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县位于原江省最南部，县域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辖6镇15乡，总人口33万。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矿藏11类70余种，其中大型矿床8处，中型矿床13处。金属矿藏有铅、锌、金、银、钨等，非金属矿藏有石墨、花岗岩、萤石等，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煤炭之乡”的美誉。自1985年以来，这里的金属矿产收入首次达到与煤炭矿产收入并驾齐驱，成为县里的主要财政收入，各占三分之一强。
双河乡辖7个行政村，去年末的人口为6308人。姜甸村辖5个村民小组，共三个自然村，816人。全村大多姓姜，3个自然村中，一组和五组稍远，离二三四组拼在一起的大村各有四五百米，而且地势较高。但这两个组人口较少，加起来才154人。也就是说拦砂坝边的大自然村是三个组，共662人。不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一小部分人从老村迁到了百米之外的原兰花岭矿职工宿舍，有的人是自己建起了房子，有的人则像村支书姜德光一样经过抓阄买下了矿区旧宿舍，并进行自我改建。这样一来，姜甸村二三四组大村又有上村和下村之分，上村即新村，现有32户129人，下村即老村，现有151户533人。1981年土地承包时，姜甸村共有耕地1317亩，如今，只剩下大约58亩（而且有的正在被尾砂淹没），人均0.07亩。1992年以前，姜甸村还是五岭县的小康村，那时侯粮食丰产，被列为全省示范基地。1993年，村民收入开始下滑。特别是1995年镜溪上游三十三湾一带民营采矿泛滥成灾，所排有毒尾砂淹没了姜甸村大量耕地之后，大多数村民开始返富为贫。1998年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有的人家因久病无助，生活已不如解放前。
关于民营采矿。兰花岭因含有铅、锌、钨、金、银、砷等矿物质，其开采历史可上溯至明朝初期，一群因战乱而迁徙过来的北方人，发现这里有大量的铜矿，在铜钱作为货币流通的年代，这里迅速被矿主和矿工占领，开始了延续至今的采矿洗矿业，也开始了对这里环境的污染，算起来已有600多年历史。解放后，国家地质勘探部门在这里又发现了大量锡和铅，于是国家在这里建了一个兰花岭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放开矿产开发，这里就成了淘金者的乐园，4000多靠采矿求一夜暴富的寻梦者蜂拥而至。如今，这片山区开矿的老板和打工者逾万人，最高峰达五万。在三十三湾、荷叶冲、瘦狗岭一带，大大小小布满了1000多个矿口，绝大多数为无证开采。他们采用机械、手工、毛毯等方式加工的矿点逾1500家，日处理原矿50至450吨的加工点有100余家，日排放废石和尾砂五万余吨，无一家有环保设施，所有废石和尾砂直接排进河流，造成镜溪流域严重污染，姜甸村、桃花村、罗家村附近形成一个面积达2000余亩的巨大尾砂库。由于尾砂淤积，导致原本低于村庄4米多的河床迅速升高并反超村庄7米，如同一把罪恶之剑高悬在人们头顶。
因为选矿需要大量的硫酸、黄药和硫酸铜等数十种剧毒药剂，选矿后也一同随废石和尾砂直排到河里，所以对下游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也对生态造成了污染和破坏。有好心人曾取样到环保部门去化验，这里的水里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包括砷、镉和铅。它们无一例外是冷血杀手：砷是砒霜的主要成分；镉被归类为“头等致癌物”，可能引发肺纤维化和肾脏病变；铅是一种多系统、多亲和性毒物，主要损害神经系统、造血系统、血管和消化系统。对儿童心理、智力和行为发育损伤具有不可逆性。
镜溪是长江水系原江流域的上游。据县环保局的熟人透露，他们去年曾做过一项调查，镜溪流域直接污染的地方有双河乡的姜甸村、桃花村、李塘村、乌鸦村、罗家村、石河村、大树村和下游邻县金穗县的虎穴、伏塘、胜利、朱村等乡镇以及将军桥灌区。仅双河乡受污染的耕地达2000余亩，受害群众3000余人……
