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日喻》比“盲人摸象”更精彩
古印度有这样一则寓言，有四个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可他们看不见，只好用手摸。
一个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齿，他高兴地说：“我知道了，大象就像一个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萝卜。”
一个高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他大声喊道，“不对，不对，大象明明是一把大蒲扇嘛！”
“你们说的都不对，大象只是根大柱子。”矮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
第四个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尾巴，他说，“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过是一根草绳。”
这则“盲人摸象”的寓言妇孺皆知，后以这个寓言来讽刺那些看问题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目光短浅的人。
一千年以前，我们的先哲、宋朝大文学家苏轼也曾写过一篇这样的寓言故事《苏东坡集·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是日也。或告之曰‘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之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耶，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这则古文的译文：
有个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不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就去问眼睛好的人。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像个大铜盆。”盲人回到家中就敲起了铜盆，盆子发出了声响。后来他听到钟声，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他说：“太阳发光，就像蜡烛一样。”于是，盲人又去摸蜡烛，知道了蜡烛的形状。后来有一天，他摸到一根像竹笛一样的乐器，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太阳与钟、竹笛般的乐器相差太远了，但是盲人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太阳，只是向别人打听的缘故。
抽象的“道”难认识的情况，比太阳难认识更严重。而人们不通晓“道”的情况比生来就是瞎子认识太阳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通晓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启发诱导，也无法使这些比喻比用铜盘和用蜡烛来说明太阳好。从用铜盘比喻太阳而到把铜钟当作太阳，从把铜钟当作太阳而到把乐器龠当作太阳，像这样辗转连续地推导它，难道还有个完吗？所以世间大谈“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来阐明它，有的没有理解它却主观猜度它，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道”最终不可能求得吗？苏先生说：“‘道’能够通过自己的虚心学习，循序渐进使其自然来到，但不能不学而强求它。”什么叫做“致”？孙武说：“会作战的将军能牵制左右敌人，而不被敌人将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坐在店铺作坊里，来完成他们制造和出售产品的业务；有才德的人刻苦学习，来使那‘道’自然到来。”不是强求它而是使它自己到来，这就是“致”啊！
南方有很多能潜水的人，天天同水生活在一起，七岁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岁就能潜入水里了。潜水的人能长时间的潜入水里，哪能是马虎草率而能这样的呢？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所领悟的。天天与水生活在一起，那么十五岁就能掌握它的规律。生来不识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壮年见了到了船就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的潜水的人询问来求得他们能潜入水里的技术，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试验它，没有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刻苦学习而专力强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学潜水的一类的人。从前以讲究声律的诗赋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合儒家墨家还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现在以经学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只知道强求义理，而不是专力踏踏实实地学。
渤海人吴彦律，是有志对经学作实实在在地学习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礼部主管的进士考试，我写《日喻》来勉励他。
成语“盲翁扪龠”，就是苏东坡讲的这个故事。
东坡在《日喻》这篇短文中，引经据典，用笔灵活，通过生动鲜明的故事来启发读者的想像，使读者对所要说的道理先有了感性认识，以一种别开生面新鲜活泼的形象来感染读者，体现了东坡十分娴熟驾驭古书的能力。
东坡以自己亲身体验，告知后之学者做学问如果不通过自己刻苦钻研，亲身实践，注重自我本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是靠打听别人，随便相信别人，则不会得到问题的本来真面，不仅失于片面，而且还容易犯错误。这篇文章语言温和流畅，不同于一般古文的条条框框，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寓意于理娓娓道来，对人生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拿“盲人摸象”来和东坡先生的文章作比较，东坡的这篇短文精彩，深刻，见地，发人深省的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
