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建筑工地、市场和工厂。中国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有活力的国家，与之相比，爱尔兰和土耳其的繁荣也黯然失色。西方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其实是出于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通过打压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也开始面对一些所有制度下都会遇到的麻烦。巨大的反差蕴涵着无限的机会，激起了我的冒险欲望。多年来，我一直在敦促我的朋友们，让他们的子女学习中文，我相信，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是中国的。
今天，我做了一件数十年来一直期盼的事情：我走进上海的一家交易所开了一个股票交易账户，这样我就能买卖中国股票了。
我们在1999年4月1日越过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进入中国。我们穿越戈壁滩向东一直行驶。我们先后在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和西安歇脚。在过去的11年里，我已经两次走过这条路线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里，眼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但是我们的眼睛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哈密，1988年时只有一条进出该市的马路，其实称之为乱石道更为贴切。今天的哈密已经变成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兴城市。数不清的山羊、鹅、奶牛和同样多的卡车、轿车、摩托车一道塞满了整个城市。1990年，这里没有一家摩托车经销商，今天则有3家。在伊宁，大街两边到处是市场，街道上车水马龙，非常繁忙。
这些地方过去只有很少的几家国营商店，现在私人开的商店遍地都是。1990年，一路上没有加油站，有一次我不得不向当地驻守的军队寻求燃油。这次旅行中，我们看到数目众多的加油站，在经过精心装修的加油大厅里，排列着10个油泵，数目众多的窗口堪与麦当劳媲美。在西安，我们甚至还看到了几家麦当劳。
在中国，1990年才刚刚出现旅馆，而今天这里有3倍于昔日数目的旅馆，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夜生活方面，在哈密和其他地方，开设了许多迪厅、酒吧和夜总会。年轻人衣冠楚楚，只有老人才穿着陈旧的服装。
西方媒体一直试图让人们相信中国极度缺乏人权，不过在长达8000公里的旅途中，我们只在检查站接受了几次检查。
如今，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建筑工地、市场和工厂。那时我们从在中国古都南京下榻的宾馆向东看，一共数到了12处建筑工地上的塔吊。中国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建造高速公路、住宅、商店和工厂。许多道路堪与德国媲美，而它们大部分是人工建造的，就如同数千年前他们开凿大运河和建造万里长城时一样。
那时在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道路两边都是繁忙的市场，到处都有正在努力工作和热情消费的中国人。他们购买商品的范围也扩大到令人惊奇的地步：自行车、收音机、卡车、轿车、电视、服装，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中国人在买卖着你所能知道的所有商品。中国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有活力的国家。
我以前在中国的旅行中，曾经在一两处寺庙停留，当时看不出它们对中国人有何重要性。现在，我们常看到成群的佛庙和道观，最令人惊讶的是里面拥挤的信徒。很意外，这里还有数目众多的清真寺和教堂。我们曾经在做礼拜的时候走进几座教堂。我不知道那时候谁更惊讶一些，是我们还是那些信仰耶稣已有200多年历史的中国牧师。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压迫。
经过长达6个星期的实地观察后，我的感觉是，西方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其实是出于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通过打压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近些年来的中国历史让人沉迷。从1978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开始将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当然，这一切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农业集体化被抛弃，国家开始推行承包到户的模式，允许农户独立生产和经营，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同时，地方政府和工厂管理者在各自领域里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北京政府也开始引进外国投资。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在过去2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工农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2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高度繁荣，年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世界银行估计，199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250亿美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成功，中国也开始面对一些在所有制度下都会遇到的麻烦。党内的腐败、官僚作风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企图不劳而获、大发横财的堕落思想也开始出现。
眼下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出色的政府之一了，他们开始全力以赴解决这些问题。数以百万计的剩余劳动力在乡村、城镇和城市之间流动，寻找着低报酬的临时工作。政府已经着手研究如何保持国有大型企业的活力，这些企业中只有少数几家的经营状况还不错。此外，中央政府很难收齐它所需要的税收。这些问题中最棘手的是，政府不仅要努力打击腐败，惩治经济犯罪，而且要大力治理正在恶化中的环境，包括空气污染、土壤沙化以及北方地区的水位下降。
中国曾经实行了持续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中国人充分意识到了其中的弊端。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国家洋溢着商品经济的活力，我也在这里开设了股票账户，那么我会买些什么股票呢？中国有两个股票交易市场，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深圳，当时合计大约有500只上市股。其中许多不是我想买的股票，它们是计划经济的残余产物，那些运行很差的国有企业急于把它们在毫无戒备的投资者那里得到变现。
当然还有一些麻烦。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分为A股和B股。A股只能由中国人持有，海外的华人如果利用点手段，变通一下也能拥有这些股票，这些华人遍布全球，数目达好几千万。外国投资者如果不用点特殊的手段，例如雇佣一个中国人做代理，则只能购买B股。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B股依旧不能和A股相互转换。B股市场一度异常火爆，交易创造的税收远远高于A股市场。然而今天，B股已经风光不再，整个指数下跌了85%，这巨大的反差蕴涵着无限的机会，激起了我的冒险欲望。