于之恒几乎听不下去了。至此，他才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大概情况，才明白报社分管编务的副总黎浩江再他们出发前找他谈话时目光里所寄予的希望。黎浩江说：“于之恒，从各方面提供的线索来看，这确实是一桩十分严重的土地污染事件。虽然我们从内心上来讲很同情姜甸村的老百姓，但作报道时必须客观有度。如果你想客观、全面地调查清楚，必须把握好分寸，不能让环境左右你的立场，夸张地说，其艰巨也许不亚于中纪委查处厦门海关走私案，因此，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农村出身的于之恒对农民、农村和农业有着一种特殊情结，因而骨子里承有中国广大农民那种朴实、善良的传统。无论是早年毕业到家乡的市一中任教，还是被借调到市委宣传部以及下海来省城闯荡，他都未改自己刚正不阿的个性。正因为他不善于阿谀奉承，所以在借调市委宣传部半年之后又被别人挤了出来。也因为刚正，所以与抓基建的副校长闹翻，最后一气之下辞职跑到了省城。也正因为他刚正，所以在作协的杂志社打工时与纯洁的文人很谈得来，再加上他文笔犀利文采飞扬，因此倍受领导器重。就拿他跳槽到原江经济报来说吧，只编了两期《绿周刊》，就引起了分管编务的副总黎浩江的注意。虽然他以前是编了三年多的杂志而没有编过报纸，按报社规定是要见习三个月视工作成绩和业务水平才能签约发证（记者证、省政府出入证），但黎总还是让他这个刚来的见习记者接替前任继续带两个在报社实习了近半年的大学生。
于之恒严肃认真，还喜欢干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譬如这次采访，黎总说难度很大估计一些老记者都难以做好，于之恒却当面立军令状说：“我不知道别人行不行，只知道自己有信心有把握做好。”现在，于之恒已见整个事件的冰山一角，于是心中很快形成了工作方案。他走出包厢，打电话给黎浩江：“黎总，我已经到达姜甸村，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明天是星期天，我想今晚和明晚找当地老百姓作调查，明天白天去三十三湾看污染源头。后天星期一清早赶到县城，见机而作分别采访书记、县长和环保局长，晚上赶到林州。星期二上午采访市环保局长、分管副市长，下午采访市人大环资委副主任，晚上赶回省城。星期三早上八点赶到省环保局采访有关领导，并将意见整理成稿，争取中午十二点前将稿子送到采编中心。拟发星期四的头版头条，一个整版。”
黎浩江说：“好！俗话说兵贵神速，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定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你在这方面表现不错，比大多数老记者还要强。你的计划挺好，只是这么一来你太辛苦了，你吃得消吗？章彦呢？他在干什么？”
于之恒：“章主任说这里是他的老巢，他不便抛头露面，只能暗地里支持我。黎总，你放心，我有把握。”
黎浩江嘱咐道：“那好。人心难测，在采访过程中你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有什么事情，随时与我联系。”
于之恒又给章彦打了一个电话。章彦说方案可行，并说自己明晚与他见面。
就在于之恒给章彦打电话时，姜克强已将村长姜许友和两个组长接了来。引介之后，五个人一起进包厢。这时已经上菜，赵满江要了一瓶白酒倒给各人。于之恒说晚上还要工作，喝白酒易醉会误事。于是，又让服务员上了两瓶啤酒。
于之恒望了一桌的村干部，说：“支书村长，我们搞新闻工作的特别注意事实，下午我已看到了你们村的土地污染现场，我想明天去三十三湾看一下污染源头。”
姜许友：“去三十三湾的路不好走。虽然沿河而上的直线距离只有十来里，但没有公路。绕道双河乡政府那边去，可能有三十多里路，路况太差，而且车子开到山下就不能上山了，再说在停车的地方也看不到几个采矿点。”
于之恒：“为什么不能上山？那些采出来的矿是怎么运下山来的？”
姜许友：“我半个月以前还去过一次三十三湾，发现公路上有两个拦腰截断的大坑。有一个稍微填了一下，底盘高的大汽车还勉强可以通过，另一条水沟上的小桥去年被挖断之后现在还未重建，只是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值班，他们负责抬钢轨和钢板。那沟宽约一米五，只要是装矿的车或那些采矿老板的车经过，那两三个人就将几根两米多长的钢轨抬上去分左右两轮架好，上面再各垫一块钢板让车通行。那些车都有登记，不认识的车他们一律不架桥放行。”
于之恒：“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小的一座桥居然没人修？”
