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托尔斯泰（1828—1910）重要的代表作《复活》。它从1889年写起，至1899年完成。小说写贵族青年、法院陪审员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在她怀孕之后又遗弃了她，使她四外飘泊、备受凌辱，沦落为娼。最后她又被诬告犯有杀人罪，而被捕下狱，并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重新见面，良心倍受谴责，决定赎罪，于是四处奔走为她申冤。在上诉失败后，他又陪她去西伯利亚，并打算与她结婚。但玛丝洛娃不愿损害他的名誉地位，最后与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西蒙松结了婚。作者借这既不复杂也不重大的情节，展开了俄国各个社会阶层生活的广阔画面，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同时通过两个主人公精神的“复活”，宣扬了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首先，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不白之冤，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反人民的本质。小说在第一页上便显示出了巨大的批判力量：春天来了，万物都在享受着春天的快乐，可是人呢，“仍旧在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接着它又向我们推出了阴森恐怖的监狱。狱中玛丝洛娃，是一个农奴在牛棚里生的私生女。她三岁丧母，寄人篱下，成了地主的“半养女、半家奴”。她十分天真、纯洁、美丽、可爱。她在被聂赫留朵夫践踏遗弃之后，饱尝了流浪蹂躏之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堕入青楼，成了那个罪恶社会的牺牲品后又被官方诬以“杀人罪”而被无辜判刑，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妇女典型。那些同狱“罪犯”，也都是些蒙冤遭难的下层人民。他们“被逮捕、被监禁或者被流放，统统不是因为这些人破坏正义，或者做了不法之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吏和富人们享有他们从人民那里所搜刮的财产罢了”。这就是千百万下层民众“有罪”和那些专制统治者对他们为什么要“治罪”的实质。荒唐可笑的法庭审判，更揭开了统治阶级的“一切假面具”和沙皇法庭反人民本质。在对玛丝洛娃的庭审中，审判人员极其昏庸残暴，他们全是一些淫棍、酒鬼、骗子手。副检察官在妓院里寻欢作乐竟通宵达旦，致使开庭前对案情还一无所知；庭长明知案子判错，但为了尽快与情妇约会，提前草草结案；法官甲因钱的事与妻子吵过嘴，心中唯一所想是回去能不能吃上午饭；法官乙在专心至致地分析着新的疗法对他的胃病能否有效；陪审员津津乐道的是与案情毫无关系的故事和谣言；而最有名的律师为了卢布也丧尽天良，同流合污。总之，这些掌握老百姓命运的执法者，完全是一帮道德败坏、寡廉鲜耻的真正的杀人犯。玛丝洛娃平白无辜被判刑四年，正是这伙昏官庸吏操纵法庭、草营人命的结果。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上诉，但结果是维持原判。因为：从地方到中央，从外省到首都，整个国家机器，所有高官显宦都是同样的黑暗反动、残忍冷酷、昏愦腐败；国务大臣是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副省长是作威作福、阿谀奉承的小人；大法官是蹂躏残杀波兰爱国者的罪魁；要塞司令是双手沾满起义农民和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总之，他们全是一班厚颜无耻、卖身求荣、贪赃枉法、专横跋扈的无耻之徒。在沙皇俄国，由这帮罪行累累的人控制着禁锢人民的整个国家机器——大监狱，无辜的人们焉能无罪？作者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的，而是在各部会、各衙门里开始的。”当然，问题的根本还不仅仅在于“执法者”，而在于虚伪的、反人民的法律本身。有钱的商人、贵族和官吏们，可凭借法律为所欲为，而千千万万的人民却遭到法律的野蛮践踏。“法律？他先抢劫每一个人，窃取所有土地，凡属于别人的财产统统强占过来，供自己享用；他杀死所有反对他的人，然后他订出法律来禁止抢劫和杀人。”借聂赫留朵夫的话说，“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社会制度罢了”。官方教会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小说撕下了它那“慈善”的面纱，对它伪善、欺骗和诡诈进行了愤怒的谴责。神甫道貌岸然，骨子里却卑污腐浊。狱中做礼拜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作者无情地撕去了宗教神圣的外衣，指出它只不过是少数人和发财愚弄人民的工具。什么“正义、法律、宗教、上帝等等一切都是空话”，不过是“用来掩盖最粗暴的贪欲和残忍”的伪装物。因此小说该章被官方斧削仅剩“礼拜开始了”五个字，作者也被宗教院以“邪教徒”的罪名开除了教籍。小说还尖锐地批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根源——地主土地占有制。广大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托尔斯泰代表千百万农民沉痛疾呼：“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人都有同等享受的权利”。列宁说托尔斯泰这一毅然决然的态度，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农民的心理。作品对资本主义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大批破产农民被迫流浪到城里，充当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过着比乡下人“还要糟，更可怜”的苦难的“底层”生活。无论是脸色苍白的洗衣妇、青筋鼓胀的油漆匠、风雨奔波的车夫，还是衣衫褴褛的乞丐，他们都是惨遭资本主义浩劫的贫民。作品还用大量鲜明的对比手法极大地加强了暴露和批判的力量。比如：受尽折磨的玛丝洛娃正被押解受审时，诱奸她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却躺在舒适的床上想着娶个贵族小姐为妻的问题；聂赫留朵夫有罪当陪审员，玛丝洛娃无辜却受害受审下狱；高官犯法任总督，平民无罪遭冤狱；一边是“犯人”家属“探监日”的哭泣与悲痛，一边是副省长“在家日”的谈笑与欢乐；一面是贵族妇女在豪华的包厢中被勾引的情夫拥抱；一面是沦落街头的妓女因少人问津而愁眉苦脸。总之，小说正如列宁所说：“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当然，托尔斯泰通过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两个中心人物在精神上的复活，宣传了他错误的救世药方。他在否定反动暴力的同时也不主张革命暴力。正如列宁所说：“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反对农奴制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政体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否定政治，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又说：“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而“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复活》是托尔斯泰思想和创作发展的总结，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它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宝库，而且使作者成为了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
最杰出的爱国主义长篇小说
