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爱尔兰朋友’’
奥斯卡·卡尔·普夫沃斯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从德国来到美国。这些年来，他尝试了各种类型的工作，而且总是一些不乏冲动和充满刺激的工作。他当过牛仔、探矿者、护林员、报纸专栏作家，也曾开着货车像一个流浪汉一样到处游荡。
在这期间，他曾在美国军队里呆过一段时间，随后又在芝加哥当过警察。他从对付恶名昭彰的恶势力“阿卡庞”组织的行动中学到了很多从事秘密行动的技巧。
1938年末，他踏上了回归德国的思乡之旅，并深深地为纳粹主义的蛊惑宣传所吸引。他感觉这与他几年前在报纸专栏上评论并提倡的“全球兄弟会”运动非常合拍。
一回到德国，普夫沃斯顾不上休息就与谍报局取得了联系，并主动请缨，以展示其才能。1939年2月1日，他被派往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军一起从事对英国的颠覆和间谍行动。
他一执行完任务，就急切地告诉柏林谍报局的上司，在纽约有一支地下的反美爱尔兰共和军已经组织起来。随后，卡尔·弗兰茨·莱考斯基，一个48岁的奥地利商人，被指派去支持纽约和波士顿的爱尔兰叛军的颠覆活动。应该说，此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精力充沛、工于心计、忠于纳粹，在美国卖过多年报纸，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当地土语。
莱考斯基受谍报局长官的指示，执行代号为“雷克斯”的任务。美国的爱尔兰叛军有巨大的利用价值，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莱考斯基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20万美元(相当于2002年的300万美元)。
他的任务是负责纽约与谍报局设在墨西哥城的工作站之间的联系。
1940年6月6日，莱考斯基乘船来到纽约。由于奥斯卡·普夫沃斯提供了爱尔兰共和军领袖的姓名和地址，他很快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与莱考斯基接洽的第一个人的身份是“爱尔兰共和军驻美巡回‘大使”’。在给柏林的报告中，莱考斯基称：“这个爱国者是在美国的颠覆活动的组织者。”
在另一次给柏林的报告中，莱考斯基称：“爱尔兰人已经同意在纽约、波士顿及其他一些地方对英国船只展开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并摧毁装满即将运往英国的军火的仓库。”
莱考斯基列举了一系列“我们的爱尔兰朋友”所组织的颠覆行动。一次在新泽西肯维尔的“大力神”发电厂制造的爆炸，使52人丧生，100人受伤，并且使设施完全被烧毁。有一天，在几分钟内，宾夕法尼亚州的爱丁堡军工厂和新泽西州的伍德布里奇军工厂就全被炸毁。为了证明所述属实，莱考斯基还把当时的剪报寄给了柏林。
莱考斯基意识到，他必须对他的爱尔兰同伙儿隐瞒他的踪迹，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墨西哥城。在这里，谍报局的特工都是以德国大使馆雇员身份作为掩护。他策划了一个最为离奇的行动：在一封给柏林的电报中，他提出需要“能够制作一种恶臭炸弹以破坏美国的政治集会”的炸药配方。
莱考斯基称他无法从墨西哥城安全脱身去亲自督促完成在美国的秘密行动，因为他觉察到，他已经被很有可能是受了墨西哥政府秘密指派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跟踪。但是，莱考斯基还是在晚上去墨西哥城外的秘密地点与来自纽约的爱尔兰间谍进行了几次约见。
对莱考斯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难以从墨西哥把大量的炸药走私到纽约。最后，他让柏林方面为他的“北方朋友”提供炸药的配置方法，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自己配制了。
在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莱考斯基向柏林提供了大量他的“北方朋友”所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毁坏船只、烧毁森林、损坏工厂、破坏铁路等等。
柏林总部的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上将对于莱考斯基在墨西哥的冒险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赞誉。但不久后，莱考斯基就明白，他被他的爱尔兰共和军同伙儿欺骗了。那些极具破坏力的爆破行动大多是他们虚构的。
这确实是一次离奇的冒险行动。莱考斯基把大部分柏林给的经费都给了他的“北方朋友”。这些人利用阿道夫·希特勒的馈赠过上了十分富足的生活。而莱考斯基企图通过“雷克斯”行动致富的梦想以及凭他的运气要在墨西哥谋得一份正当买卖的想法，也只能永远停留在幻想之中了。
追踪苏联逃亡者
