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到1876年(日本明治九年)，日本着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陆续发表了17篇旨趣相近的论文，总发行量达80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有些文章当时就被选作学校教材，有些内容还载入了日本文部省的正式文件，以至当时日本社会竟出现了“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竹侨系当时文部省所在地，三田系福泽谕吉执教的庆应义塾所在地。语出鹿野正直着《福泽谕吉》。不文中凡不标明出处的引语，均为录自《劝学篇》)的议论。其实这时的福泽谕吉只是一文教工作者，无任何官方职务。
这些文章的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日本人民的觉醒，对当时日本的教育，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改革，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1880年(日本明治十三年)，福泽谕吉把这17篇文章合订为一本，结集出版，取名《学问のすすめ》，汉译为《劝学篇》。
无独有偶。1890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旧历戊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撰写了一部《劝学篇》按书分内外两篇，共含24篇文章，另有一序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见书后都十分赏识，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便以圣谕的形式下令转至此书，要求各地广为刊布。因而此书得以迅速刊行全国，据估计，总刊印量不下200万册。且不久又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先后在美、欧出版。可以说，张之洞《劝学篇》的问世，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
这两部书，虽然出自不同时间，不同国度，但却名称相通，内容相类，背景相近，只是思想认识有同有异。两书都以教育为逻辑起点，但都远远超出了教育范畴，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许多领域。但两书作者又以治学为线索，把这诸多内容极其巧妙地联系了起来，形成有机整体。付这样的两部书，从其思想内容、客观影响、问世背景、作者身世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鉴别其同异，考察其效应，分析其得失，追寻其根源，探究其宜忌，或许能为现代的教育，以至整个以改革、开放、搞活为主要措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
两书都以教育为逻辑起点，用治学结系全篇，便是见两位作者对教育的重视，而在两书的字里行间，更时时透渗出重视教育的信息。
福泽谕吉极其重视教育。他不仅把国家的贫弱归咎于人民的“蒙昧”，甚至把政府的专制也归因于国人的“愚”。因而他对无知文盲的憎恶和哀矜，可以说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世界上再没有象无知文盲那样又可怜又可恶的了”。同样，他也把社会的变革和国家的进步归功于文明的发展。他说，即如明治维新这样的社会大“变动”，也仅仅是“文明所促成的人心的动荡”，而决非其他原因如战争等所引起。因此，他认为，“欧美的国家富强”，是因为那里“文明开化”导致了“文事武备”的昌盛，“亚非的国家贫弱”，也是因为那里“蒙昧还没有开化”，所以导致了“文事武备都落后”。于是他号召人们“必须赶快立志向学”，通过求学，“提高自己的才德”，达到“明白事理”，这样才能够“避免暴政”，求得“富贵”、“平等”和“自由自在”，并进而使国家达到富强、独立。基于这种认识，福泽谕吉多次回绝政府对他的聘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文化教育事业。
张之洞之重视教育，并不亚于福泽谕吉。他把学问教育提到了与治国行政相表里的高度。他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他认为，“印度属于英，浩罕、哈萨克属于俄，阿非利加分属于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国先属于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属于西班牙，以不尽愚而复振。”他由此推论道，“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要“救亡”就必须有“智”，要益“智”，就必须兴“学”。兴学是为了培养“士”，而兴学本身又离不开“士”，故“国家之兴亡，欧存乎士而已矣”。
(二)
福泽谕吉和张之洞都是想通过发展教育，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是，他二人所设计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具体途径，却又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同异，首先表现在培养目标上。
教育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服务，其根本任务就在于为社会各行业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在这一点上，两家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是培养具有自由、平等、民主、独立精神的资产阶级志士，还是培养恪守封建伦理纲常的奴才，在这一点上，两家观点迥异。福泽谕吉主张前者，张之洞主张后者。
福泽谕吉认为，国与国应该是平等的，人与人也应该是平等的，并且人的平等是国家平等的前提，“如果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就不能伸张”。因此，他号召一切有爱国心的人，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他并且告诫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立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他认为，如果大家都有了平等意识、民主思想和独立精神，“不分贵贱上下”，都学好“实学”，“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所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张之洞的主张正好相反。他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培养军民，就是要他们“亲上死长”，而不“犯上作乱”、提倡民主、民权，就是不要政府。所以自由、民主、民权等，都是“召乱之言”，“无一益而有百害”。
