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县委书记呼国庆特别烦。
自从抄了弯店那个“造假村”之后，就不断地有电话打过来。这些电话大多是从省里、市里打来的，打电话的人也自然都是有来头的，是呼国庆不能、也不敢慢待的。那些询问者在电话里用的语气都是很得体的，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也就问一问，表示一下关切，但倾向是很明显的，那是要他放一马的意思。呼国庆自然是反复给人家解释，说那是一个造假的窝点，是在“北京挂了号的”（在县里当一把手，有时也不得不“拉大旗作虎皮”，说点糊弄人的话）等等，说得他口干舌燥的。有一天，他一连接了四十七个电话，每一次都得好言好语地给人解释，后来气得他就把电话摔了，对秘书说，再来电话就说我下去了！
紧接着，县教育局的白局长带着一帮校长找他来了。说是教育上的“人头费”欠了四个月了，一直没有发下来，一些教师闹着要来县委静坐呢。呼国庆听了，一怔，说钱呢？不是专款专用么？！白局长就说，专款专用不假。可钱是上一任的周局长借出去的，说是暂借两个月，可一用用了两年，教育上的工资就接不上气了。加上最近县财政吃紧，一拖竟拖了小半年！这么一来，教师们就受不了了。呼国庆就问，那钱干什么用了？白局长说，局里办了一个粉笔厂，生产一种叫做“十二点”的药。呼国庆皱了一下眉头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粉笔厂咋会去生产药呢？这不是胡闹么。白局长哭笑不得地说，一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才弄清楚了。这个厂开初确实是生产粉笔的。后来呢，这个，这个，这“粉笔”就不是那粉笔了，这是带引号的……“粉笔”。在咱这儿，不是有一句俗语，“小头”朝下叫做“老六点”，那个，那个那，硬起来不就是“十二点”了么。对外说是“粉笔”厂，那是为了免税，其实生产的是一种春药。这个春药的牌子就叫“十二点”。呼国庆听了七窍生烟，什么、什么？教育部门搞春药？你们是疯了？！去，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白局长苦苦一笑，说要是能要回来，就不来找你了。不是要不回来么。呼国庆说，说清楚，到底是咋回事？！白局长说，“粉笔”厂垮了，厂长跑了。就这么简单。呼国庆一拍桌子说，胡闹！钱还能追回来么？白局长说，追不回来了。剩下的是一堆（几万斤呢！）发了霉的枸杞，白送都没人要。呼国庆说，人呢？白局长说，厂长跑了，抓住他一个当会计的姘头。那姘头还在号子里关着呢，说是钱都花了，从她身上是一分钱也榨不出来了。呼国庆气愤地说，谁让借的找谁去！白局长说，上一任的局长说了，那人是王华欣书记介绍的，办厂也是王书记点了头的。我上哪儿找他去？呼国庆一听，咬着牙骂道：王八蛋！可骂归骂，办法还得想，不然，一旦教师们闹起来，影响就大了。于是，呼国庆就说，你们先回去，作好教师们的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人头费”的事，让我考虑一下，三天以后给你们答复。就这么，好说歹说把他们打发走了。
待人走后，呼国庆“砰”地把门一关，心里骂道：王华欣这个王八蛋，一天到晚让我给他擦屁股！
这边刚把人打发走。不一会儿，范骡子又急煎煎地找来了。
范骡子一进门就说：“呼书记，那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给那姓蔡的说情的，我是顶不住了。你看咋办吧？”
呼国庆正在气头上，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吃过‘十二点’么？”
范骡子一怔，说：“啥，啥东西？”
呼国庆也不解释，只说：“十二点。”
“十二点？”
范骡子愣了愣，跟着就笑了，说：“噢，噢噢。操，听人说，那狗日的提着在县委院里到处给人送，也给王书记送过，说是啥子‘十二点’，日货。吃了金枪不倒，直朔朔的，路都走不成……”
呼国庆骂道：“王八蛋！把全县教师的工资都给唿咚了，教师们闹着要来县委静坐呢。这都是王华欣干的好事！”
一提到王华欣，范骡子觉得不便多说什么，也就不吭了。呼国庆仍是气呼呼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突然，呼国庆说：“老范，你说你顶不住了？”
范骡子嘟囔说：“说情的老多呀！一会儿一个电话，都是有来头的……”
呼国庆回过身来，望着他说：“你是不是也该买点‘十二点’吃吃了？你也别给我‘老六点’，你要是顶不住，就趁早说话！”
范骡子说：“只要你这里‘直朔朔’。赌放心了，我没吃‘十二点’也一样是十二点！”
