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至9月间，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还不很厉害。对于农民的踊跃参战，北伐军的高级军官们还“传令嘉奖”，社会上也是一片好评。可是到10月间，农民的火力集中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攻以后，农村中所有的反动势力便迅速猬集起来，向农民进行疯狂的残暴的反攻；在农民协会力量薄弱的地方，反动派更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
各地反动派最普遍的进攻手段，就是利用旧团防力量，公开残杀农民。农村的团防局都是地主的武装，在军阀时代是实际的乡村政权，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捕杀农民历来是团防局长的家常便饭。例如宁乡大恶霸杨致泽，办团防几年，就杀死农民400多人。各县团防普遍用酷刑，农民一进“局”，不死也成残废。这时在“枪还没有换肩”的地方，团防无不直接或间接与农民处于敌对地位。北伐军到后，团防枪杀农民的事件，较早的有1926年8月中旬，宁乡同文镇卸任的团防局长，唆使团丁枪杀农民协会委员长梅次成及其他几个农民。9月以后，这类事情便一天天增加了。下面是从当时的《湖南民报》和《战士》等报刊摘下来的一些例子，以见地主疯狂进攻之一斑：
桂阳土豪雷某勾结团防副局长彭仁寿、工贼李容臣、刘东圃等，派遣团兵，殴打省党部特派员何汉、农民协会秘书刘基岳及其他党员工人数十人，密捕党员20余人，捣毁县党部农民协会县工会，另组非法党部农民协会工会。
——1926年11月10日《湖南民报》
攸县东区农民协会会员王日德，因该区团防局长王泽民借戏卖赌，与许多农友向王理诘。王泽民因未遂欲，遂统率武装局兵数十名，将县党部农工委员主任余围住劫杀，所有家物摧毁净尽，王日德惨遭枪毙。
——1926年12月31日《湖南民报》载嘉禾农会呈文。
岳阳团防局长姜子林焚毁农村，拆毁房屋六七栋，惨杀农民多人。
——1926年12月28日《湖南民报》载农民代表请愿文。
澧县北一区团防局捣毁乡农协，逮捕农民，枪杀农民数人。东三区团防局长勾结土匪杀农民一人，捕农民20余，罚款400余元。
益阳泉交镇一区农协会各农友，于12月20日参加第八区党部成立大会；该区团防局，平时对于革命分子，特加仇视，适于是日各农友党员群众，经过该区门首时，竟指农协为匪，唆使团兵开枪，击毙农友刘少秋，重伤袁耀仁、胡景福等数名，并捣毁装饰之花轿及供设之总理遗像。
——1926年12月30日《湖南民报》
湘阴土豪陈伯纯，勾结团防，武装解散农会；安化发现土匪杀戮农民至300余人；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无故枪毙攸县东区农协委员长罗震，事实上证明都是土豪劣绅的阴谋。
——1927年1月14日《战士》
茶陵都睦乡于3月16日开会改组农会。劣绅黄卓甫、范桂山等，买动数十流氓，勾结团防局长罗兆鸿，将主席范桂荣包围殴击，范受伤数十刀而毙，他们又将其尸用洋油焚化。
——1927年1月14日《战士》
当时地主阶级这样疯狂反对农民运动，而农民一还手，就马上引起国民党右派“愤愤不平”。我们看看他们当时叫嚷不休的彭伯垓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27年2月间，宁乡同文镇农民群众，押送有名的土豪劣绅彭伯垓到县惩办。彭事先贿买90个痞徒用刀棍在中途拦劫，农民出于自卫与痞徒格斗，于是将彭杀了。
在农民协会力量强大的地方，许多团防不是渐次失去统治效力，便是自行解散。土豪恶霸们于是勾结土匪，向农会进攻。“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农民200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10件中有9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消息。”
在较偏远的城镇中，反动分子还组织各式各样的公开叛乱，以至武装暴动。如宜章反动分子于1926年12月1日，乘庆祝全省农工代表大会开幕，私造农民协会会章，煽惑痞徒和部分落后农民游街，又由团防局领头捣毁第一区农民协会，拷打农会干部。汝城保商队长、团防队长于12月3日率武装大队，围攻国民党县党部，查封邮电，满城戒严。耒阳反动分子于1926年10月革命纪念日，买动痞徒假冒群众名义，捣毁杂税局和榷运局。安化蓝田更发生反动派武装暴动的惨案。当地奸商因店员组织工会，设立消费合作社，感觉对自己不利，于是联络土豪劣绅，贿通商团局长，在列宁逝世3周年纪念日，派武装士兵阻止群众游行示威，在洪水岭地方向群众射击，打死3个农民，打伤几十人。随后又将蓝田镇上所有的革命团体、机关尽行捣毁。
除了各种残暴的进攻以外，地主反动分子对农民运动还施行各种各样的阴谋破坏：如利用家族同宗名义组织假农会、假进步团体；贿买痞徒混入农会组织，制造农民内部纠纷；打人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勾结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利用一切残存的旧政权机构。当时差不多所有地方的地方阶级都有名称不一的反动组织：如衡阳的“白化党”（地主恶霸刘魔僧在衡阳代北伐军招募新兵时组织的，刘后被衡阳群众开大会公审枪决），湘乡、湘潭、宁乡、益阳的“保产党”，祁阳的“保产会”，醴陵除发现“三爱党”外，更有极端诬蔑农民的所谓“打狗会”。有许多地方的县长，当反动势力抬头的时候，就公然站在反动派一边。例如华容安济垸最反动的劣绅陈作枚，被农民群众打死后，县长王彬派团兵、警备队捣毁农民协会，打伤好些农民，后来还请来驻扎岳阳的防军一营对农民示威，许多农民房宅被捣毁了。又如郴县县长熊世凤受贿后，释放了被捕的土豪劣绅。在北伐军中，这时已开始有反动军官公开站在地主豪绅一边，压迫农民。当著名的封建豪绅头子叶德辉被枪毙后，湖南一班土豪劣绅更是大为震动，纷纷钻入北伐军中，有许多人都投到反动势力何键部下去了。
