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一类女孩子：她们外貌、体态都具有女性的健美，但性格气质、言谈举止不像一般女孩那样阴柔纤弱、娇娇滴滴，而是颇带阳刚之气和男儿之风。对这类女孩子，人们昵称为“假小子”。《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便称得上个“假小子”。
湘云作为贾母的内孙女，虽出身侯门，但自幼父母双亡，寄养于叔父、婶娘家，“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是他们娘儿们动手”。名为侯门小姐，实际生活不如一般小家碧玉，活得有点清苦有点累，缺少温暖亲情。她的身世与黛玉相似，生活境遇还远不如寄养在外祖母家的黛玉，所以她把做客荣国府，留住大观园，看成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来时兴奋不已，有说有笑，去时恋恋不舍，“眼泪汪汪”，还没走出门，就指望下次再来。
文学上的典型论，向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说。此说固然很有道理，但未必是绝对真理或唯一真理。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时代环境、生活环境的影响虽是重要原因，却绝不是唯一原因，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包括先天性的遗传基因和个体生理、心理机制等等。湘云不幸身世及其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与黛玉颇为相近，但造物主却不仅给了她健美的体魄、阳光的心态，更造就了她性格气质上那种“假小子”的男儿风——这和黛玉其人其性其身恰恰形成强烈反差。“红楼梦”曲［乐中悲］说她“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这正是说湘云“英豪阔大宽宏量”的男儿风，有幸与生俱来，与她的不幸身世境遇并无太大关系。
湘云从小就是荣府常客，但在《红楼梦》中，她第一次正式登场已是第二十回有论者对作品让湘云迟迟出场表示不理解，甚至略感遗憾。其实，有的人物在故事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场，这种中间切入式写法不仅很正常，还有点“现代”味（她一出场，就是贾府上下人等都熟悉的常客），在现代小说中极为常见。：
且说宝玉正和宝钗顽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钗笑道：“等着，咱们两个一齐走，瞧瞧他去。”说着，下了炕，同宝玉一齐来到贾母这边。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见他两个来，忙问好厮见。……
“大笑大说”，是她言谈举止一大特点。哪里有她，哪里就听得到她爽朗的大笑大说的声音。她是个“话口袋子”，什么话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滔滔不绝；说话个别字还“咬舌子”（如把“二”说成“嗳”，把宝玉叫成“爱哥哥”），黛玉笑她“偏是咬舌子爱说话”。香菱学诗心切，向湘云“请教”“谈诗”，原本“极爱说话的”她“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宝钗听得“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说她“一个女孩儿家”“不守本分”，笑她二人是“两个现成的诗家”——“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第四十九回）。黛钗看似嫌她“话多”，其实也都喜欢她那“话口袋子”似的性格。
湘云的“英豪阔大”，不仅表现为爱“大笑大说”、“高谈阔论”，还表现在胸无城府，“心直口快”。第二十二回，贾母“蠲资”给宝钗“作生日”，“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戏中有个“作小旦的”，王熙凤说“这个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倒象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这与其说是湘云不怕得罪人，敢说别人“不肯说”、“不敢说”的话，不如说她有口无心，粗枝大叶，说话中“得罪了人”她还不自知，这也是“憨湘云”的“憨”得可爱之处。
说湘云有男儿风，是“假小子”，在一些细微末节上也可明显看出：有“爱红”癖的宝玉，在湘云处梳洗编发时，“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湘云“在身后看见”，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伸手来‘拍’的一下，从手中将胭脂打落，说道：‘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过！’……”（第二十一回）；她饮酒“划起拳来”“‘三’‘五’乱叫”（第六十二回），掣花名签本是不需用劲的小动作，但她也是下意识地“揎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第六十三回）；她带头大吃烧烤，大嚼鹿肉，自称是“名士风流”（第四十九回），如此等等。一举手，一投足，吃相，喝相，甚至睡相都大大咧咧的，带点男儿风，不像一般女儿和名门闺秀。
湘云的男儿风，更充分表现在她酷爱女扮男装。她爱穿男装，已成癖性，据宝钗追述，“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额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他站在那椅子后边，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第三十一回）。有一次，李纨请众姊妹“商议”赏雪赋诗的事，“一时史湘云来了”，她的外面装束已很出格异样——
……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湘云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众人都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第四十九回）
湘云“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身材体势，英姿飒爽，扮上男装，更加“俏丽”，是个英武的“假小子”。她“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子”，没有任何现实需要和功利目的（不像花木兰女扮男装是为了替父从军，唐五代奇女黄崇蝦女扮男装是为了功名利禄），纯粹出自个人兴趣爱好，这更充分反映了她衣着打扮方面审美心理的男性化取向。