赵满江抢着回答：“那是县里领导让采矿老板故意那样搞的。前年十月，省人大的两个副主任带领省人大几个部门及省环保局负责人和中央、省、市等媒体记者组成的原江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本来要去三十三湾采选矿的污染现场的，结果县里提前两天派人把路挖断，而且那几天对三十三湾停电让各矿放假，造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开到山脚下无法上山。后来向导说可以从另一条路去看，他们将车队带到与镜溪一山之隔的甘溪河边，指鹿为马说这就是镜溪经过治理已经基本达标。甘溪上游也有采矿，但污染程度很轻而且注入珠江水系，省里的领导和媒体记者都是外地人又不知道其底细，所以被他们骗了。”
于之恒：“居然有这种事？县里的领导竟敢骗省人大的领导？”
姜克强：“这不奇怪呀！我们中国现在的国情就是这样，你没听过那首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中央电视台都播了，九八年五月，刚上台不久的朱鎔基总理到安徽南陵县考察时，结果在鹅岭粮站也被造假骗了呢。”
于之恒心想：五岭县骗省人大这一事有些新闻卖点。便问：“难道就没有人检举？”
姜德光：“谁敢检举？听说县里对寄给中央和省里领导的信实行拦截检查呢。再拿我们村土地被污染一事来说吧，我担任村支书以来，因为每年到县里为民请愿，我和村长每年会多次受到县乡主要领导的口头警告。他们说一旦出现集体上访，就拿我们是问。如果少数刁民不听，就让公安局抓人。唉，搞得我们左右为难惶恐不安。若维护群众利益，就不能和上面保持一致；若和上面保持一致，就会愧对父老乡亲。”
于之恒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每个人的权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也不例外。这样吧，我们不扯远了，我也不想管得太多，只求做好本职工作，把土地污染事件调查清楚。三十三湾现场是一定要去的，车不能上我就走路爬山去，准备用一天的时间。考虑到时间紧张和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必须抓紧时间。现在快八点了，我想晚饭后下山，到村里采访一些群众。”
姜许友：“于记者，三十三湾你不去也可以，我们有去年下半年拍的光盘。”
于之恒：“谁拍的？”
姜许友：“我们请人拍的。原打算把它寄给中央和省里的领导，但拍摄者事后害怕遭到报复或者灭口，要求我们答应他不能外寄。”
姜德光：“于记者，其实我们村土地污染一事省里原江日报一位姓张的记者知道，中央一家报纸驻原江记者站的徐站长也知道。他们都说过要为我们报道的，结果都被市里和县里摆平了。现在想来，好在我们没给他们光盘，否则就给帮我们拍摄的人带来麻烦了，搞得不好，碰上黑心的领导和私人老板，雇凶灭口都有可能。”
姜许友：“于记者，跟你实说了吧，帮我们拍摄的就是这兰花岭矿宣传部的人。你别小看这兰花岭矿，它可是个副处级单位，包家属有六千多人呢。它本来是家国营企业，以前效益很好。可是从九六年开始，因为私人开采泛滥成灾，他们不搞任何环保处理，成本便宜多了，所以仅几年时间就将这个国营矿产单位挤跨了。他们与县里交涉过很多次，县领导说现在全国大搞市场经济，就是鼓励竞争打破垄断啊。而且，每交涉一次，县里就停他们十天半个月的电。这也是县里唯一能制裁他们的地方，矿里的水是自己在山上打了好几口井建起的内部自来水。搞了几次，矿领导也就怕了。有一次，矿宣传部的孙部长听说我们上访，便主动派人为我们去三十三湾和村庄周围拍了污染现场，林州电视台一位年轻记者为我们写了解说词并悄悄刻成十张光盘。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被领导左右，所以他们同样要求我们不能出卖他们，没有绝对把握更不能外寄。”
于之恒：“事物每天都在变化。去年拍的光盘固然可以作为证据，但也不能全部依赖于它，我要眼见为实。也许，现在又大不相同了，按照你们刚才所介绍的，污染应该更严重了。”
赵满江：“于记者，我可以肯定三十三湾的采选矿只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严重而不会减少，因为自前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村的土地淹没得最快。几年前，我们村还有几个人在三十三湾帮人挖矿，后来在村支书和村长的号召下，大家宁愿到外地去打工，也不再去三十三湾打工了，因为那等于亲手毁了自己的田地呀！我们农民再没有文化，但有感情，我们对土地的感情就像战士对武器的感情，很舍不得的。”
