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是空前动荡、变化的时代，充满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变化剧烈。张之洞就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称抱冰老人，死谥文襄。先世是山西省洪洞县人，后迁至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西八月初三日生于贵州省的兴义府官舍(今贵阳)。当他刚刚懂得人情世故时，已是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张之洞的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知县，以廉洁闻名于当地。
祖父张廷琛，宇献侯，贡生，为四庠誊录，曾任福建古田知县。父亲名张，字又甫，号春潭，少孤，境遇坎坷，勤奋好学，嘉庆年间任职贵州安化县，后调古州同知，任兴义府知府，因参加镇压苗民起义，死后清政府追赠他为贵东兵备道、太仆寺卿。其母朱氏，是四川邛州知州朱绍恩之女。张之洞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4岁丧母，由继母抚育。
张之洞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这对他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他忠君爱国的政治生涯不无影响。
张之洞幼年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
道光二十一年，5岁的张之洞开始了学习生活。入塾读书，专心努力，学习识字必懂方止。张之洞父亲主张博览群书，认为“姑令纵观，不解无妨，浸灌既多，长大后自有解者”。所以，张之洞幼年时便学习经学、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其父家教甚严，以勤俭、朴素、努力好学加以勉励，告诫说：“贫，吾家风，汝当力学”。严格的家庭教育，以及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给张之洞以后在仕途中忠于职守有重要的影响。他11岁起学作诗文，记诵绝人，进步很快，有神童之称，受到塾师的嘉许。
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之洞入南皮县学，进一步受到正规的封建教育。这对他成为封建政权的忠实卫道者有重要影响。
中国自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凡欲作官为宦，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到了清朝，凡科举出身的被称作“正途”，尤其为一般知识分子所追求。
科举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着重要地位，是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它影响、指挥着学校教育。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控制教育的重要工具，知识分子若想挤入仕宦行列，就必须按照科举考选人才的标准去塑造自己。
张之洞也是遵循着“读书——科举——为官”的公式踏入社会的。咸丰二年(1852年)，16岁的张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这是他走向仕途的第一步。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参加会试，中一甲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任浙江乡试副考官，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他考课极严，录取生员多为朴学之士，知名者50多人。
同年八月就任湖北学政，他勤于教务，认为“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底。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在他看来，学校应该以“砥砺名节”，“培养根底”为教育目的。也就是说，应该将年轻一代培养成为遵守封建纲常名教，效忠统治者的后备军。本着这种思想，他书写一幅试院楹联，上联是：
“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下联是：“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这幅楹联正反映了张之洞为官初期注重旧学，主张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和纲常名教的思想。
张之洞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朝国势日衰，财政枯竭，武力软弱，内外交困，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张之洞从维护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妄图通过教育培养出“砥砺名节”、“步趋贤圣”的人才，以挽救濒于覆灭的封建王朝。在任职学政不久，循例发题“观风”(命题考试士子)，希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考核，发现“经世致用”的人才。他在给下属的命令中指出，题目发下后，可由生员任选，以期各尽所长，共相磋切，讲求实学，“务得通经学古之士，经世致用之才”。到任后的第二年，在他主持下，就测试了汉阳、黄州等府和武昌各地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他创立经心书院于武昌，分经义、治事两科，广收优秀学员。张之洞任职湖北学政，整顿学风，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学生，颇得众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张之洞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八月，任四川学政。四川地处西部边陲，又因平定太平天国余部和苗族人民的起义不久，战后学校尚未恢复，试场舞弊积习已久，攻讦冒籍顶替者不绝。考生以舞弊为能事，考官不仅不于追究，反而索取重贿，以渔利为本分。面对弊端累累的四川教育现状，他立志整顿。在给清廷的奏章中表示，要“整饬士习，培养人才，剔除弊端，体恤寒”。
为了改变不景气的四川教育，他与总督吴勤惠(吴棠)商议，筹建尊经书院，亲自制订学规章程，延聘名儒，分科讲学。鉴于边疆地区购书不易，他捐款购买图书数千卷，并建尊经阁为藏书之所。他还鼓励士绅捐款助学，筹集学田，作为办学经费。每逢余暇，则亲到书院讲学，并着《窝轩语》和《书目答问》，传授读书方法，提高学生品德修养。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是尊经书院的优秀生。
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他立志整顿山西吏治，勤考吏属，振作革弊，罢废贪污害民的县官，严禁鸦片，荐举人才。
除一般政务外，尤其重视文教工作。到任后不久，首先制订明备所乐舞生章程，派专人赴山东置作乐器、祭器，请直隶定州乐师、舞师来山西训练乐舞技艺；然后，积极整顿科举考试，大修贡院，改变山西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病；他还创办令德堂，选全省高材生入堂学习经史古学，聘请王轩总校事，杨深秀为襄校，杨笃为襄校兼监院。王轩治之礼、许氏说文，兼及金石。杨笃精之礼，训诂尤专。王、杨皆治朴学，承乾嘉老辈师法，不为俗学所囿。所以，在堂诸生都精经史古学，乙酉乡试凡史学词章有根柢者，多为堂中肄业学生。杨深秀后成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
张之洞在兴办的各种学校中，十分重视旧学、经学和纲常名教为重要学习内容。其所建经心书院、尊经书院均“令诸生通经学古”；在令德堂又设经史古学。以后在湖北、广州所办书院中，也设经学、史学、理学、经学诸门。甚至在戊戌变法运动之后，维新变法思想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他在湖北创存古学堂，仍以旧学为主，以保存国粹相标榜。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明确表示：鉴于“道微文敝，世变愈危”，所以创存古学堂“以存国粹，而息乱源”，教育学生“以忠孝为归”，“以圣经贤传为本”，以实现“崇正学，明人伦”的培养目标。这是张之洞教育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也是重要的一面。
从以上各节可以看到，张之洞走入仕途的第一个命官就是教育官。以后，多次出任文教官职。如光绪三年(1877年)充教习庶吉士，光绪五年(1879年)任国子监习业，光绪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讲，光绪七年(1881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在巡抚、总督任内，也重视教育工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掌管中央学部事务，参预制订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法定颁布施行的学校系统，即《奏定学堂章程》，并任经筵讲官。在他的一生中，他参预制定了晚清的教育方针政策，厘订过学校规章制度，创办了许多旧式的和新式的学校。
他长时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重大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