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出，大寨能做到的，为什么别的农村做不到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但是这些政策总不见效。农村生产就是上不去，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斤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只好靠进口粮食来弥补。农民年人均分配收入只有70多元，全国有1/3多的农民，也就是有约亿人处在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贫困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农村进行改革，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从根本上改革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人民公社的体制。把土地等生产资料交给农民家庭自主经营，农民有了自主权，农民得到了实惠，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到1984年，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卖粮难，可以说初步解决了吃饭问题。对于这段历史时任中共山东省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有个很妙的总结，他说农业为什么上不去？农民为什么穷？农民是被绑穷的。当时的一套办法(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统购统销”等体制)把农民的手脚都捆绑了起来。农民干不了，农业生产就上不去，越绑越穷，越穷就越绑得紧，进入了恶性循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松了农民身上的五花大绑，农民可以干活了，农业生产就上来了。这是很有道理的。
1985年改革实行了二十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统购为合同定购，保留对城市居民的统销，这本来是继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举措。但因配套政策不当，1985年粮食减产7%，为了保证对城市的平价供应，1986年把合同定购改为农民的一定要完成的任务，实际又回到统购老路，用加强基层干部的工作通过行政力量来完成定购等任务。从此农业生产进入了新的徘徊期，农村问题此起彼伏，时好时坏。对此，我们没有继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而是还采取了一些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且继续加强行政控制。于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农村乡村两级干部队伍不断膨胀，国家又没有财政支持，反而把农村义务教育等支出转嫁到农村，农民负担重了，干群矛盾突出了。所幸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未变，农业生产世纪90年代以后还是持续发展的。到1996年获得又一个特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从此，农产品供给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目前，农村的基本形势可以这样概括，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国家在1993年就提出了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这是针对要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提出的新阶段要实现的任务。但10年过去了，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1997年以后，纯农户(占全体农民的60%)的收入是逐年下降的；农民负担下不来，各地的统计数是在年纯收入的5%以下，但实际在10%以上。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农村社会也就难以安定，各地农民上访上告的群体事件逐年增多。
年，在全国上访上告和群体事件总数中农村首次突破50%，超过了城区的总件数。
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一再强调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
近几年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逢会必讲，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今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会后各地都采取了一些落实的步骤。但据我今年到江苏、河北、广东、甘肃等地的农村调查，总体说来，今年气候好，雨水多，是个丰收的年景。但粮食和农产品市场仍然疲软，销售困难，价格稳中有降。今年荔枝运到北京，只卖2元1斤，西瓜上市不久只卖0.4元～0.5元1斤，肉蛋、蔬菜也便宜。农业增产了，农民没有增收，农民购买力萎缩，农村市场依然拓而不展，城乡差距继续扩大。东部沿海的乡镇企业经过改制，蓬勃发展，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一蹶不振、鲜有起色，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一部分乡镇政府债台高筑，教师和干部的工资仍是数月不发，有的只好“放假”，不少乡镇政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冲突不断，这部分地区社会并不安宁。
(二)“计划为体、市场为用”行不通
“三农”问题屡屡解决不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农村的要求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粮食、副食、工业原料。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一点做到了，现在的农业已能满足国家对粮食、副食、工业原料的需要，能够做到保证供给，丰年有余。但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农民问题，使农村逐步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大部分农民转到第二、三产业，转到城市去，只有减少农民，才有富裕农民。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同步的。我国因特殊的国情，走了一条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
现在工业化已到中期发展阶段，但城市化还处在初级阶段。靠着国家的宏观调控协调，工业化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因此，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的步伐，让大部分农民逐渐转到城镇的第二、三产业就业。所以，有学者说，以前的农民问题是要解决土地问题，现在的农民问题是要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是有道理的。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小城镇建设，放开小城镇的户口，让农民进小城镇，四年过去了，收效不大。1997年全国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的份额已经降到49%，但这几年又反弹到50%以上。这就是说，仅仅放开小城镇的户口，而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就业、住房、上学、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体制不进行改革调整，还不能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城市化也提高不了。这几年城市化率从1999年的30.4%，两年功夫就提高到2001年的37.7%，那是因为改变了统计指标口径，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也统计为城镇户口的结果，如按原口径计算，不会超过32%。
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计，2001年农业户口人数仍占73%。