过了一会儿，范骡子又小心翼翼地问：“呼书记，那烟咋处理呢？”
呼国庆说：“啥？”
范骡子说：“那没收的假烟咋处理？你得说个话呀。”
呼国庆没好气地说：“这事还用问么？按规定，该咋处理咋处理。”
范骡子说：“要按规定，得全部销毁。可这……”
呼国庆说：“怎么了？怕那姓蔡的雇人打你的黑枪？！”
范骡子说：“那倒不是。有县委作后盾，我怕什么？就是觉得烧了可惜了，那可是一千大箱哇！”
呼国庆说：“多少？”
范骡子说：“光整的就有一千大箱，还不算那散的。有‘中华’，有‘555’，‘红塔山’……都是好牌子。”
呼国庆说：“那不是假烟么。”
范骡子说：“假是假，可一般人也吸不出来。这姓蔡的有些门道，这假烟也是有配方的，包装就更不用说了，比真的还真，烧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咋说也是烟，也都是冒股气。”接着，范骡子又说：“呼书记，你不是正愁教师们的工资嘛？我倒有个主意，把这些烟便宜些处理掉，教师们的工资不是就有着落了么。”
呼国庆迟疑了片刻，说：“净出馊主意。打假的再去贩假？”
范骡子说：“不是贩假，是处理假货，在烟箱上打上两个红字，就声明是假烟。比如那‘中华’，真的四五十一盒，咱处理成五块、八块的，就这样算下来，也至少弄他个五六百万。要是烧了，一分钱不值！”
呼国庆挠了挠头说：“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范骡子说：“处理假货是为了给教师补发工资，又不是咱私下分了，会出啥事情？”
呼国庆想了想说：“你去办吧。不过，一定要注明，是处理假货。千万别留后遗症。”
范骡子说：“那就这样办了？”
呼国庆也没再多想，就挥了挥手说：“办吧。”
可呼国庆万万没有想到，一旦处理假烟的风放出去，整个县城就像是炸窝了似的，买假烟的竟然如此之多！连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也都是一箱两箱、三箱五箱地争着要。说起来，也都明明知道是假烟，可这假烟的赚头太大了，只要弄出去，换一个地方，出手都是钱哪！谁还管它是真是假？县里的干部，沾亲带故的谁没有一两个作生意的亲戚？于是就人托人、脸托脸地找来了……开始的时候，是谁要都给，后来一看不行，就由范骡子批条，让人去稽查大队买。后来批着、批着，范骡子也顶不住了。找来的领导、熟人太多，有的甚至连钱都不给，就成箱成箱地把烟弄走了。于是，范骡子心思一动，就弄了两个内部价格，一个价是由他批的，这个价略高一些；另一个更为便宜的价格得让县委书记呼国庆亲自批。一出现两种价格，县里的干部们都把买假烟当成了一种“福利”，你给亲戚帮忙，我也给亲戚帮忙，你能找书记，我也能找，一时，人们蜂拥而至，都来找呼国庆批条子。连市里的一些干部也不断地写条子来，条子都是写给呼国庆的。这么一来，找呼国庆批条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连县里的一般干部的吸烟档次都普遍提高了。干部们无论大小，只要见了面，你掏出的是“红塔山”，我掏出的就是“555”，他一掏又是“大中华”……谁也分不清是真还是假了。气得一个很有实权的银行行长直骂大街：“我操！我一盒烟几十块，他一盒才几毛钱，掏出来还叽吧一个样！跟谁说理呢？！”
当这个“内部价格”的批条权力移到呼国庆的手里的时候，他就知道坏事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简直就成了一个“烟书记”。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都有人找他批条。有人甚至在大街上就拦住他说，呼书记，给批两箱吧。于是，呼国庆抓起电话，发脾气说：“骡子，咋搞的？我撤了你！”范骡子就在电话里诉苦说：“呼书记，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拉大旗作虎皮的。要不这样，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你也知道，我头皮老薄呀，来的都是领导，也都知道这烟是打假打来的，他们硬不给钱，我能挡住谁呢？”呼国庆说：“你拿我当枪使呢？！”范骡子说：“我哪敢呢？这不是为了教师们的工资么？”呼国庆“啪”一下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范骡子又把电话挂了过来，小心翼翼地说：“呼书记，你放心，我保证‘十二点’！”
事后，呼国庆回想起来，就觉得他还是轻看范骡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