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王明多才多艺，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这样描写道：“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但他非常勇敢，30年代初，他曾冒着被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认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了解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两年，在那里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在政治上失意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小平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一点或许不太属实。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一定知道副校长米夫已经网罗了一批亲信，至少他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或见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同邓小平不在一个班，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小平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的个性来看，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小平刚进中山大学时，该校的学生有两三百人，到1926年年底，学生人数增加了近一倍，其中有半数学生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或者兼具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他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学生。
这些学生中，除半数的中共党员外，其他学生大多是国民党党员，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是国民党领袖的子弟。邓小平就有两个这样的同学：
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时只有17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
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学生的构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回国；一些人则被强制遣返；少数人被逮捕，受审后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留下的，他被送往西伯利亚金矿劳动，直到1937年国共邓小平在苏联时期的同学蒋经国。
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他才获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的学生离开后，空出的名额改由共产党员顶替，新来的这些学生党员中，有些人年纪较大，比如，邓小平在重庆就读的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办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人是党的干部；还有一些是工厂的工人。
为了这些工人，学校只得调整教学计划，改成一些内容简单的课程。
但是，对邓小平而言，当时的课业负担还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是选修课。
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后来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小平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992年春天的谈话中看得出来，他说：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
就在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且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决裂，并强烈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这艘炮舰停泊在靠近黄埔蒋介石司令部的地方。当时，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介石怀疑这是一次阴谋，于是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并派遣效忠他的亲信部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查扣了这艘炮舰，扣留了30多名苏联军人。在掌握实权后，蒋介石紧接着就要求他特别不喜欢的三个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由他指挥的第一军撤走，要求此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显示他在政治上的公正，他还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离开广东。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1923年孙中山重登永丰舰合影（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4月蒋介石命永丰舰改称中山舰）。
蒋介石还征得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年初，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他们认为，苏联同日本维持良好关系，比较符合苏联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任何威慑日本的行动。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于1926年6月正式开始，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40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在江西，省会南昌经过三次夺城战斗后才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精锐的部队，伤亡惨重。伴随着部队不断地向前推进，群众运动也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
到1926年年底，北伐军已经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1927年1月，位于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致使一些传教机构被迫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北伐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也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而此时，对于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蒋介石本人来说，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稳固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在城市及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地伤害外国人及外国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此看得很清楚，也有所警惕。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报告对当时的局势做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中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促成邓小平返回中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与其他大多数军阀相比，冯玉祥更能受到民众的爱戴。他是个基督徒，又是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深信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福祉，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着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能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自己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他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他个性较强，特立独行，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非常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拥戴他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趁北方其他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混战之际，占领了北京。
随后他向苏联寻求援助，以加强他对抗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力量。当时，鲍罗廷从广东到了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苏联决定向冯玉祥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给他派了几个他并不愿意接受的政治顾问，还安排他的军官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民国军阀、爱国将领冯玉祥。
虽然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但在1926年年初，冯玉祥的军队仍然接连败在了有“东北王”之称的张作霖的手下。冯玉祥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总司令的职务。他做出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
然而，苏联人显然并不希望他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断定，苏联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经接受过他们援助的人，而且不管是在军事还是政治上，他对他们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有很大利用价值的人。此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玉祥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他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先前在莫斯科所处有利地位将大受影响。
经过在乌兰巴托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玉祥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玉祥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几乎会晤了当时的大部分苏联领导人，不过他并没有见到斯大林。他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们发表演讲，邓小平也一定听了他的演讲。他的演讲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冯玉祥对苏联人的想法十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大会上。
分清楚，他知道苏联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国，于是，他利用苏联人的这一焦急心情，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培训军官等。当感到自己的目的都达到时，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公开的、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很快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再度经由外蒙古回国，找到他的部队，重新担任总司令。9月17日，他领导全体官兵在黄河北部的沙漠城镇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宣布全体军队集体加入国民党。
陪同冯玉祥回国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中共党员。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事实上，很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冯玉祥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冯玉祥最终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这批由苏联奉调到冯玉祥军队的中共党员，为首的是刘伯坚。刘伯坚曾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受过军事和政治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玉祥部队的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玉祥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同时，他还在西安创办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也到了西安。按照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本人志愿去的，尽管从他的官方传记中看不出他在莫斯科见过冯玉祥。邓小平是在1926年年底启程回国的，他先是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到乌兰库德，再换乘汽车到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再坐车经黄河上游的银川、兰州，最后抵达西安。
在这段漫长旅程中，他开始是坐火车，后来又坐卡车，其间还曾改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艰苦的一段是横越戈壁大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装载军火弹药的大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30℃，从乌兰巴托到黄河边，要穿越500多英里的空旷沙漠。
1927年2月，邓小平到达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