在“金陵十二钗”中，除湘云外，探春似也带点男儿风，但两人情况并不一样。如果说探春只是在识见风度、敢作敢为方面有点丈夫气概，给人以巾帼不让须眉之感；那么，史湘云从性格气质、言谈举止直到穿着打扮爱好，都带男儿风，是典型的“假小子”。清光绪年间一位评点派红学家说“宝玉须眉而巾帼，湘云巾帼而须眉”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古典文学研究参考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以下简称《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1页。，倒是一语中的。带女儿态的男性，带男儿风的女性，生活中都不少见，性心理学上被称为“心理的阴阳同体”，即“男女心理品性的混合存在”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93页。现象。同生理上即生殖器官上的“阴阳同体”（即俗称的阴阳人）不同，“心理上的阴阳同体”并不影响性生理上的男女之分，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只是性心理上各自不同程度带有异性的某些特点。心理上的“阴阳同体”现象，产生原因非常复杂，也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般来说，它的产生自有一定的生理机制，即使有后天的、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要通过生理机制的某种变化才能起作用（如《红楼梦》中学戏的女孩子藕官和官，作为当行小生和小旦，在戏中“常做夫妻”，逐渐从生理机制到性心态上发生岐变，于是两人产生了同性恋）。
当然，湘云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并不同于一般的“假小子”，她的性格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她学养甚厚（从她对香菱“谈诗”，与翠缕论“阴阳”之理可看出），才思敏捷，能诗能酒，又曾在大吃烧烤、大嚼鹿肉之时，以“是真名士自风流”自况。我们对湘云形象、性格作实事求是的文化解读，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出自对人物偏爱，解读中求之过深，说得太绝，把她作为“假小子”的一切特点，都往特定的文化人格、文人风度上挂靠，断言“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5页。或“魏晋风度”，就言过其实，难免牵强附会。
所谓“魏晋风度”（含“晋人风味”），内涵涉及哲学思想、时代精神、人文精神等深层次问题，如果仅仅狭义地理解为一代名士的作风气度或行为方式，那么，它与纵情饮酒、放浪形骸自然是分不开的。但阮籍、刘伶等魏晋名士的纵情饮酒、放浪形骸，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迫于政治环境、生存环境的险恶，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忍辱偷生，佯狂避祸，是一种忧愤无端、痛苦无告的无奈发泄。因此，纵情饮酒、放浪形骸只是魏晋名士无可奈何心境的一种表现形态或宣泄方式，并非“魏晋风度”精神实质所在。魏晋以降，历朝历代几乎都有纵情饮酒、放浪形骸的文人名士，但由于时代背景、个人动因不尽相同，因而并不能都简单与“魏晋风度”挂靠或划等号。最典型的如李白，作为盛唐之音及其青春精神在文学上的充分体现者和表达者，他的纵情饮酒、放浪形骸，与阮籍、刘伶等人的纵情饮酒、放浪形骸就形似而实异，两者表现、传达的时代精神和人格精神迥然不同。
湘云虽属斯文一脉，尚称不上可入流的文人名士，只是《红楼梦》写的“小才微善”的“几个异样女子”之一。偶尔饮饮酒，微醉过一两次，都是一时兴之所至，尽兴即止，她既没嗜酒成癖，也非纵情豪饮；她个人身世家境虽有些不幸，也不过是小女儿的一点小悲欢，绝无什么深广忧愤，也说不上清高绝尘，反有不脱世俗之见的一面（如劝宝玉常会会“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她的“英豪阔大”，言谈举止的大大咧咧、风风火火、毛毛躁躁。以及酷爱男装等等，主要表现出她男儿风、“假小子”的特点，与名士风流以至“魏晋风度”大多不沾边。就以人们津津乐道、大谈特谈的“割腥啖膻”与“醉眠药”的两件事来说吧。第四十九回情节中，那块生鹿肉是湘云与宝玉一起向凤姐要的，烧烤后大嚼鹿肉的除湘云、宝玉二人外，还有探春、宝钗、宝琴以及后来的凤姐，黛玉因体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爱吃”。吃鹿肉时，“话口袋子”湘云话多，先对李纨说“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后针对黛玉嘲笑大家像“一群花子”的话，“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一群“脂粉香娃”（外加脂粉气甚重的宝玉）大嚼鹿肉，固然别有一番情趣；湘云将这番情趣高雅化，据此说她是对名士风流的衷心仰慕和天真模仿犹可，说她真有什么魏晋风度实在太牵强；何况湘云“吃了酒才有诗”之说，倒更像是出自“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与魏晋名士也不大相干。至于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情节，与其说是表现湘云的名士风流、“魏晋风度”，不如说是表现她的天真烂漫、“憨”态可掬，试看作品的描写：
……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
湘云醉眠石凳上，本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作者巧加经营，刻意渲染，把她的醉眠美化、意境化了：给人的直感是湘云醉眠的天真烂漫、“憨”态可掬，与醉眠时芍药作、蜂蝶围绕的美丽自然景物已融为一体，她仿佛真成了物我齐一的自然之子。从湘云“醉眠芍药”的意境中，我们实在很难感受到“魏晋风度”那种放浪中含无奈的意味。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史湘云一直是广大读者共同喜爱的人物，历来的红学家对她也好评如潮。但对湘云的评赞中既不无溢美、夸饰之辞，对她形象性格的文化解读中，我以为也确实存在某种求之过深、小题大做因而未免失之牵强的过度解读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