1939年早些时候，德国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在美国部署了一个极为离奇而神秘的间谍行动。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行动并未直接引起美国的注意，因为美国反问谍力量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苏联情报局西欧司的前任长官沃尔特·格里高利夫奇·克里夫斯基上校。
两年前，克里夫斯基就在荷兰海牙宣称他已跟约瑟夫·斯大林决裂，要在西方寻求避难所，这一消息震动了各国的情报机构。
各国情报机构都想与这位流亡者接触，德国谍报局更是迫不及待。德国方面力图通过行贿和暴力方式获取有关苏联安插在第三帝国内的间谍的情报。
还在打算找到克里夫斯基之前，德国谍报局已经得知克里夫斯基去了美国。于是，卡纳里斯命令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正在避难的汉斯·威斯曼博士前往美国搜寻他。
威斯曼这个人非常精明，且富有魅力。他在欧洲各大首都的上流社会曾极受欢迎。他善于策划绑架行动，因而备受阿道夫·希特勒的青睐。
两年前，威斯曼就策划了对一位居住在瑞士的著名军事作家伯特霍尔德·雅各布的绑架。瑞士警方逮捕了威斯曼。在审判中，他承认了与纳粹党有联系，并且接受过训练。两年牢狱生活之后，他再次秘密回到了谍报局。
很快他又策划绑架流亡在巴黎的一位苏联有名的前任宣传员威利·木恩森伯格。但是，突然问他又撤出这一行动，搞了本假护照，以“记者”身份跑到美国去了。
威斯曼在纽约呆了几天后，在莱克星顿的公共汽车站撞见了老朋友埃美利·凯伦。凯伦因为画政治卡通而知名全球。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曾与当时在任日内瓦新闻机构长官的威斯曼结识。
凯伦觉得很奇怪，一个恶名昭彰的纳粹间谍和被指控绑架的罪犯居然能在美国街头上大摇大摆。但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威斯曼就已消失在人群之中。
凯伦立刻到最近的电话亭打电话给位于佛莱广场的联邦调查局，举报在美国有纳粹间谍。但由于当时包括反间谍、蓄意破坏、颠覆在内的这些事务并不属于联邦调查局的负责范围，所以这一情报并未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
与此同时，威斯曼摸到了沃尔特·克里夫斯基在纽约的藏匿踪迹，并且开始跟踪他。但是克里夫斯基也很机敏，他很快察觉有两名间谍在同时跟踪他，其中一个是供职于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国家政治保安局(GPu)的曾被称作“红色犹大汉斯”的间谍。
克里夫斯基知道这个“红色犹大”是计划在美国暗杀他。但更令他担心的是，狡猾的汉斯·威斯曼会将他绑架到停靠在纽约港的德国船只，然后把他送到德国的盖世太保那里。
一天，克里夫斯基刚走出时代广场的旅馆就与他过去在苏联就相识的“红色犹大”撞了个正着。恼怒的克里夫斯基向他咆哮道：“你是来杀我的吗，汉斯?”突如其来的吓问震住了汉斯，他匆忙答道：“不是我!”就走开了。
“红色犹大”可能察觉到克里夫斯基已被联邦调查局跟踪，他不希望因接近他而受到牵连。此后，“红色犹大”再也没有露过面，或许是已经返回苏联了。
很明显，汉斯·威斯曼对“红色犹大”及他在时代广场与克里夫斯基的碰面一无所知。他还在继续跟踪克里夫斯基。
战争于9月1日在欧洲打响后，威斯曼极度恐慌。他对驻柏林的谍报局宣称，美国当局可能已经盯上了他，怀疑他在美国的出现与谍报局的行动有关。
威斯曼受命继续坚守，绑架克里夫斯基。但几周以后，他又对谍报局声称，美国当局已离他越来越近了。最后，谍报局准许他乘船去东京。
威斯曼抵达东京没多久，柏林来的一封电报又命他取道巴西返回美国，继续寻找克里夫斯基。他逗留了几个月才离开日本，又在南美折腾了几个星期，到1940年12月，才回到了纽约。
此时的克里夫斯基，已经厌倦了长达18个月的像被捕杀的野兽般的紧张逃亡。于是，他在1941年2月9日入住华盛顿的贝尔维尤宾馆。当时是晚上6点整，整个华盛顿都被寒冷和白雪笼罩着。
第二天清晨，一名女服务员敲了敲克里夫斯基的门，门内没有回应。于是她打开房门，眼前的景象使她惊呆了：这名房客四肢伸展躺在床上，一只手的旁边还有一把手枪。警察把这一凶案定为自杀。
在《华盛顿星报》上看到克里夫斯基死亡的消息，狡猾的威斯曼决定利用这次意外为他自己邀功。他通过德国使馆发了一封密电给柏林谍报局，利用沃尔特·克里夫斯基上校的死亡为自己赢得了荣誉。
D—K小组
1939年元旦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已决定动用他那强大的国防军对邻国波兰开战，以此挑起欧洲战事。
元首知道英国援助波兰的可能性很大，于是他命令德国最高统帅部搜集英国方面的相关情报，为以后侵袭英伦三岛做准备。
搜集英国港口及基地情报的重任落在了“M”部，即谍报局的海军情报机构，长官是赫尔曼·门策尔海军上校。50多岁的门策尔具有一个成功间谍头目的特质：狡猾、足智多谋、不露锋芒。
由于希特勒打算在9月1日发动进攻，所以在英国各港口安插间谍已来不及。于是，门策尔将这项任务派给了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外国港口和军事基地事务的D—K小组。
两名海军上校，汉斯·基彻诺尔和埃尔温·斯密特穿上平民服装，伪装成商人，多次潜入英国。他们带回了包括普利茅斯、斯旺西、巴里、格林威治、达格南、格雷夫森德、珀弗利特，以及从英吉利海峡的泰晤士河入海口到伦敦的所有港口的示意图。这两名间谍的报告包括对港口基地和防御工事的细节描述及最近时期内的水文和地形方面的数据。
