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场所当然需要一位周到能干的女主人打理，这位女主人，非仲太太莫属。她与众银行界人士熟络知己，又会招呼宾客，又煮得一手好菜，确是最合适不过。她是众家的女主人。
就这样，底层客厅、餐厅作聚会场所，二楼朝南正间为仲太太卧室，一套栗壳式的美艺定制家具还是她跟仲轩兆之时仲轩兆为她定制的。那种床背板高高的，梳妆台也是高高的，带三面车边大镜子的西洋样式是1920年代最流行的。后来参观武康路宋庆龄故居，我发现宋庆龄父母为她做嫁妆的那套卧室家具竟与仲太太那套款式一模一样，只是仲太太那套色泽要深一点。看来，那是当时很时兴的样式。
今日，这套自十六岁起就追随仲太太的家具仍身骨挺拔，还剩下一只双人床和一只梳妆台，八十年风雨伴她走过了北洋政府、民国和新中国，经历过北伐、日本人入侵租界、“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大时代仍能保存下来，也属难得。
“老早的家具就是好，用美加净上光蜡一打，就立时锃锃亮！”跟了仲太太五六十年，后来被她收为过房女儿的老保姆秀珍，逢人就要指着家具这样说。
自1950年代初替仲太太做保姆至今，她也算大大开过眼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什么好物事没接触过？
“那时仲太太家的梅花形红木茶垫，根本不当它们一回事，还有象牙筷，请过客后一把收进去往灶间洗碗盆一扔，一息息厨房间娘姨汰好我进去数一数，十二双象牙筷只剩下八双了，问问还有四双哪去了，个个娘姨都讲不晓得，仲太太一声算了算了，这四双象牙筷是粗用的，勿要与她们烦不清爽了??”
秀珍讲得投入神往，已入化境，言语之间满含着比仲太太更浓郁的遗世悲情。
今日，这幢旧时沪上一流银行家聚会的小洋楼，已成“七十二家房客”，仲太太和秀珍一家就挤迫在二楼她原先的卧室内。与上海许多平民阶层一样，三十平方的主卧室当中用家具一隔为二，外间是仲太太的卧室兼全家起居间，里间是秀珍老俩口加一个外孙的卧室。
讲是讲上海近年大兴土木，住宅群如雨后春笋，但对无劳保无退休金、收入靠亲友照顾和不定期接济的仲太太，还有保姆出身的秀珍及做裁缝出身的秀珍丈夫，这些在电视和报纸广告中卖得热腾腾的住宅楼，与他们浑身不搭界。
“好得有这只大阳台，也有十五平方了，太阳晒进来，满房间都是??”秀珍带着一口浓厚的湖州口音满足地说，“这里属黄金地段，若动迁可要到一万洋钿一个平方呢！”
“从前徐先生到这里来，就直冲这只阳台，藤椅上一靠，双脚一搁，一杯茶、一支烟，就这样他已觉得最乐惠了！”秀珍嘴里常常挂着的徐先生，是仲太太的第三个男人。
当年仲太太与刘先生爱得很谨慎，谨慎得至今仍有人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花头？”
上海人的男女“花头”就是指“上床”。
不管他们有没有花头，我始终相信他们是相爱的，否则一个男人不可能如刘先生那样，六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呵护她。
她与刘先生，有若金风玉露的相逢，或许相聚的时间不多，却已可胜人间无数。
1930年代末期，刘先生的原配夫人病逝，但是仲太太还是“仲太太”。
一年后刘先生再婚，新娘当然不是仲太太，是前北洋政府某驻外公使的千金。她生在外国、长在外国，十二岁才回上海，自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满身洋气，这正是一位现代银行家太太所必须具备的。
据说，刘先生再婚前曾带着未来的新夫人去思南路看过仲太太，三人当时交谈得如何，现今只有仲太太一个人知道。看来，她永远不会将其吐露。
从此之后，古柏路（今富民路）上刘先生的新公馆，隔三差五会派出汽车去接仲太太来搓麻将、吃晚饭。刘家年夜饭的台面上总会有仲太太的一只位子。至今，刘家的后人，逢年过节仍会如侍长辈那样去拜访她，甚至定期在经济上孝敬她。
只是，刘先生再也不带他的朋友们去思南路那幢西班牙小洋房聚会了。刘公馆的大厅成为当时上海滩银行界出名的沙龙，女主人的美艳、活泼和好客令这只沙龙几乎晚晚高朋满座。
一座山不能有两只老虎，马思南路那边的客厅，自然也就冷落下来了。
我曾经问过刘先生：“仲婆婆有没有埋怨你？”
“埋怨我？为什么？”
我心里暗暗补充了一句“没有娶她”，但不敢说出口。
“我照顾了她足足六十年了。我对得起仲公和她了。”
男人的承诺有多种，但对女人来讲，都没有一张婚纸那样神圣、庄严。
对刘颐浩来讲，他会觉得，这六十多年来，他冒着被太太猜疑的风险，抗拒了新鲜的诱惑，放弃了许多自我空间和时间，虽然没有竖起三个指头说一声“I do”，但这六十多年的责任和呵护难道还抵不过一张由第三个人签证的证书吗？不是有很多男人在签署过这张证书后，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吗？
他已尽了一切努力，履行他的承诺：六十余年，一场夫妻也不过如此。
仲太太是一等一聪明的女人。
她对自己说，最宝贵的承诺是没有签署合约的承诺，她很满足有这样的承诺。谁叫自己只是一个上海Baby呢？