在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中，不过是杀了少数几个大恶霸头子，如宁乡的刘昭、杨致泽，湘潭的晏容秋，华容的梅实等，被农民直接处死的全省统计也不过几十人。然而从上述片段的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屠杀农民，何止数十倍此数！
当时湖南城乡反动派——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奸商、工贼、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赵恒惕残余势力、国民党右派，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神经中枢，是以刘岳峙（即刘梅斋，衡山大恶霸地主，1950年4月被人民政府枪毙）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刘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农民部部长，有权有势，行事方便。
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过去许多结党营私、升官发财的分子，仍然大批留在党内。因此当时的国民党曾形成所谓左、中、右三派。1926年蒋介石在广东发动3月20日反革命事变之后，右派反动分子又大大抬头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新右派集团（旧右派集团是“西山会议派”）到处蔓延开来。1926年初，国民党在湖南刚进入公开活动的时候，“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分子，与赵恒惕勾结并受赵指使，对当时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进行各种攻击、破坏以至发动叛乱。他们在报纸上刊登诬蔑性的“否认”省党部的启事；常德第二师范曾发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左派学生大械斗，并逮捕省党部特派员的事件。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工农群众运动高涨，国民党革命派的力量得到巨大的发展，右派暂时不敢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活动。蒋介石于1926年8月到了长沙，看到群众革命威势太高，湖南境内的北伐军还不能为他掌握，省党部又是共产党员和左派当权，于是表面上尽量讲恭维共产党、拥护湖南省党部的好话，不久就悄悄地率领纪律最坏的他的嫡系北伐军第一军，从株洲到江西去了。
到1927年一二月间，一方面，湖南农民运动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另一方面，蒋介石正酝酿反革命叛变，组织全国的反革命阵线，迁都南昌问题、解散广州市党部问题、改组湘鄂省党部问题，以及国民党内“稳健派”联日联张（奉系军阀张作霖）问题等，都在这个时候一连串发生。“消灭国民党内急进势力”的论调，已在各处传播。这些就促使湖南国民党右派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命进攻，发生所谓“左社”事件。
国民党右派和地主“保产党”的头子是刘岳峙，其他重要分子有当时省、市党部的重要人员王凤喈、李毓尧、毛懋勋、陈嘉任等。刘岳峙利用职权，扣留了省党部主张迁都武汉的电报，倡言改组湖南省党部，对宁乡农民杀了恶霸彭伯垓表示“悲愤已极”。刘岳峙“左社”最重要的活动，自然就是破坏直接损害到他们自身权力、地位的农民运动。这班国民党员，过去自称为“改良派”、“稳健派”，但看到革命火焰烧起来了，就狡猾地取个“左社”的名字，以图“鱼目混珠”。
2月12日，地主兼“农民部部长”刘岳峙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保护地主阶级的农民运动纲领——“农运计划”，公然反对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称农民协会人员为“地痞流氓”；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改良之进步”；主张由国民党管辖各级农民协会，如不“服从纪律”，则“分别改组处究”。刘岳峙的这些“计划”获得了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喝彩和中间分子的拥护。在乡下的土豪劣绅们早已呼应刘岳峙的行动，他们群起加入从前认为“赤化”的国民党；他们想利用国民党的威权来挟制农民协会。这时，广大农民中间传出一种口号：“有钱的入国民，无钱的入农民。”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的机关刊《战士》第35期，发表林蔚的《何物左社》一文，彻底揭穿了刘岳峙这一阴谋。同期《一封未发的信——致梅斋先生》更是指着刘的鼻子说：“你是收租吃饭的，你本来有‘在朝可为官，在野便是绅’的资格，你的亲戚故旧，多是中、小地主，你来革命，不过是被赵恒惕驱迫不得已而来。你现在的环境比从前好了，所虑的只是家里300多石租之维持和发展尚成问题，你自然是要用你的手腕，来维持你自己及亲戚故旧的特权的。”
