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奖励军功，建立十八等军功爵制。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貌似很美妙）第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第四，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则“以吏为师”。（听起来不错！很有想象空间。）第五，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就冲这句话，21世纪的愣头青渴望回到秦朝生活。呵呵！）第六，轻罪重罚，不赦不宥。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第七，鼓励告奸，告发者与斩敌同赏，隐瞒不报的判处腰斩。
第八，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国君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第九，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
不可不知的炒作技巧
公孙鞅是个心思缜密的人，颁行新法也是小心翼翼。法令颁布前，他在国都南门集市上先好好炒作一把：搁了根毛竹似的细长木头，告示说谁能把木头扛到北门去，重赏十金！
其实，此事的发明创意权属于当年的吴起（偾表）；公孙鞅在魏国时早已耳熟能详，如今也借此一用，不过有所创新：将推倒石柱子的游戏改换成扛木头了。
“肯定是忽悠，”大家窃窃私语，不知道几十年前吴起在西河时就有类似举措。“这家伙说破天也就是个百十来斤的料，哪个搬不动嘛！”
“赚这十金跟玩儿似的，看来不难啊！”张三抄着手，笑嘻嘻在打量。
“扛到地儿，人家就会告诉你啦：按规则该怎样，解释权在人嘴巴里搁着哩；想赚十金门都没有，还不如回家做梦去。”李四说着，挤出人群头也不回走了。他也许听说过西安宝马事件--对官方的诚信度缺乏信心哩。
大家磨蹭了好半天，只是好奇的围观，并没人动手--有点头脑的人，谁愿意当众被牵着当猴儿耍，去做傻瓜嘛。于是，赏格提高到五十金。
“天上掉馅饼啦，大家快来捡哪！”有人边笑边跳，拍手乱起哄。
“真的假的？”隔壁阿呆被邻居撺掇着，挤进了人群，愣头愣脑说，“有这好事，王八蛋才不干--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白拿谁不拿！”
“啊呀你瞧你，真是的，”旁人都怂恿说。“城墙上有官书写着嘛，怎能有假的？扛过去吧，快扛过去吧！”
隔壁阿呆虽然不识字，可是长得腰大膀圆，别的没有，力气有的是；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捋起袖口，轻轻松松一个屁--不到半时辰，就把木头扛到了北门。
“领赏！”隔壁阿呆到了地儿，闭着眼睛乱吼，“人呢？本大爷领赏来了，快，快，五十金！”
随行跟去看热闹的人群，忽然看到威风凛凛、大名鼎鼎的政治明星卫国人公孙鞅，出现在众人面前，随即命身边随从搬出五十斤金灿灿的黄铜，丝毫不少赏给隔壁阿呆。
“你是秦国勇士，”公孙鞅笑对阿呆说。“大家都应该相信，官府是说话算话的，说到做到童叟无欺，这就是诚信。”
这一下，惊得大家目瞪口呆，心里是百感交集，酸溜溜的味道特浓；整个都城市井，足足有半个月都在讨论这件稀罕大事：原来官府讲话还算数哩。于是，新法令闪亮登场。
新法令施行一年后，数以千计的小百姓跑到都城栎阳来抱怨：新法令太不方便了啦，动辄得咎，要是隔壁邻居犯法，我们都获罪，也太冤枉太不公平了啦！
还真别说，这一回就有太子触犯了新法令；对照那法条，太子的老师公子虔领受刑罚，师傅（太傅）公孙贾脸上也给刻上字（黥刑）--从此以后，秦国人民都觉得新法令太公平了；就算哪天不幸给割去鼻子，也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别的也没什么可抱怨了！