福(福泽谕吉的简称，不是指姓，余同)、张两家在这方面的正误得失，已由日本的勃兴和清王朝的覆灭作出具体结论，这不必再费笔墨。只是对于这个结论还应补充一句话，这就是它为这样一个真理作了注脚，这个真理就是：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是又正比的。
(三)
教学内容决定于培养目标。福、张两家培养目标的同异，决定了其教学内容的同异。在近代，要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就必须注重新学实学，福、张两家都主张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所以他们都很注重新学实学。
福泽谕吉主张，学生应当“专心致力于拉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如学习伊吕波四十七个字母，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等”。“地理学介绍日本国同及世界万国的风土情况；物理学考察天地万物性质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详记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经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计讨论到国家世界的生计的学问；修身学则阐述合乎自然的修身交友和处世之道”，这些学科的知识都应很好地学习。“有才能的青年”，还“可兼学外文”，其目的在于“深切追求真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
张之洞说，“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
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应“殚心力以求之”。张之洞之重西学，并不象一些人所攻击的只学一点修炮补船的皮毛技术而已。他不仅注重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且尤其重视西方的社会科学，不仅号召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
这些“西艺”，而尤其重视学习“刑狱、立法”、“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这些“西政”，他说：“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
由于张之洞主张培养奴才，福译谕吉主张培养自由战士，所以两家在思想道统纲常伦纪的教育方面，意见尖锐对立。
张之洞主张尊孔崇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不得有丝毫违悖。儒学虽然也曾是日本官定的正统哲学，但福泽谕吉却对尊崇圣这一套深恶痛绝，他根本不把儒学当作教学内容，他认为，孔子是根据他“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来实行教化的”，“即令孔子真是圣人，有洞察万世以后的远见卓越识”，“后世学孔子的人也不可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来决定取舍”，要是“把两千多年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有些“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张之洞要求把“三钢”作为修身教学的主要内容。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所以它是“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至于民主、民权、平等、自由等，都不合中国国情，不可实行，不能倡导。福泽谕吉则认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封建伦理道德扼杀人性，违反天理，都是错误的东西，绝对不宜提倡。他主张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民权。他说，“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他解释说，所谓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就现实情况而论，人间确实存在贫富贵贱之别，他认为这不仅是实现的，而且是合理的和应该的，但是这“并不是天命注定的”，也不应由特权来决定，而应当决定于人的后天努力，“惟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然而，人世间“虽有所谓天壤之别，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农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父亲是人，儿子也是人，丈夫是人，妻妇也是人，在基本权利上大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享有特权，谁也不应有所“顾忌”。
福泽谕吉主张用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精神教育学生，但他决不是主张恣情放荡，而是教育人们要恪守本分。他说，“人们自降生到自然界以来，本来不受任何约束。生为一个男人就是男人，生为一个女人就是女人，并且是自由自在的。但如仅仅高唱自由自在，而不懂得守本分，则易陷于恣情放荡”。所谓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自由与恣情放荡的界限也就在于妨害他人与否”。
福泽谕吉认为，所谓博爱，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敬爱”，互相理解，不应嫉妒和怨尤。他说，如果互相理解了，“暗杀者和被害者”也可成为朋友。
福泽谕吉主张以民主和民权思想教育人民，其思想基本源于西方的社会契约思想，即法律应是人民的互相约定，政府应是人民推举出来的契约监督，在制订契约时，人民是主人，且人人是主人，而在执行契约，受法律约束时，大家又都是客人，谁都必须守法。而当个人利益遭受侵犯时，人民有自卫的权利，但应不违犯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