与此同时，门策尔上校还在德国货船上安插了他训练的富有经验的特工。这些货船都由D—K小组的成员掌控。这些人以海上商业运输为掩护，实际上他们时刻都在执行着间谍任务。
德国海军总部指派一名特工伪装成摄影师乘坐客船去搜集威特岛及英国南部海岸情报。这艘船悠然地绕过该岛，而这名问谍也带着大量海岸防御工事的照片顺利返回。
实在难以置信的是，当战争风云笼罩欧洲之时，D—K小组的一艘船居然能成功潜入英国海军主要驻地朴次茅斯，并监听皇家海军的无线电通讯。这为德军提供了英国舰队通信范式的最关键的情报。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的时候，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元帅手中掌握的英国海港及军事基地的信息几乎与伦敦英国海军总部掌握的一样多。
通过邮件窃取机密
弗里德里希·约伯特·杜斯凯勒是驻守在纽约的德国间谍头目。他40年的间谍生涯是在不同国家度过的。他伪装过杂志专栏作家、讲师、新闻记者、植物学家或者别的什么科学家。他出生在南非，已经62岁的他常常跟他的朋友们说：“对英国的憎恨时时敲打着我的心。”
1939年早些时候，杜斯凯勒搜集到大量美国军方机密情报。他将新式轰炸机的制图、测距器的画图、隐形飞机的装备和其他美国武装力量配备的绝密计划寄给了德国。
杜斯凯勒搜集到的大多数情报是通过《纽约时报》得来的。《纽约时报》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就是它涵盖了所有可以刊登的新闻。这些新闻当中就有关于军备的消息。美国似乎还沉浸在爱丽斯的梦境之中。
一天，杜斯凯勒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一则新闻使他激动不已。这则新闻说，陆军化学战争部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的毒气罩。毒气罩的研制本身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就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何况这则新闻还提供了美国军方正在研制的毒性气体的信息。
杜斯凯勒总是把执行间谍任务看作是一项军事行动。他断定直接潜入马里兰州的亚伯丁试验基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是美国军方的最高机密所在，正在就很多设计进行实验，所以他决定侧面刺探。
他写了一封信给华盛顿化学战争部的长官，信上附了他在纽约的住址。在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有名的、可信赖的、有声望的作家和讲师”。他想知道有关毒气罩研制的信息。
在这篇打印信纸的末尾，杜斯凯勒还特意写道：“如果我要求的信息是属于机密的，请放心，因为它是提供给一个善意的、有爱国情怀的公民。”
很快，这名德国间谍索要的全部信息就以邮件的形式寄到了他的住所，一个星期以后，柏林谍报局的官员们也己在饶有兴致地研究着这些机密了。
自投罗网
就在1939年9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发动欧洲战争的前夕，谍报局还坚信他们的特工能以英国的邻国爱尔兰作为后门大量潜入英国。因此，大量德国间谍被派往爱尔兰。但是，还没等他们进入角色，就接二连三地遭遇了不幸。
很快，谍报局汉堡分局接手了针对英伦三岛的间谍行动，但他们几乎没有新的人手可以指派了。此时，德国已与英国开战，因此谍报局打破常规，破例起用那些曾经失手过的间谍。瓦尔特·西蒙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到从爱尔兰悄悄潜入英国的命令的。
由于西蒙1939年下半年在旺滋沃斯监狱蹲了几个月，所以英国安全局的官员都认识他。尽管他们知道他是间谍，但后来由于没有掌握充分证据，西蒙被无罪释放。
汉堡分局为西蒙提供了一台无线电发报器，并送他到爱尔兰。他在假护照上的名字叫卡尔·安德森。
6月13日清晨，西蒙在爱尔兰西南部的一个偏僻的地方上岸，然后步行去附近的火车站。他走向站台上的三名爱尔兰人，看上去他们像是在等下一趟火车。
西蒙用流利的略带一点爱尔兰口音的英语问道：“开往都柏林的下一趟火车是什么时候?”
这几个陌生人疑惑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答道：“这里开往都柏林的最后一趟火车是14年前，我想下一趟火车可能要等14年以后了。”
一小时后，西蒙即身处囹圄。他的间谍生涯也就此结束。
出租车不讲原则
20世纪30年代末，纳粹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正在一步一步地加紧扩军备战的时候，美国的武器装备还只有少量的枪、坦克和大炮等，它的秘密情报机构也只是在小范围内活动。其中信息情报处(SIS)是军方专门破译敌军密码的一个部门。
尽管美国已受到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强大日军的两面夹击，但是美国国内那些所谓的自由意志论者仍然反对本国秘密窃听和研究外国的无线电情报，所以美国信息情报处的行动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