新法运行六、七个年头后，效果还不错；于是推出第二次“变法”，把若干小乡里、村落、集镇（邑）合并成一个县--新建三十一个县，各县都由国君任命县令和县丞进行管理。
据教科书说，国家承认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允许土地公开买卖。（不过有专家学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非但不允许土地买卖，实际上把全部土地公有化。看情形，反倒跟现在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有些类似。）鼓励百姓挖开原有的大田界（封疆）和小田界（阡陌），都种上庄稼--这就是所谓的“废井田，开阡陌”；重新整理度量衡，公平赋税；改变秦国盛行的戎狄习俗（移风易俗），规定：父子有尊卑，男女有区别，兄弟要分居（以一个成年男子作为一户，按户给田、收缴赋税）……基于战略考虑，又把国都从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开始建筑门阙，其规模可与鲁、卫一带相媲美，宫廷殿宇自是十分壮观宏大。
这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的事。
最凶猛的野兽和苍鹰，都可用饥饿法驯服
且看看改革后的秦国，那是怎样的一个法治国度？
秦的农民，除非出去打仗轻易不得迁徙，也不能变更户籍，临时外出探亲访友旅行都是受严格禁止的；即使官吏也没啥私人社交活动，如非出差公干，那就只好在办公室和家庭作“两点一线”的机械式刻板运转。
秦的公职人员，口粮按月供应，按职称（十八等军功爵）定量。官吏和非集体劳动者，每个月口粮允许领回家各自开伙。
出差在外，则有专门规定。
据说，官府驿站招待过往公差的伙食规格是：御史、卒人使者，精米（粺米）半斗；其随从，糙米（粝米）半斗，马车驾驶员（仆），小半斗。
有爵位的同志，从“官大夫”以上，依爵位规定食之；不更和簪袅（谋人），精米一斗，宦奄按照不更的定例。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无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糙米一斗。
这是出差时的每日伙食。问题是，假如领了口粮后，又去出差，那不是吃双份吗？不行，得在下月口粮中扣除回去！（想腐败，门都没有。）那些国营劳改农场的罪犯，还有从事矿业、工场作坊、商业之类男女奴隶，都是吃“皇粮”，伙食也是政府定量供应。群体性劳动者吃的是大锅饭，由集体食堂统一向粮食部门领取，按人头取米下锅，一天吃早晚两餐。
口粮定额则按工种、性别、身份、身高等条件核定，种田的还随农忙季节变化有所增减。修筑城垣，抬石块挑泥土之类，一天的口粮定量0.8斗：早饭0.5斗，晚饭0.3斗。其他工种，劳动强度与之相当的，也可参照享受同等待遇。
一般说，男奴隶每月二十斗，女奴隶十五斗；身高超过1.5米的男奴、超过1.4米的女奴--可算大奴隶，享受全额口粮，其余就是小奴隶--长够1.2米就算半劳力。
公孙鞅确实考虑很周到，比现代法律人士有才多啦！
然而，实事求是说，这个来自中原的文明人，似乎忽略了某些常理。
不同身份地位，维持活命的基本口粮竟有一倍多的差异，身份低下的人难道胃就长得小一号吗？要不然，他们就只能吃个半饥半饱了！
有人计算过，当时一个男丁，正常需要量是每天一斗左右（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而那些不小心损坏公物或者丢失牲口的男女奴隶，还要在少得可怜的衣食中按日扣走三分之二光景（《金布律》），作为惩罚性赔偿。
如此一来，岂不要命吗？人家都成奴隶了，除非割肉受刑，已经罚无可罚，居然还能罚出利润，简直太有才了！
不得不先赞一个：I服了YOU！
为吃大锅饭的计算方便，公孙鞅特意把人口划分成壮男、壮女、老弱、官士、言谈、利民等等，因这几种人的口粮供给标准不同嘛。
民以食为天，公孙先生算是参透了此话的真谛。
让你没饭吃，敢不听话么？最凶猛的野兽和苍鹰，都可用饥饿法驯服！