她一句埋怨都没有，否则，连这份没有合约的承诺都会付之流水。
刘颐浩在他九十三岁时走了，仲太太至今还常常提起他。他是她三个男人中最有为、最英俊的一个。当她与他相遇时，是她的生命之花开得最灿烂、最鲜艳之时，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是他伴着走过来的。
解放前夕，刘先生全家南下香港，仲太太一人住着这整幢小洋房，直到“文化大革命”。刘先生留在上海的后人，按嘱定时给她送去丰厚的生活费。
解放了，马思南路改为“思南路”，仲太太家的客厅又热闹起来。犹如当年那批北洋政府的遗老遗少，他们在仲太太的客厅里，呼吸到他们熟悉的空气，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
正如笔者《绿屋情缘》所写的，在五、六十年代“文革”前，由于毛主席的“团结、利用、限制、改造”的统战政策，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仍可在自己家门里保留有一个小朝廷。思南路内这只小朝廷，让仲太太打点得十分舒齐，甚至一度成为市妇联一个活动小组的聚会点。也只有她，仍请得动莫有财上门为这批昔日大亨煮一餐。至今，她仍与莫家后代保留超乎主顾的关系，其中有种共进退的相知。
她也是工商界家属和侨联活动的积极组织者。解放后，称太太已不时行，众人称她“仲家嫂嫂”。
但凡工商界家属活动，这些旧日太太们必要问一句：“仲家嫂嫂参加吗？”如果她参加，她们就必参加。
说过了，仲太太首先征服了女人，然后是男人，甚至连年龄也奈何她不得。
仲太太肯定是喜欢男人的。只是或许曾经沧海难为水，她跟的前两个男人都在上海滩上有名有姓，虽身为Baby，她也是有选择、有原则的。相信以她之美、她之功夫，上海滩上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大有人在，她是宁缺毋滥—特别是跟过刘颐浩这样一表人才的银行家之后。
1950年代的仲太太已有四十几岁了，仍会与一众工商界家属一起，扎上一条丝围巾在庆祝“五一”或“十一”的联欢会上，唱上一曲《红莓花开》。
那段时光，应该是仲太太最无忧的时光。
“人家都笑我们，什么红莓花开，简直一棵棵都是老梅桩啦??”九十六岁的她提起那情景，仍呵呵笑得好开怀。
我对仲太太有记忆，应该就是在她唱《红莓花开》的时段。
直到“文革”开始，仲太太一直是中式打扮。她始终没有烫发，而是梳发髻，穿中式短袄，即使三伏天，也是一件印度绸的高领大襟窄腰小袄、黑真丝西装裤，丝袜配一双船形尖头皮鞋。
早在1950年代，她就穿透视装了，那种薄如蝉翼的黑蚱丝高领中式小袄，内衬白背心，很有安娜·卡列尼娜首次出场的那件黑天绒晚装的韵味。
她四十几岁时仍是那样迷人，很有西哈努克夫人那种富态甜美的风华。
她的第三个男人徐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来的。
徐先生是上海著名实业家，抗战时期在重庆属显赫人物。她和他是许多年的老朋友了，早在马思南路刘先生的私人会所里，徐先生已是常客。
1950年代徐先生死了太太，子女此时又都早已各自成家。初时，他是仲太太客厅里的常客，犹如当年一样。渐渐地，他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就会坐着三轮车来，手里时常拿着一扎花—那时的花可没有现在包扎得这样考究漂亮，只是简单地用稻柴绳粗糙地拦腰一扎，却仍足以引起女人的欢欣—更何况一个已四十几岁的女人，仍有男人日日来探望，甚至还不时带上花。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谈恋爱。
通常由仲太太亲自下厨，秀珍做下手，炒几味小菜，吃一餐家常午餐，然后徐先生会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他在仲太太那里有拖鞋、家常便衣便裤，然后吃好点心，赶在傍晚五点前避开下班交通高峰，跳上三轮车回家。
徐先生的孙子都已上大学了，他在家里仍要维持一家之主的长辈形象。
他们也会结伴去桂林、杭州小玩几天，就是此时，互相仍以“仲太太”和“徐先生”相称。
当时上海南京西路上的两只书场，“静园书场”和“仙乐书场”，第三排全列是由仲太太和徐先生这班老资产长包的。
他们买的是联票，有空没有空都长包这排位子。
评弹前辈严雪亭、徐丽仙、蒋月泉与他们是好朋友，“文革”前时常聚会在思南路仲太太家谈笑风生。说起苏州评弹，今日已失却了一批如仲太太、徐先生那样的知音，实在是一种旷世的遗憾。但见当年台上的唱尽五千年故国风流、台下的击节共鸣，唏嘘感叹。
新时代的上海人，对这种慢节奏的古老艺术已不屑一顾。他们宁可接受《卧虎藏龙》这样很有质感和观感的、现代人缔造的古中国，也无耐心转听由评弹艺人幽幽道出的、闪耀着中国山水画的泼墨和留白的、三弦的清音与空弦的，一个更纯正的古中国。
解放了，民族资本家也吃起大锅饭，自己不用拓展市场，不用开发产品，反正有国家按时发放定息，旱涝照收。一众资本家除了觅点吃食外出游山玩水，还有什么戏可唱？好在，他们还有仲太太相伴!