东坡涉足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所能涉足的所有领域，并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表现出来的宽广博学让人钦佩。先生无所不逮，无所不能的才气，旷古绝后。先生的精神与思想，早已融入了历史与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创造和传承之中，不但影响着过去，影响着现在，还将影响着未来……
宋人范温评价苏东坡，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后世得以欣赏到东坡这样“千古第一人”留下的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真是幸莫大焉。
“上下五千年，一个苏东坡。”他的名字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苏东坡是怎样不合时宜的
赵匡胤开创了北宋王朝后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从此重文轻武。宋王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们生活最幸福的朝代。苏东坡这位大宋一流才子，却没能享受到这一幸福，而是一生命运坎坷，仕途跌宕。这难道是历史的误会？究其原因，这都是他“满肚皮的不合时宜”惹的祸，就是这一条“莫须有”的“罪过”，曾使他命悬一线，几乎丢了“老头皮”。那么，苏东坡是怎样不合时宜的呢？
东坡的“不合时宜”主要表现在官场上，就是谁掌权就和谁对着干。
和王安石的新党“对着干”
宋神宗赵顼（1067—1085在位）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任宰相。为振兴北宋王朝，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变法，新法推行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过于激进加上所变之法并非都是善策，大官僚、大地主一直带头反对，激发了各方面的矛盾。苏东坡认为道德风俗才是国家存亡之所系，希望通过社会各阶层自觉调整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的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许多新法，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天下百姓增加了很多负担。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改变科举，上《谏买浙灯状》反对低价买浙灯四千。
苏东坡的行为引起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强烈不满，李定等人对他进行弹劾，东坡遭到当权派的贬谪，两次被贬杭州。熙宁四年（1071）元月，东坡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虽然远离了政治斗争的虎口，但他在地方看到新法的弊端，感觉“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吐不快。于是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山中食无盐。
七十老翁还要上山挖笋蕨，因为他已经穷困的三月食无盐了。这是讽刺新盐法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
杖藜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在半城中。
实施青苗新法后，人们都到官府办理各种手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又耽误了农时荒芜了土地。这是对青苗法的讥讪。
东坡所为，正如苏辙为其撰墓志铭所言，“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遭到谪贬后，苏东坡仍然不改本色坚持对抗新政。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上书《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给神宗皇帝，反对变法。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穷苦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得以宽免，给腐败的吏治注入了一缕清新。
元丰二年六月，李定、舒掸、何正臣等摘取苏东坡诗中的语句，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以“毁谤君相”的罪名，被将他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命。当他出狱后，仍作诗表示了自己的“不服”，他说自己“我真是无可救药”。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说苏东坡“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手诏改他任汝州团练副使。
和司马光的旧党“对着干”
神宗驾崩后，九岁的哲宗赵煦（1085—1100在位）即位后，由祖母宣仁太后（高太后）垂帘摄政。太后颇为赏识东坡的才华，元佑六年召他回朝廷，东坡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东坡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垂帘摄政的宣仁太后反对变法，保守派得以东山再起。司马光主政后，奉行“祖宗法度不易变动”，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变法内容，恢复旧制。看到新党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武断，东坡又站出来了，他说，“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他认为尽管王安石变法有不少的弊端，但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有不少可取之处，不能仅凭意气用事一竿子打死，应该区别对待。不要只看到新法之害，而没看到新法之利，去其弊端即可。东坡举出“新法的雇役法就比原来的差役法好”，上书建议保留实行有价值的部分。
司马光见苏东坡持这样的态度，勃然大怒：是哪一个奸佞邪恶的小人阻挠废除新法？“是何奸邪阻扰罢废新法。”这样，东坡又得罪了新党，再一次遭到贬谪。
