碍，李光耀政府规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除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外，还要以英语作为各民族共同语言，推行两种语言政策，而且，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为官方语言，英语则为行政用语。1966年8月26日，李光耀在人民协会的一个学术讲座上，做了《双语保障华校前途》的发言，李光耀深入浅出地谈到推行双语政策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
李光耀曾经指出：“精通一种语言的人，会在语言上形成排外主义者或顽固的信仰家。他们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因为他们无法用两只眼睛看世界，所以不知道其他语言的优雅，及其表现的生动与雄辩状况，以及另一个世界的经验与知识。他们也不能理解用其他言语所表示的另一种文明。两种语言政策，似能用更开阔而深远的姿态观看世界。”1961年8月5日，李光耀再度指出：“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好好地培养他们，使他们不但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同时也对我们正在建立的各种族和平共处的新国家而感到光荣。一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学校里，我们可以做到：保证将来如果人民有分歧的意见，还不至于因种族的界限而使整个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取得成功。如果我们培养一个不分彼此的民族的工作失败了，我们的前途将非常暗淡和不堪设想。所以，无论走向国家效忠和民族统一的道路怎样困难、怎样缓慢，我们都必须继续勇往直前。”“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推进共同语言，培养共同感情。”
新加坡采用了以英语为本国各民族通用语言的方法，这一方面是为了利于对外贸易，引进西方资本和学习西方尖端技术，另一方面是李光耀政权不想让某一种族的语言占主导地位，而导致其他种族抵制的情绪产生。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新加坡各族的子弟纷纷进入英文学校。现在，由于两种语言政策的推行，几乎所有的华人、马来人、印度血统的人都上英文小学，而将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列为第二语言。
把教育当作国家发展的龙头事业
在李光耀头脑中，有一个从祖先那里就遗传而来的观念，那就是“良好的教育是一个人成才的基础”。
李光耀认为，在万事万物中，“人是最主要的”。“一个人不论天赋多高，不经过教养也不能成才。”即使是天才，“如果没有受过训练，那你只是个无用的天才”。1967年，李光耀在一次讲话中说：“人们要根除贫穷，必须根除愚昧无知，排除蒙昧主义。人民，主要是穷人，必须受教育、受训练、受纪律训导，使之成为现代化工业社会有用的人才。”1968年，李光耀在公教中学参加对优秀学生的颁奖典礼时发表讲话，他认为一所理想的学校至少要做到三点：（1）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品格，灌输良好的道德观念；（2）向学生传授知识，使学生至少通晓两种语文；（3）要有适当的课外活动。也就是说，要使学生在德、智、体、群四方面全面发展。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缺乏天然资源，只有人才资源的富足才能弥补天然资源的缺乏，于是，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据联合国一次劳工质量调查表明，新加坡人才质量居世界之首。
李光耀执政之前，新加坡教育在东南亚国家是比较差的。在英国统治初期，由于殖民当局长期实行愚民政策，对马来亚（当时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分）的教育事业放任自流，所以，新加坡人口中的文盲比例较高，而且不同种族的整体文化水平相差较大。由于普通百姓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国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带来诸如就业困难、劳动生产率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时，马来人很少上学，以农业、渔业为主，华人、印度人各自办学。华校有自己的教学大纲、教师和校长，校董事会由省、乡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组成，各校颁发各自的毕业证书。英国传教士则在新加坡创办了英文学校和少量的马来文学校。这种各种族独自为战创办学校的结果，加剧了种族隔阂。到了1920年，英国殖民当局认为，马来亚的华人势力越来越大，不加限制而任其发展下去，将会难以控制，于是，颁布了对华校有很多限制的《教育法》。这个《教育法》使华人非常反感，更加不信任英方。