俄国最杰出的爱国主义长篇小说，是19世纪俄国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1828—1910）在1863年至1869年完成的史诗性宏伟巨著《战争与和平》。小说从1805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中经俄奥联军同拿破仑军队在奥斯特里奇会战、1812年法军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战、俄军撤出莫斯科、法军全线溃败，至1820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小说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事件，以库拉根、保尔康斯基、别素号夫和罗斯托夫四大贵族家庭生活为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广泛展现了19世纪前15年中前方和后方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的广阔画面。它在爱国战争主题的统帅下，描绘了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和农民各阶层的559个人物，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等重大问题。小说表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歌颂了俄罗斯全民族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谴责了远离人民的上层贵族官僚集团的自私、贪婪和卑下。作品首先肯定了俄国1812年反对法军的战争，是全民族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在“祖国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正义的俄国人民“举起了人民战争的巨棒”，对疯狂入侵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还击。人民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主力和英雄，他们为保卫祖国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和伟大，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的军民，一个个都同仇敌忾，都有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民团穿上洁白的衬衫打算为国捐躯，商人宁可烧掉自己的商店也不让它落入“魔鬼”之手，农民宁可毁掉饲料也不卖给敌人，农民齐杭·谢尔巴退以利斧战败了数个敌人，村长之妻华西里莎竟杀死了几百个法军，教堂看守人率队不到一个月就活捉了几百个俘虏。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卫国战争的领导者和统帅库图索夫是人民意愿的代表，他惊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指挥才能来源于人民。他认为，“决定战果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也不是军队驻扎的地方，不是大炮和被屠杀的数目，而是叫士气的那种不可捉摸的力量”。他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大胆地放弃了莫斯科；在最后击败拿破仑夺回莫斯科时，他为祖国的胜利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托尔斯泰称他是“民族战争的代表”和“真正伟大的人物”。而作者笔下的拿破仑，一反某些历史学者称为“英雄”的观点，是一个渺小可耻的利己主义者和被无情的历史嘲笑的对象，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拿破仑大资产阶级的掠夺本质。作者还广泛而突出地描写了上流社会，着重描写了贵族集团中的四个家族，揭示了上层贵族对关系祖国命运的卫国战争的不同态度，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和批判了以库拉根家族为代表的远离人民的城市贵族官僚集团在精神道德上的腐败和堕落。他们在民族危亡、人民与敌人殊死决战的非常时期，仍旧过着花天酒地奢侈糜烂的生活，仍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制造阴谋、热中党派斗争。酒宴、放荡、闲逸、卢布、勋章和官爵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是十足的卖国贼和民族败类。而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别素号夫三家是作者称道的接近人民的理想化了的宗法制庄园贵族典型。他们具有单纯、善良、真挚的民族性格，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三个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安德烈、彼埃尔和娜塔莎，是作者理想的贵族青年。他们都能把个人的遭遇和祖国的苦难连在一起，为卫国战争立下了功勋。其中，彼埃尔捐献了约100万卢布、组织了一团民兵抗击法军，在紧急关头奋不顾身，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莫斯科陷落时，他怀着极大的仇恨寻机刺杀拿破仑，决心为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复仇。最后，他不幸成了法国人的俘虏。
总之，伟大的卫国战争，把全俄罗斯人民紧紧地融为一体，而全体人民又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向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尽管小说暴露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他在热烈歌颂俄罗斯人民抗击法军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强烈谴责上层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和荒淫无耻的种种恶行的同时，宣扬了宿命论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但它仍不失为一部爱国主义的伟大史诗，它以巨大的艺术魅力激动着千百万读者，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
最著名的爱情悲剧长篇小说
俄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长篇小说，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托尔斯泰（1828—1910）在1873年至1877年写的《安娜·卡列尼娜》。作品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已被废除的农奴制和旧秩序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以及正在取代封建主义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历史特点。作品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包括婚姻、家庭、道德、经济、政治、美学、哲学和宗教等等问题。作品交织着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条是安娜·卡列尼娜—卡列宁—渥伦斯基。17岁的安娜嫁给比她年长20岁的彼得堡显要官吏卡列宁。但因没有真正的爱情，又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相爱并同居生活。后由于上流社会的迫害和渥伦斯基感情的冷漠，她在极度痛苦与绝望之中卧轨自杀。另一条是列文—吉提。庄园贵族列文和曾爱过渥伦斯基的贵族小姐吉提经过一些波折结成了“幸福”的婚姻，列文一直从事农事改革，结果失败。作者通过这两条线索，揭露了城市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以及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家长制农村旧基础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