为了使得“僻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庸民无所于食”，“逆旅之民无所于食”，“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商君书·垦令》）……总之，为确保不听话的家伙饿肚子，秦国严密实施粮食“统藏统分制”。
卫鞅首先禁止民间粮食买卖，堵塞一切军粮漏洞：严惩冒领、盗卖、套购军粮等犯罪行为。
粮食必须由粮管所（官仓）统藏，不许民间积粮（民不逃粟）。
其理论基础是：“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个别豪民大户，真有一些余粮怎么办？好说！
第一，不是由官府出钱收购的；第二呢，也不是无偿的没入官仓。而是做的非常巧妙，“令民以粟出官爵”，就是说啦，用粮食换爵级，做到颗粒归仓。不仅是粮食太宝贵，关键是不能随便给人吃到嘛。
《仓律》规定，所有谷物、刍等粮食及各种农产品入仓都要登记封印，向朝廷内史上报；同时上报当地食取口粮人员的户籍名册，以及其他项目的费用开支，便于中央掌握各地粮食及各种农副产品的收支情况。
仓库进出要称量核对，物资如有被盗、损失、误差，依律处罚。
可以说，仓库已经成了国家农业生产规划运作的核心枢纽。
一言以蔽之，要让百姓变成彻头彻尾的穷光腚--富者贫之，富者废之以爵；人富了，日子过滋润了，他就不愿意奔赴战场搏命嘛！正如鸬鹚喂饱，不肯积极替渔夫钻水抓鱼；也如猎鹰，如果不是饥肠辘辘，为猎人搏兔的积极性就会比较低下。
反正公孙鞅算定：民富而不用，必不为统治者守战。
所以，国家要控制粮食，让广大老百姓不得不为五斗米乖乖听话！
天堂，还是地狱
也许，这才是理想的天堂？
为了组织严密，国家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
有大啬夫、县啬夫、官啬夫、田啬夫、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司空啬夫、厩啬夫、皂啬夫、苑啬夫、工室啬夫、漆园啬夫……等十多种“啬夫”。
他们多数是基层管理经济部门的官员，加上其佐官、工师、曹长等，依法管理国有土地、耕牛、农具、种籽，以及大车的制作与维修、仆役的征集与奖惩等等庞杂事务。
前面说过，秦国是实行国家供给制（禀给制度）的。
《金布律》、《仓律》、《司空律》、《传食律》、《佚名律》规定，包括所有官府的奴隶、各类工匠、各种刑徒、现役军人和各级大小官吏，公室成员，甚至像政府邀请的外来宾客……都是禀给的对象。
对各种人“禀给”的内容和等级，差别是很大的。
像奴隶、刑徒和军人，主要禀给衣、食。而对官吏则优待有加，除了衣食俸禄外，官府还配给厨师、车夫、车辆，直至牛马的饲料；官员出差时另给予“传食”津贴，除了粮食，甚至包括酱、菜、盐之类……细致入微，关怀备至。
秦国的官奴、刑徒、军人、官吏的数目都十分庞大。
要负责好这批人的日常生活与花销，保证其有序劳作不出纰漏，而像宇宙中的日月星辰那样运行不息，其复杂程度和管理难度确实够分量。
此外，秦的公有制经济，据说其规划性相当突出，且管理极端严格。
国营工厂，生产都由中央下达具体的任务指标。据《秦律杂抄》记载：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应生产，又没有朝廷特别任务书，如果擅自制作其他器物，工师与丞各要罚两件防弹衣--二甲。
采矿、冶铁业也是一样，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如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或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罚其曹长一副作战盾牌（一盾）。官府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变，也不得完不成任务。
为确保其计划完成和产品质量，朝廷每年都要对这些单位进行考核评比。
