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委托胡耀邦做改革的急先锋，胡主持中央党校、申组部，在舆论解放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大得民心，从而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干部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它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结束，关系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以及共和国的前途与命运。从历史的角度讲，拨乱反正这一过程，为共和国的继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供资政与借鉴；从发展的角度讲，拨乱反正的基本结束，为共和国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组织保证等方面的坚实基础。因此，拨乱反正这个问题是共和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1976年9月，毛泽东病逝。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周密部署，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开创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历史的巨大惯性仍向其原来的方向滑行。要开辟新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任务的就是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的最初尝试
拨乱反正的最初尝试应该追溯到1975年在共和国大地上进行的全面整顿。
1975年初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不久，邓小平在毛泽东等人的支持下，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学习理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并组织专门班子研究理论，成立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负责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文章。他还在多种场合提出诸如：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实现安定团结，要加快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扩大进出口，强调要以农业为基础，努力促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等观点。并在实践中大刀阔斧地对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由于“整顿”与“文化大革命”唱了反调，因毛泽东反对等原因而遭挫折。但这次整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意义重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所以说，拨乱反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进行了一次预演。
初步拨乱反正与遇到的阻力
当时中国的政局比较复杂。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几乎是中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粉碎“四人帮”之后，走什么路，却有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在理论形态上，即“两个凡是”；一种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完整、准确地把握，即掌握其精髓“实事求是”走一条新路。
华国锋是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果断地下决心粉碎“四人帮”这是一件大功劳，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等人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由于他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他也没有弄清“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相反，他为维护毛泽东必然要肯定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他实行的方针集中体现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的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的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
反对“两个凡是”比较早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在1977年2月份就指出“两个凡是”不对，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3月，陈云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虽没成功，但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4月，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5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按“两个凡是”，说不通为其平反以及“天安门事件”问题。8月份前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集中宣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之争就逐步成为一场理论较量。
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政治敏锐性比较强的人很清醒，知道这场理论较量的重要性。但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却表现出不清醒。如他曾在多种场合讲过“两个凡是”。但到1977年10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上，他又强调“实事求是”。
实际情况是，由于长期“左”的理论掌握了群众，由于人民对毛泽东的信仰被各种力量作用到个人崇拜的程度，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是在困难中起步的。
1.教育领域里的拨乱反正。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主动要求负责科技、教育和文化工作，他首先把推翻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即：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打开拨乱反正局面的突破口。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复职刚半个月，就邀请33位着名专家和教授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经过四天的畅谈，8月8日，邓小平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9月19日，邓小平专门同教育部的主要负责同志谈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顶着不小的压力，他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并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还提出要恢复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制度；工宣队要撤出学校；要恢复科研人员和教师的职称等具体意见。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写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大约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又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查到了毛泽东1971年在教育工作座谈会时的指示精神：“1.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2.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3.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
有了这一根据，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人也不能不同意彻底推翻“两个估计”，从而终于打破坚冰，解除了这一严重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随后，教育部采取了各项措施拨乱反正。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进一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进而又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
2.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
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几乎是与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同时进行的。1977年8月8日，邓小乎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就针对这一“文化大革命”时的重灾区的混乱情况，提出要恢复国家科委；针对所谓“突出政治”干扰科研，提出要“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要逐步改善科研工作的条件等主张，并提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在学术研究上，“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于广大科技工作者从国家的大局着想，也由于邓小平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人民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急切地希望中国科学事业快速发展。在这种大形势的推动下，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在1978年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并提出了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被撤掉的科研机构要迅速恢复；搞乱丁的要迅速调整；要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要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等要求。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恢复了这一统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机构。
197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理论学术战线的罪行。与会者指出：社会科学决不是可有可无，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就必须批判文化专制主义，开展百家争鸣。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近6000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针对多年来“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针对“四人帮”对科技工作的破坏，邓小平首先澄清了在当时实际工作中造成思想混乱的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并强调“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不仅仅是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而且是向着新的认识飞跃前进了。第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认识问题，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使知识分子有获得第二次解放之感。
3.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在教育领域推翻“两个估计”的带动下，文艺领域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开始了对林彪、江青等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否定。1977年11月21曰，《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控诉和批判江青一伙自封“文艺革命旗手”，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扼杀“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切优秀作品，残酷迫害优秀文艺工作者的罪行。
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在报上刊登后，立即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责：你们批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论”来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而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的，怎么能翻呢。
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已经提高，拨乱反正已是大势所趋，可以说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曾被“四人帮”强行撤销的全国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等文艺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也立即复刊。与此同时，一大批曾被禁演、禁止出版的优秀剧目、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也陆续重新上演、出版。
但是，此时无论教育、科技还是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仍进展得十分艰难，并受到一些框框的限制。如，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时，又继续认定存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又如，否定“两个估计”也必须依据迟群笔记本中不全的记录，也就是说这些批判和否定所依据的主要标准仍是并非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指示、讲话，而不是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使得拨乱反正仍难以深入进行。
4.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拨乱反正的又一项极为迫切而又繁重的任务。随着林彪、江青集团罪行的揭发批判，平反工作也开始起步。但这一重要的平反工作也是在遇到严重阻力的情况下展开的。
1976年12月，中央发了一个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行限制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对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给予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这实际上等于维护更多的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