自从1997年中的亚洲经济危机开始，不停地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才是重返亚洲资本市场的时机呢？现在我认为时机就快到来了。对于过去几个月的低迷，我的观点是这是在积蓄力量，很快就会到达谷底，并预示着亚洲资本市场已经重整旗鼓，做好了前进的准备。长期以来，通过对世界上重要的熊市的观察，我发现在低迷之后通常还会有一个余波，这是在检验前一个波谷，同时对这个行情的参与者进行一次清洗和重整。
最近，一些西方公司在中国渡过了难关。加拿大皇家银行，西南贝尔，Marks＆Spencer（美国著名百货公司）和澳大利亚促进公司等就是这样，许多新的项目已经开始付诸实施。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充满消费欲望的人们。但是这些公司已经意识到，事实并不是这样美好，也许只有几百万消费者希望购买西方的某些产品。许多公司已经开始正视中国市场，就如同他们对待其他市场一样。他们意识到，中国市场同样充满风险。他们也认识到，在中国，不是所有的合资企业都能赚钱，许多本地的合作者并不具备熟悉那些新兴产业的能力。
这些先行者并没有认真估计中国国内的竞争风险，也没有考虑在许多行业里，中国政府对国货的扶持政策。当中国政府重申其货币不贬值的承诺时，很难想象，中国政府能有什么办法应付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压力，这种情况值得外国投资者谨慎行事。
没有了外国投资，也就没有了许多就业机会，这些自然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对投资中国持消极态度，投资圈和政治圈内的人士就会更多地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而畏缩不前，而不是积极与中国接触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时克林顿总统没有在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期间与中国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这是一个错误，这对重建国外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投资手法的粗糙和仓促，许多外国投资者将会在中国赔钱，因此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穿越中国时所看到的那一派繁荣景象。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多年来，我一直在敦促我的朋友们，让他们的子女学习中文。我相信，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是中国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耐心等待这条沉睡之龙醒来。
在旧世纪即将结束和新千年来临之际，中国，这条国土面积和美国差不多大，却有着4倍于美国人口的巨龙终于苏醒过来。机遇终于来到，而且稍纵即逝。我已经准备了一份打算投资中国公司的清单。我首先排除了那些有着深厚计划经济残留烙印的公司，还有那些大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的回报的，他们能够进入资本市场，只是因为国家为了解除对他们控制的结果。在我考虑之中的有一家在上海新区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地产公司、一家橡胶轮胎工厂、一家器具制造商和一家玻璃公司。这里没有一家所谓的高科技公司。我相信，这些从事基础行业的公司最能迎合中国崭露头角的中产阶层日益提高的对生活质量的需求。对于那些满脑子里只有亚马逊和美国在线（AOL）这样概念的人来说，橡胶轮胎公司听上去有点滑稽。但是，如果你曾经亲身驾车穿越广阔的中国腹地，并且看到过中国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安装着橡胶轮胎的车辆，包括卡车、轿车和摩托车，你一定会对这个行业充满信心。
在与中国的股票交易所和经纪人打交道时，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从事证券业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包括交易所的主席。证券业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其历史不超过10到15年，证券业的员工和美国软件和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很像，都不超过35岁，他们充满热情和活力，乐于接受挑战，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事实上我没有买多少股票，只是制定了我的投资策略。我还在观察，等待中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这实际上阻拦了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A股和B股的人为划分也就自动消失了，而今天，这种分割是为了防止国内居民手中的外汇流失。
我当时所听到的最有吸引力的消息莫过于政府打算进一步鼓励居民持有股票。在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数十年里，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当政府试图采取措施激励股民时——当然应该是实质性的激励，这通常意味着牛市为期不远了。尤其值得高兴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银行正在为手中大量的存款余额而发愁。如果确实能鼓励资金从银行向股市流动的话，股市一定会红火起来。也许今年夏天就可以见到这一切，也许要等到年底才会如此。大家时刻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有12亿多人口，却只有两个不超过500只股票的小型股票交易市场。所以，我在等待中国允许其他资金自由流向股市以及刺激股市的政策开始见效。这其中之一或两者都可能在今年年内发生。
那么，一个美国投资人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呢？
一个方法是投资那些定居海外，比如曼谷、新加坡和北美的华人开设的企业，他们在中国做生意，或与中国人做生意。中国人通常把海外华人视为自己人，给他们提供很多的优惠和帮助。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企业，谨慎的投资人就找到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
除了形形色色的亚洲共同基金以外，还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呢？我想起了John Templeton（约翰·坦伯顿，著名投资家）在1942年所做的：由于二次大战和大萧条，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处于低迷不振之中，Templeton拿出适量的资金，购买了纽约交易所所有股票，每只股票购买100股，当时的平均价格还不到1美元。他一直持有这些股票，尽管其中一些公司破产了，他还是依靠这些廉价股票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今天，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中国B股，例如ADRS（存托凭证）等，其总市值很小。外国投资人可以采用相似的投资策略，所有的股票都买一点，并且长期持有它们。5年、10年或者15年以后，这些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投资人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