于之恒从与村干部交谈开始，一直在作记录。他在记录的前面预留了几行填写村支书的个人基本情况，因为他早就计划将这些谈话作为采访村支书的正式记录，所以末了，他又问了姜德光的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任职时间等个人问题，最后请姜德光认真看一遍并予以签名。
姜德光接过采访本一看，自己虽然有些潦草，但记录得很全面，于是按要求在末端签上“情况属实，姜德光.2004年4月3日”的字样。
于之恒收回采访本，对姜德光和姜许友说：“支书村长，我现在下山去采访几位村民，为了力求真实，我不要你们村干部陪同，也不要你们刻意去安排。我觉得克强很机灵，就让他给我带路吧，随意走访几户就可以了。晚上睡觉之前再想想有什么疏漏，明天再来采访姜村长，好吗？”
姜德光：“好，就按你说的去办。”
结账之后，众人分两批下山。村长姜许友也会开车，他先随车下山，安排姜克强陪于之恒采访之后，又驱车上山接其他人。
于之恒和姜克强在村口就下了车。好多年未在乡下过夜了，想起儿时晚上在村里与伙伴们捉迷藏，唱着童谣数星星的情景，于之恒心里充满了对乡村的眷恋。如今，走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鼻子里闻到的不是浓浓的炊烟，而是淡淡的硫酸味。
于之恒问姜克强：“这尾砂的味道怎么这么浓？”
姜克强：“今天雨转阴，算不了什么。你看天上有几颗星星，如果明天天晴，老远就可以闻到了。”
于之恒心中一沉：姜甸村的老百姓真可怜！
姜克强：“于记者，左边这一户人家是二组的，一对老人带着两个小孩，要不要进去采访？”
于之恒：“去。”
大门敞开着。两人走进屋，姜克强喊：“光石爷爷，有记者来采访您老人家。”
刚在堂屋里吃完饭正在收拾碗筷的姜光石老人听到呼喊立即转过身来招呼两人入座，他的老伴给两人倒茶。
姜克强：“光石爷爷，这是省政府原江经济报的于记者，他想向您老人家了解一些情况。”
在村里呆了一辈子从未见过大世面的姜光石一听省政府的记者找他了解情况，心里有些害怕：“省政府的记者会不会像公安一样抓人？了解什么情况？我什么都不晓得。”
于之恒见老人如此紧张，就解释说：“我只想问您一些家里的情况，您不要害怕。”
姜克强也说：“不要紧的，光石爷爷。记者不是警察，不会抓人的。您就当平日和我们聊天一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也没关系。”
姜光石：“行。只是我们刚吃完饭，还未收拾干净，让于记者见笑了。”
于之恒：“老人家太客气了。没关系的，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农村一日三餐比城市晚一两个钟头。”
于之恒拿出采访本，原想用采访机的，既怕影响老人家的情绪，又想到过两天要采访市县领导所以决定采访老百姓时不用采访机。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于之恒转入正题：“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今年高寿？”
“我叫姜光石，民国十六年的。”
“您一直生活在姜甸村吗？”
“是的。我没有什么能力，只好守了一辈子的狗窝。”
“请您给我介绍一下村里土地被尾砂污染的情况，并谈一下您的切身感受，好吗？”
“记得1981年搞土地承包时，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七亩多田八亩多地，现在十二口人的田和地加起来只有两亩半了。以前种玉米，我家要买二十斤玉米种，现在买两斤就够了。以前每年收的玉米有好几千斤，愁得没地方放；现在每年只收一百来斤。”
“您家现在的三亩多田和地是怎么种的？”
“种一点玉米、小菜和水稻。以前种水稻要买三十多斤谷种，现在五斤就够了。以前收的粮食吃不完，现在粮食不够吃，要买。唉，日子不如以前喽！”
“您对田地损毁有什么看法？”
“看到我们村世世代代耕种的田地这几年快被尾砂淹没完了，我们心疼得要命。农民没有田和地，怎么过日子呀？我们有苦无处诉，因为县里贴了布告，不准我们上访。”
“您家现在靠什么维持生存？”
“我家十二口人，有四个在读书，两个初中两个小学。初中在乡里寄宿，小学原来就在村里，现在合并到那边的李塘村去了，也不算太远不要寄宿，就由我们两个老家伙带着，其余的人都去广东打工了，没别的办法呀。”
“您有没有听说过县乡两级政府为村里解决问题？”
“说是说了，但光打雷不下雨。我只晓得乡里每年催费收税像无常鬼，一天比一天紧。我们村前年还在交税和费，去年就没交了。去年有一次乡干部带了派出所的警察来说要抓人，最后也被我们赶走了。因为那次有人出点子，让我们二十多个老家伙手里拿着农药去抵抗，威胁他们说你们再逼我们交税交费我们就集体喝农药自杀，闹到中央晓得了看你们怎么下台……
