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校有阶级偏向的教育制度，自修大学高举“平民主义”的旗帜。《创立宣言》中说：“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是‘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就在这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自修大学为一平民主义的大学。”《创立宣言》中还批评学校“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因此，要求：“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渝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入学须知》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入学条件有严格要求：“我们这个学校方才创始，确实简陋得很，来学的人全要看他自己能不能真实努力，才能决定他有没有好的成绩。但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实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习。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打算？（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8月16日，长沙的报纸刊出《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说：“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为实现脑力与体力两种劳动的结合，《组织大纲》还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关于学习内容、方式，校内组织有哲学、经济学、中国文学和心理学等研究会。对教员的要求为：“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
自修大学这些文件发表后，湖南文教界议论纷纷，称为“怪事”，认为这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但这些流言飞语丝毫也未能影响这个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本人、他的战友、部分党和团的干部，最初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主要领导干部的夏明翰、陈佑魁等，自学校出来后，即入自修大学，住在船山学社。同时，全省学生联合会也设在这里，更便于党领导学生运动。在工人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开展之前，学联仍旧是当时推动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机关。夏曦、夏明翰、毛泽民等，都是1922年至1923年学联的主要领导人。
这些住在自修大学一边自学，一边从事工人运动的知识青年，必须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来反抗社会的非难（例如同工人来往被指责为“不讲品行”之类）。夏明翰就是同他的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闹翻了出来的。他原是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曾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衡阳学生的爱国运动，抵制和焚毁日货，支援长沙学生的驱张运动，同驻扎衡阳的军阀吴佩孚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家里，他敢于把吴佩孚送给他老祖父夏时济的亲笔条幅撕毁，把夏时济收藏的日货翻出来烧掉；气得夏时济把他关了起来，要他“认罪”，他却在一个晚上，拿把斧头，砍断窗棂，逃了出来，由何叔衡介绍到自修大学学习。他住在自修大学时，穷得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夏明翰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他在长沙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1927年初，他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秘书和教员，并在全国农民协会兼任秘书长。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参加了湖南新省委，协助毛泽东准备秋收起义。同年12月，任平浏特委书记，在浏阳、平江先后组织了“工农暴动队”，1928年2月担任湖北省委委员。2月7日，由于叛徒告密被捕，2月9日英勇就义。他临刑前作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一直被人传颂。
当时住在学校的正式学友人数是不多的，1923年3月，有24人，后又公开招来10人，前后合计约30多人，多数为当时的党员和团员，名单如下：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贺民范、李达、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博、陈子展、彭平之、曹典倚、廖锡瑞、刘春红、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晶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
学校内有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新购置各种进步书刊达400多种。学友以自学为主，辅导为次。李达任学长期间，开有马克思主义专题讲座，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还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参考资料，人手一册。陈独秀、李大钊都应聘担任通函指导。毛泽东曾宣讲《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李维汉宣读过他写的论文《观念史观批判》。此外，还请校外的革命活动家来校讲学，邓中夏、恽代英、张秋人等，都来作过专题讲演。自学与辅导，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1923年办有《新时代》月刊，李达、毛泽东、李维汉、罗学瓒、陈佑魁、刘春仁等都发表过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二次大会宣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学友们都参加学生运动和党新领导起来的工人运动。当时全省学联即设在校内，更便于党和团的活动。许多学友都担任了长沙新组织起来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并创办工人夜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发动和组织了湖南最早的工人运动高潮，从1922年到1923年初，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各行业工人，大小罢工20多次，都取得胜利。
自修大学的影响不仅遍及省内，北京、上海都有了反应，进步报刊多予介绍。如蔡元培看到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之后，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文章说，自修大学“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欤！”李石曾在题为《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中也说：“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之新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之先导。”
自修大学的招生水平较高，不能适应一般知识青年，尤不能适应青年工人的要求。于是1922年9月间，即正式附设“补习学校”（后来附设初中班），公开招生，实际也是为党培训革命青年干部。课程虽如一般中学，但文史课的教学，完全可以贯彻进步的政治思想，关键在教员。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夏明翰、罗学瓒等，都担任过教员。初办时的学生有贺尔康、毛泽覃、陈赓、高文华、张琼等100余人，年龄大者22岁，小者13岁，结束时共有3个补习班，1个初中班，共200余人。
赵恒惕政府于1923年11月，派一连军队驻入船山学社，布告“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明令封闭自修大学及附设初中班等。由于党早有准备，1923年11月24日，党办的一所正规中学——湘江学校就开学了。
自修大学创立以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便更有条件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自修大学曾举行过几次公开的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
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自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就准备恢复《湘江评论》，或者办一个理论性的期刊。经过一个时间的准备，趁许多同志集中在自修大学的机会，即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创刊号于1923年4月10日出版。关于刊物的任务和特点，《发刊词》作了如下说明：“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其他尚有《何谓帝国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李达译）等。第二至四期上刊载的主要有下列文章：《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李达）、《观念史观批评》（李维汉）、《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李达）、《环境与教育》（罗学瓒）、《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拉法格著，罗学瓒译）等。《观念史观批评》长文，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作了比较深入的批判。
《外力、军阀与革命》，是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期所写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所作的分析，带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这篇文章写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这届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