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发生之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广泛传播开来，人们受历史条件和理论思想水平的限制，还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对垒。因此，此次争论的意义虽然重大，但规模是比较小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后，特别在1919年6月至9月的监狱生活后，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道路给以明确的否定，提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但这时还只有李大钊一人，发表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有《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1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等文。这些文章虽然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等，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社会历史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批判了中国古代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特别是明确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强调阶级斗争在改变社会制度时的重大意义。当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具体步骤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李大钊这时也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实践的途径。
1920年2月，苏俄政府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正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发表出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更为深广了。就在这个时期，1920年的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在北京见到李大钊。后来又由李介绍到上海，见到陈独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到北京后，跟各方面接触很多，尤其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有深切的联系。根据他自己的回忆，这时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同李大钊研究许多问题。他写给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同志的信中说“留俄之事，正和李大钊等商量。我为这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呼声，在一般进步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倡导这个口号的人，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蔡元培为代表），大多数是并不懂得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任务的；他们多半从伦理角度出发，认为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社会不良的根源，有些人甚至以怜悯态度来对待劳动人民。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等，《新青年》、《晨报》副刊等许多进步报刊上都有介绍。托尔斯泰的强调自劳而食、体力劳动对人生的需要，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当然就是荒谬的了。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王光祈，根据这些理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支持，集合北京大学等校几十个男女学生，成立了三个组，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作”的新生活。他们企图通过知识分子做工和帮助穷苦人求学的办法，来打破劳心与劳力的差别，实现社会的改造。当然，这种改良主义的办法，既不能实现社会改造，也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自身改造。“工读互助团”中的男子组，办了三四个月，由于开支太大等原因，终于瓦解了。继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之后，有不少湖南学生陆续来到北京，其中有好些女学生。“工读互助团”中的女子组不过八个人，湖南籍的即占了六人。1920年2月，毛泽东特将这一情况写告长沙新民学会的女同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校址设在长沙古稻田的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她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1920年2月，王光祈到上海后，又进行工读互助团的活动。3月5日上海《申报》刊《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中，列有以陈独秀、王光祈领衔的25个“发起人”，毛泽东、彭璜、萧子璋、李思安和湖南其他驱张代表汤松（商专校长）、孔昭绶（一师校长）等，都列名其中。由此可见毛泽东当年对工读互助这一事物的热心。这年5月他离京到上海后，还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具体担任洗衣和送报的劳动。但同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一样，上海的工读互助团很快也就失败了。6月7日毛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
毛泽东历来最注意新生事物，并尽可能躬亲实践。早在1918年6月，刚从第一师范毕业时，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地方建立“新村”，试验新生活。后来又为建设新村起草过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他在序言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指1919年）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生活。“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这种半工半读、自由研究学术的“工读同志会”的理想，他在1918年8月去北京之前，曾写信告诉蔡和森，因此蔡7月24日的回信很表示赞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毛泽东早年思想中的某些热衷过的东西——思想的“初恋”，在他一生的活动尤其晚年走上歧途时，都留下或淡或浓的痕迹。他的建设新村的思想，这些当年蔡和森就称之为乌托邦的想法，可以认为是他40年后设计人民公社的原始思考。
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之后，不论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或新村主义，自然已不能再引起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的多大兴趣了。他这时考虑的是回到湖南后集合同志过一种工学生活，则主要是在如何集合同志，能朝夕共处，作共同的学习、研究，从而大家得到提高；也就是办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以学为主，兼做工作，也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干部训练班。
毛泽东二次停留北京期间，更深入地思索各种问题，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组织新民学会的同志作共同的研究，来求得根本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对于中外古今一切学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从来是不盲从的，总是力求基本上一一弄个清楚，并且有澄清自己的思想和不断作自我批判的习惯。关于马克思主义，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这时虽然已经完全接受它的基本理论，但是觉得自己了解得还很不够；当时社会上正在流传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他认为也还有逐一作了解的必要。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新民学会同志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其实，这正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必然态度。一方面，他已基本肯定了自己的思想发展朝向何处；另一方面，与此有关的或相矛盾、相干扰的种种东西，他还必须同时作彻底的了解，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方向。
要求得新的学问，就要出洋留学。这差不多是自维新变法以来，中国社会上一种根深蒂固的主张。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和到俄国去，在进步青年中风靡一时。究竟这种主张对不对，毛泽东是很怀疑的。为了研究求学的方法，他这时也同胡适有过接触。他写给学会同志的信中，更多地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上述3月14日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个‘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信中还特别谈道，“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反对留学，而是反对盲目崇外的留学，反对留声机式——不顾国情、照搬外国的留学，尤其反对为个人名利、出洋镀金的留学；他极其赞成到苏俄去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各种经验。他说：“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不提及他。”
毛泽东觉得当时许多人仍是空谈改造，空发议论；究竟中国要改造到怎样一种终极目的，用何种方法达到，目前从何处下手等最切实的问题，却很少人作详细研究，作团体的研究则更少。他接连写了许多封信给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详告北京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及主张。他认为有许多问题还须作详细研究，因而最好能成立一种自修大学之类作集体自由研究的组织，以彻底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各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改造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他在信中反复说明，新民学会应使之成为一个思想一致的有主义的团体，应多结合真正的同志，成为他日必要的事业基础，因而须在长沙作一个两三年的计划。他反对当时新民学会某些会员的“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的个人冥想。他说：“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共同的讨论有两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观。‘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有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在北京停留的短短期间，毛泽东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用心地阅读。这时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有限的，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却很多，内容很紊乱。这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给予毛泽东极大的影响。他自己回忆这个重要的时刻的情形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