刘岳峙反动派公开发动进攻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如果不坚决镇压下来，对于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自然是很不利的，所以，以共产党员和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决定查办“左社”，由市公安局搜查刘岳峙、王凤喈等8人住宅，永远开除刘岳峙、王凤喈等8人国民党党籍，封闭他们的活动地盘三湘、纯德、晨光三所学校，查封当时为其张目的《国民日报》和《大公报》。但是当时并没有将刘等逮捕起来，加以审判法办。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于2月27日，发出《查究党内组党之通告》，号召各级党部、全体同志提高警惕，严密侦察，随时举发，彻底肃清“左社”各种反革命活动。
刘岳峙虽然倒了，但是刘岳峙的“理论”——以和平建设免除农村的“纠纷”，以国民党限制农民的行动，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国民党中间分子中，还是很有影响的。“左社”的活动在外县也没有能完全停止下来，南县、华容等县国民党的许多下级党部，还是为劣绅地主所把持。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右倾的发展，在“马日事变”以前，湖南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和农民打倒土豪劣绅的工作是一直并行发展着的。后来到5月上旬，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又召集了全省整理党务、清除“左社”分子的会议。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湖南农民运动的新阶段
湖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在32天里，行程700多公里，他广泛地接触了农民和有经验的农运干部，走访了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召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依据调查中所得的情况，先后两次在中共湖南区委作了报告。2月中旬，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武昌，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3月5日起，在第35、第36两期合刊，第38期和第39期上全文发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思想的结晶。他根据湖南农民在革命大风暴中直接的生动的斗争和生活，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得出科学的结论，再来指导整个革命的前进。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当时的正确意见虽然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集团所拒绝，因而使大革命遭受了失败，但是对于当时高涨中的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湖南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指导，违背了陈独秀的意志，将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组织武装，深入斗争，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
2月5日视察结束，2月16日，毛泽东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纲。在这个报告大纲中，他提出，党应当“（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他认为“农运应分三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而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以改变乡村中无政府为有政府状态，具体的建立农民联合战线。他还提出要立即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在农村中要大力发展党，以应付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