1947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十年教育规划》，计划通过普及小学教育来发展本地语文，但规划提出的建议没有考虑到历史上教育分裂所造成的各种后果，使不受英文教育的人同受英文教育的人对立起来。前者视后者为往上爬的投机分子，认为英语是“殖民主子的语言”，是“外来的和反民族的”，对英语十分忌恨。直到李光耀1959年执政后，才大力扭转了人们对英语的偏见。当时，李光耀多次强调指出，英语是“谋生的工具”，是“商业语言”、“科技语言”，新加坡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许多通晓英语的人才。
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赢得大选、开始执政的第一天，便公布了竞选纲领中所讲的教育政策：1. 接纳“立法议会1956年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平等对待华、巫、印、英4种语文教育源流；小学实施2种语文教育，中学则实施3种语文教育；采用马来亚为主的课程纲要及教科书。2. 接纳马来语为国语，同时复兴马来教育。3. 修正现有课程，注重实际科目，诸如数学及科学，以适应工业化社会和学习当地语文的需要。此外，停止自动升级制度，废除亲眷同校陋规，所有中小学每周上课6天。
为了使上述政策能准确实施，李光耀指示他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1.？平等对待4种语文教育源流。第一，他们将华文中学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使中学的前4年，等于4年的英校，中学的后2年，等于2年的大学先修班。这样，4种语文教育，都可从6年的小学，进入4年的中学，再经2年的大学先修班，进入大学，完成其“国民教育梯”。第二，统一各语文源流的师资训练。第三，统一各语文源流教师的待遇。第四，平衡各语文学校的建校计划。第五，举办多种语文的文凭考试。
2.？实行小学两种语文与中学三种语文教育。首先规定各语文学校第二甚至第三语文为必修课。第一，华文学校的数理课，改用英语教学，英文学校的公民、史地，改用华文教学，其他语文学校类推。第二，各种文凭考试，第二语文为必考科目。第三，设立混合学校，或华、英两种教育源流混合，或华、英、巫三种教育源流混合，在多种语文环境之下，加强各族青少年的联谊与了解。
3.？采用以国家为主的课程及教科书。第一，聘请专家编写以国家为主的共同课程纲领。第二，政府自编或审定书坊的教科书，介绍给各类语文源流学校使用。第三，实行公民训练与课外活动，加深各民族学生的交往和友谊。第四，利用教师节、青年节、儿童节的庆祝游艺和体育比赛，加强各民族的友谊。
4.？推行国语运动和复兴马来教育。第一，规定华、巫、印、英文为4种官方语文，而以罗马拼音的巫文为国语。第二，由马来小学而扩展至马来中学，并实施马来人由小学至大学的免费教育。第三，印度人的泰米尔文教育，可能时比照马来教育办理。
5.？修正现有课程，注意实际课目，以配合工业化的要求。第一，成立科学理事会，以负责各级数理教育的推进。第二，设立职业训练中心，在中学实行强制技术训练，以加强工艺教育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6.？鼓励学习当地语文。第一，创立语文局，促进当地语文的学习。第二，装备视听辅助工具，设立语言训练中心。第三，建立多种多样的成人及社会教育。第四，鼓励各民族群众开展文化交流，以形成复合文化。
李光耀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时时刻刻。为了保证新加坡人民自始至终受到良好的教育，在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加入的条件之一就是新加坡对教育行政有自主权。而且，李光耀还敦促政府成立了成人教育局，对离校的中小学生和其他人进行职业教育，并把教育和就业联系起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在教育原则上，李光耀强调要贯彻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彻底打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教育特权”的偏见。李光耀多次对内阁和民众说：“无论是三轮车夫的儿子，还是百万富翁的儿子，他们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力。”他认为，普及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是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造就一代有用人才的根本途径。没有发达完善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只能是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
新加坡建国之初，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在这样的国力下，李光耀大力推进免费普及初等教育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有远见卓识的李光耀认为，尽管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但对于立国的千年大计——教育，不可有丝毫的放松，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把教育抓上去。那时候，几乎所有学校都设上下午班，由两班教师负责教导，同时实行教师一面执教一面受训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