这段时日应该是仲太太一生中最安定、最开心的日子。
他们的交往随着1966年“文革”爆发而终止。
徐先生1969年死于“文革”中。
“文革”十年挺身而出呵护仲太太的，不是男人，而是她的保姆秀珍。这再一次证明，仲太太的魅力在于先征服了女人，然后再是男人。保护她在厄难中走过的还是女人。
“文革”中仲太太钱财抄尽，又没工作，是秀珍外出做保姆养活她。
“从前是你心疼我，现在是我心疼你。无儿无女无劳保又无工作，看着也罪过！”秀珍对她说。
为了保护仲太太，秀珍将自己老公—当时服装厂驻某中学的工宣队员也拉进来替她壮胆，仲太太总算因此保住了这间朝南的房间。
“文革”中仲太太没钱付工钿给秀珍，反而是秀珍两口子服侍她，养她。
“你不要急，尽管吃我们好了。你将来有得发还就还给我们，没有发还，我们就养你一世！”
“秀珍，我这下半世，就全靠你们了！”
就这样，仲太太收了秀珍做过房女儿。
后来秀珍的女儿结婚没有房子，仲太太就干脆让秀珍两夫妇在她这里长住，让出那边亭子间给她做新房。
秀珍有了孙子，冲着仲太太叫“太婆”。
遇到天气好时，仲太太会搀着八岁的重孙子在弄堂绿化区里散步。
“仲家阿婆，孙子介[介，上海话中“这”的发音。]大了呀！”
“是第四代！”
“哎呀，仲家阿婆真是好福气，有第四代啦，自己还这样的健朗！”
“九十六岁啦。老啦！”
“啥？仲家阿婆有九十六岁啦？看上去顶多七十出头??”
邻里一点也没夸张。
九十六岁的仲太太，一对杏眼依然精神活络，一笑显出一对上海人称“蚕蛾”的眸子，想象得出她十六岁时的明眸皓齿有多动人。
这辈子，她跟过三个男人，牢牢抓住一个“仲”姓，求的无非就是一个令她可以有归宿的家！不离不弃几十年，她终于实现了这个宿愿：她在思南路有了个四代同堂的家。
好久以来，思南路这幢小洋房，只是男人们的沙龙，调节身心的港湾，从来不是她的家。
他们宠她爱她，但到头来，都如天黑前要赶回家的贪玩孩子，扔下她一人面对茫茫长夜。
最后，给她一个家的，并不是宝贝样宠她的男人，而是一个与她的圈子沾不上一点边儿的女人，追随她五十几年的保姆。
都讲女人的韶华只是流光一束，唯仲太太的魅力却可以横跨两个世纪，折服四代人，仍神韵犹芳。
说到上海Baby，似乎永远与代表中国模范女人的“懿德”和“淑德”风牛马不相干，偏偏是仲太太，以她自己的行动，为“懿”和“淑”作了最贴切的注解。她实在是上海Baby中的一个另类。
不管仲太太的故事算不算一个上海Baby的传奇，至少，随着百岁老人董竹君的逝去，她们这一代的故事正在徐徐落幕。作为曾与她一起吃过饭、在同一聚会中寒暄过的仲太太，仍披着一肩新世纪的阳光，有如舞台上那束光柱，聚光点就无可避免地全部打在仲太太身上。她有可能是载着那个时代暮年烟水的最后一班渡轮，一如《泰坦尼克号》中连接过去和现在的老年罗丝，如果错过她这班渡轮，我们会觉得留下太多的空白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