采访完姜光石老人，于之恒心中特别沉重：没想到我们的干群关系已紧张到这个地步，可惜不少地方领导还是那么官僚主义，思维简单，作风粗暴，总是以一副主子的面孔出现在广大百姓面前，对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要么漠不关心，要么轻描淡写，非但不能正确处理当今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反而动不动就指派公安、武警和民兵对老百姓实行恐吓，结果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长此以往，就造成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既破坏了干群关系，也破坏了社会和谐。
机灵的姜克强在离开时想老人家借了一支手电筒，这样两人就方便多了。尤其是于之恒，他既不熟悉路况，视力也不太好。虽未戴眼镜，却是一个近视眼。经过老村水井时，于之恒发现仍有不少人在排队装水。由于天气转好，那水似乎越来越少。
姜克强将于之恒带到了三组的姜大春家。姜大春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而他老婆35岁的陈彩玉恰恰相反，是个喉咙大性子急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唠叨婆。于之恒在采访陈彩玉时，有不少村民闻讯前来围观。于之恒发现陈彩玉老是喜欢表现自己，常常答非所问离题万里，便觉得这个女人肚子里没货只生得一张巧嘴，于是，简单地作了一些记录，请陈彩玉签了字就想离开。
就在于之恒准备起身离开时，忽然挤进一个年轻人拍着他的肩头说：“哥们，你写这么多有没有什么卵用？”
于之恒：“我自然会有用处。你是谁？”
陈彩玉嘴快：“他是我老公的弟弟姜小春。”
姜小春：“我嫂子已经讲了，我叫姜小春，但大家叫我姜小偷。老实讲我是个贼公子，也就是神偷。我最佩服《水浒》里的鼓上蚤时迁，所以九岁开始学扒钱，至今已记不清进了多少次派出所和看守所，道上的弟兄们说那里是我的家。我在道上混了二十二年，被劳教了三次。”
于之恒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真是一个典型的人渣滓，好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狗熊气概。
姜小春见于之恒的眉头皱了一皱，便说：“怎么？你这个记者看不起我这个小偷？我也是姜甸村的村民，你就不想采访一下？可能我比他们讲的还要好呢。跟你讲实话吧，我虽然做贼，但很守道规。我不与道上的弟兄打打杀杀，而且兔子不吃窝边草，从不偷姜甸村老百姓的钱和物，不信你当面问大伙看我有没有讲假话。唉，如今天下是四多：贪官多、富翁多、婊子多、穷人更多。他妈的，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富得冒油所存下的钱几代人都用不完？为什么朱鎔基总理给那些当官的工资翻了一番之后他们还是照样贪？为什么像我们姜甸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从早忙到天黑从年头忙到年尾连养家糊口都困难？为什么有不少农村女孩被生活所迫进城去卖淫？大记者，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如果老子像《水浒》里的宋江那样能召集得到一批英雄好汉，手里有几竿枪，那老子就命令弟兄们杀富济贫杀贪官救百姓，轰轰烈烈地干一场，总比你耍根卵笔杆子要爽快……
夺门而出之后，于之恒向姜克强问起大家对姜小春的评价。姜克强说：“村里人并不厌恶他，因为他确实不偷姜甸村的钱财，甚至还给了好几次钱给村里的五保户，有的年轻人还当他是英雄和偶像呢。”