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突破的，“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也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农民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引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只在冲破了计划经济在农村的一个方面(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条)，还有以统购统销(后来叫合同定购)为主的流通体制、土地制度、信贷制度等等方面，特别是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而建立的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民兵制度、义务工制度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等等，都有待突破。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体制好似把农民五花大绑了起来，使他们动弹不得。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放开了农民的两只手，使之能搞农业生产了，但身子和双脚还是被计划经济体制绑住的，使他们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同城市居民相比竞争的起点就不平等。例如农业上容纳不下这么多劳动力了，农民要进城打工。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农民工进城了。然而，作为代价，农民离乡要办婚姻证、计生证、毕业证，要交“三提五统”保证金、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等到了城里，还要办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等等；到企业上工，要先交押金。在企业干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受种种歧视欺凌和盘剥不说，干三、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还是农民工，还是登记在另册，还是城市里边缘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在起作用。现在农民工已有8000万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经一再强调，农民工也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但农民工实际还是农民，是二等公民，他们是体制外的人。体制内是谁？体制内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正式工人和干部，体制内外的界限是很分明的。
多年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所以难以解决，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找准“三农”问题的症结，没有对症下药。实践证明，现在的农业问题不在农业本身，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本身，所以花了很大力气搞经济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推行股份合作制、兴办龙头企业、鼓励提倡“公司+农户”，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农村机构，精简干部，减轻农民负担，推行税费改革花了很大力气，但收效甚微，农民的收入还是上不去，负担还是下不来，有些地区农村社会还不安宁。根本的原因是原来束缚农村生产力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革，还是继续在起着捆绑农民、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作用。1996年国家已经作了决议，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6年过去了，回头来总结，就农村来说，这个转变还没有真正实现。有的方面改变了，如农产品的价格体制；有的方面则基本没有变，如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上，市场化率还很低；有的方面是改改停停，裹足不前，如户口制度；有的则屡有反复，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和农村信贷体制等。可以说，当前农村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结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在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在束缚着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从思想认识上来分析，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把计划经济体制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一套体制和机制，误以为就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加上习惯成了自然，没有认识到这些正是形成今天“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要源。有的方面虽然进行改革了，但实际是用一种计划经济形式去改革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做法。有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套计划经济体制的危害，所以也没有想到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就这部分同志说，他们这些年的言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实践“计划为体，市场为用”的原则。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并不真的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一定要改革，只是觉得市场经济有效率，可以用就是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苏联、东欧和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不行。多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计划为体市场为用”也行不通。因此，当前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根本上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渗透到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形成的体制，才能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
(三)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必须要改变旧体制固有的和体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必须从总体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内容，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端没有完全克服，新体制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文件制定得好，许多问题在当时就预见到了，明确指出来了。当前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端没有完全克服，新体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结果。所以，真正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性的改革，要在原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一些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农村的第二次改革，完全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继续给农民松绑，建立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当然，进行农村第二次改革，难度是很大的，正如该文件所指出的，这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要改变原来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但如果不进行这场改革，“三农”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以致积重难返，危及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业。所以，我们必须统一认识，下决心进行这场改革，只要依靠群众，周密部署，改革是一定能成功的，因为这场改革首先会得到占人口70%的广大农民的拥护(亿万农民早就在盼望这场改革了)。而且通过改革，把“三农”
问题解决了，必定会推进城市的改革，使国民经济有一个新的飞跃，出现小平同志总结的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好形势。他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实践“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调动8亿农民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才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才能强有力地推动工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体系，是一张网，是一个网络，背后关联着各种社会集团、社会群体的利益。改革的难度很大。我国已经改革23年，但据有关方面计算，现在市场化率还只有60%左右，农村则更低。
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任务很艰巨，阻力会很大，需要我们较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应该周密规划，精心组织，逐步推进，逐步实现。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关键的，需要及早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