元佑七年（1092）东坡被外放颖州，由颖州（今安徽阜阳）徙知扬州任太守，在扬州他看见各处麦田长势良好，但许多农家院落却荒废无人。这是因为农民无力偿还高额本金利息，为了躲避进监狱，只好丢下将要丰收的田地而逃难。“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深知这一点的苏东坡给太后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并引用“苛政猛于虎”一句，尖锐说道，“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在东坡的努力下，终于，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得以宽免。
新党旧党两方不讨好
其实，对于东坡来说他是无党无私，心怀天下。但就是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新旧两党都对他不满和猜忌。在封建官场想要做到无党无私，比登天还难。苏东坡政治上表现出来的“不合时宜”使自己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地步。东坡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每一次风暴来临自然是在劫难逃。
《宋史·东坡本记》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小人嫉妒陷害排挤，不让东坡在朝堂上有立脚之处。”这才是东坡屡遭陷害的本源。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重臣大换班。哲宗继承神宗未竟事业，变法派重新执政，任用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惇为宰相。于是，风水又倒转过来，新党开始打击司马光的保守党。东坡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章惇一党由是把苏东坡列为司马光一党，他被冠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贬为惠州安置，之后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使东坡九死一生。
元符三年（1101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东坡复任朝奉郎，得以北归。北归途中，东坡回望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经过这么多的变故，他不禁发出慨叹，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四句话将东坡晚年心中的悲凄溢于言表。
体现东坡高尚人格的“不合时宜”
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东坡一生“历典八州”，历经艰难，但他始终以从容、潇洒、旷达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挫折，从来没有被打倒。“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其中透露出东坡的无奈，这不仅是东坡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
东坡的“不合时宜”，和当政派对着干，貌似喜欢出风头。其实，对于东坡来说，并不是他不懂封建官场规则，而是他痛恨那种无益的党争；因此，他被当政的各派视为持异见者，频繁遭到打击贬谪。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不随波逐流，不为威逼所吓倒，不说空洞的官话，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这是他高尚人品的体现。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时时扪扣自己的良心，良心使然，因而使他屡屡吐露真言；是他始终不肯向权贵低下自己高昂不屈的头颅。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坚持读书人的操守与良知，体现事实求的勇敢精神，展露他人道主义的光辉和独特的魅力，彰显他那伟大高尚的人格与恢宏的气度，令后世怀念。
东坡的“不合时宜”，虽说是他政治生涯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大幸。他在“诗、词、文、书、画”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独步天下，传颂千古，名垂青史。
东坡的“不合时宜”，虽说使他历尽人世沧桑，却能以豁达的胸襟寓超旷于悲凉之中，这点更是令后世景仰。
对后世来说，对历史来说，东坡的这点“不合时宜”又算什么呢？又何尝不是一种幸事呢？。
揭秘：苏东坡也是一个炼丹好手
从古到今，人都怕死，都想长命百岁，无论是帝王还是寻常百姓都梦想得到不老之药，以求长生不老骑鹤升天，此乃人之常情。
唐代的诗圣白居易曾经钟情炼丹。苏东坡有一则《乐天烧丹》的札记，“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说的是白乐天盖草堂是为了炼丹。
作为白乐天的粉丝，苏东坡也是一个炼丹痴迷者，他写的《阳丹诀》、《阴丹诀》仔细阐述了炼丹的方法和要领。
《阳丹诀》文：
“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咽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盖，溺其中，已，随手盖之，书识其上，自一至三十。置净室，选谨朴者守之。满三十日开视，其上当结细砂如浮蚁状，或黄或赤，密绢帕滤取。新汲水净，淘澄无度，以秽气尽为度，净瓷瓶合贮之。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数，三五日后服尽。夏至后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后服。此名阳丹阴炼，须清净绝欲，若不绝欲，其砂不结。”
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的。东坡介绍炼阳丹的方法，前两句就吓你一跳，让你“将自己的鼻涕含在嘴里，反复多次在口腔漱炼，直到自己觉得甘甜后，再吞下丹田。”晕，晕。这个方法不知道哪位仙家能做到，咱可是一看就晕了。至于下文“把尿液存放在三十个瓷罐子中，还要选一个‘信得过’的‘谨朴’之人看守三十日之后，待尿液结成黄色或者红色如浮蚁一样的细砂，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制作成丸状，空腹用酒送服。重要的一点，炼制此丹一定要清净绝欲。否则，不会成功。”这是东坡介绍炼制阳丹的方法。
还有一个《阴丹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