于之恒一听，心中感慨万分：近几年我国城乡之差东西之差和贫富之差越来越大，由于现在的官场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尤其是流行大搞城市建设来显示自己的政绩，动不动就上所谓的项目，而且喜欢攀比大项目，这样一来，除了有更多的机会受贿，同时也容易获得上司的肯定和表扬，乃至升迁。其实盲目扩张城市面积，不仅浪费了大量田地，而且使得大量农转非的所谓城市居民生活倒退，甚至沦为贫民。因此，现在广大百姓心中，普遍存在仇富和仇官心理。如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经过姜小春这类人的“熏陶”，再过大约十年二十年，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支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应该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从姜大春家里出来，于之恒又先后采访了村民赵开林、五保户姜百叶、村民姜桂花和李铁军。这些人所在的组不同，各户之间有一些距离，而且生活际遇家庭状况各不相同，于之恒心想这应该算颇具代表性的了。
从李铁军那里返回时，姜克强忽然问于之恒要不要去采访原村支书姜贵标。于之恒说要要要。
姜贵标今年58岁。当于之恒问他作为一个老支书看到村里的田地被损毁殆尽有何感想时，姜贵标说：“心情很沉重。记得在人民公社年代，我们大队在双河公社乃至整个五岭县劳工价最高，一般每天每人在一块二到一块五毛之间。”
于之恒：“听说这里的采矿已有相当历史，而真正造成你们村田地损毁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姜贵标：“以前这里有一个兰花岭锡矿，是个上百年的老企业，解放后曾扩建过两次。以前兰花岭矿带给村里的危害是一点点水污染。后来该矿投资好几百万搞了污水处理设施，污染已十分轻微。真正给我们村造成毁灭性灾难，是九十年代开始的。大概是九六年上半年吧，镜溪上游三十三湾一带的私人非法开采如雨后春笋，几万人在那里像老鼠打洞一样疯狂开采。八十年代是人工打粉碎，九十年代全部用电动设备，并大量使用剧毒溶剂溶解矿石。因为开采的速度越来越快，铅、锌、钨的尾砂随废水排下来，造成镜溪淤塞田地被淹。”
于之恒：“你们村有没有就土地、大气和水污染一事跟上游的那些矿主交涉过？比如要求赔偿？”
姜贵标：“我们提出过要求，但是没用，对方根本不理睬。因为没有环保部门授权，我们不能收取排污费。至于赔偿，他们说找县政府。”
于之恒：“你们村剩下的几十亩田地是怎么耕种的？”
姜贵标：“剩下的那一点点田地简直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老百姓对土地的感情你们城里人是难以理解的。虽然剩下的田地不多，村民们还是要耕种的，因此，每年都要到外面去买牛。因为村子周围已无地方可放牛，稍不小心，让牛饮了污水就会中毒而死。”
于之恒：“依您个人来看，政府如何处置才能让您满意？”
姜贵标：“希望政府高度重视，本着三个代表精神为我们解决好此问题。采矿已成事实，污染也已成事实，大家都无法逃避。要知道，现在我们姜甸村越来越穷了！如果政府确实付诸行动，大多数村民能接受，我也心满意足了。”
于之恒：“据我所知，现在全国农村有不少人都不想再继续种田种地了。如果那些采矿老板合起来补给你们村800元或1000元一亩并就此一了百了，您能接受吗？还有，您知道县里对此事重视吗？”
姜贵标：“补钱是可以的。但不管补多少钱，只是手疼医手脚疼医脚，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应该说县里去年和今年比以往重视了一些，做了一些拦坝疏浚河道的工作，但都是治标。县里去年提出迁村，到今年元宵过后来了一辆推土机推了一下土就没有下文了……”
采访完毕，姜克强打了个电话给叔叔姜德光，知道大伙在他那里，于是领着于之恒朝姜德光家里走去。
想起姜光石临别之际拉着自己的手说：“记者同志呀，你一定要为我们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啊！”于之恒心想：由于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及各省市电视台类似节目在社会上的影响，许多老百姓甚至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到媒体和记者的身上了，以为媒体和记者是万能的，这真是天大的误区。
这就是姜甸村的农民，也就是当今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样地善良和听话，善良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当灾难降临时，他们依然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党和政府的身上，并为此默默忍受一切付出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