如产品被评为下等，官吏受罚，工人笞刑--产品上刻写着责任人名字哩；有意思的是，连坐法同时生效，地方官吏也要一起被罚。
各种工厂分属朝廷、郡、县各级来管理。
朝廷直接管理的工室有栎阳、咸阳、雍等国都所在城邑，属郡一级管理的工室有上郡、蜀郡等，县级工室最为普遍，几乎各县都有。
但在当时秦国，工人叔叔的地位似乎还不如农民伯伯：他们尽管已经吃“皇粮”，却根本算不上什么领导阶级，摆明就是奴隶身份和劳改犯之类。
工厂干部，一般包括工室啬夫、工师、丞、曹长，普通职工有工匠和大量奴隶（隶臣）、刑徒（鬼薪），他们在各地作坊从事冶铜和制造各种兵器、用具--包括制陶业；其他土木工程建筑业，如专管修城、建房、筑路、造车及宫室营造事务的人，大多也是服劳役的民工和刑徒，还有以劳役来赎债的人，及公私各类奴隶……地位普遍较低下。
也不知是工程项目技术含量比较低，还是地位低的人比较能干，反正给后人留下一些震撼人心遗产的人，大体是被剥夺了“人权”和尊严的低贱人物。
当然，也离不开统治阶级的组织和管理。
一项大型工程开工前，必须有主管官员（司空）与匠人一起估算工程量，再按工程量算出所需民工徒众的数量。秦人的工作态度是严谨的，恐怕和希特勒德国有得一拼；战场上，攻城作业也搞包干责任制。
面对繁杂的社会事务，公孙鞅不厌其烦，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条文：--《工律》规定：“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累、计桶、升，毋过岁壹。”就是说，要求县级工室每年校正一次衡器。
《仓律》要求：酒类的生产，“别粲、糯之酿，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大概意思是精米酒、糯米酒要分开滴，新酒和陈酒甭混了。哈哈！
《司空律》要求各县，“为铁工，以攻公大车”。即要设立铁工作坊，来修缮公家的大车。秦似乎还是个资源节约型政府，各单位必须将无法修理的官有器物中的铜和铁上缴，作为回炉的金属原料。
《厩苑律》中有“假铁器”条款，官府还出借铁制农具哩。借用的铁器工具由于磨损不能再用，租借单位须书面呈请上级报废；借用官府的工具，完事之后要立即归还，不及时回收，其主借官吏“有罪”。
《关市律》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就是说了，官府市的营业员，收钱后必须当着顾客面把钱放入“收银柜”之中；否则，以贪污嫌疑论处，罚一副甲。
《金布律》说：“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这是国有经济体系的财政出纳制度：怎么样数钱，如何封印存钱，又怎么开启取钱……都有逐一规定之。
《秦律杂抄》记载说：“城旦为工殿者，治（笞）人百；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治（笞）五十。”这个，可能就是现代人说的“末位淘汰制”了吧？
也就是说，今天筑城挑土你最少，打一百大板；他们是造大车的，季度考核下来，产量较低品质又次，排到最后一名，车间主任和工程师等人各罚一只盾牌，工人们洗净屁股，各挨五十竹板。
谁让你们落到末位嘛，不许强辩，一视同仁！
接着就是审计（上计）了。内容不仅有钱、粮收支的项目，还包括户籍、土地、赋税、劳役等各方面的版籍情况。
审计结果，作为各级官吏的政绩，是升迁和赏酒赏肉或罚甲罚盾的依据。
秦的市场状况是：物质极大不丰富。
主要生活物资，都控制在官府手里，通过官府市的国营商业渠道流通；除此之外，秦国似乎并未完全砍绝私人商贩--正如老鼠无法完全被消灭。
《金布律》载有“贾市”，显然它不同于“官府市”和“军市”，很像是临时赶集的集贸交易市场，也许多半都是些小买卖。
“市管会”要求，价值一钱以上的商品都要标明价格，明码经营，还有不满一钱无法标价的商品，都是贫民自产自销的小玩意儿。
粮食、酒肉、盐、铁、陶冶制品，这些东西只能是国营官府市商店出售；粮食和粮食制品，官营商店也罕见，偶尔有国营畜牧场供应定额任务外的猪娃、鸡蛋（猪、鸡之息子）和狗肉之类，除了价格昂贵，也不是所有人都可随意购买的哦。
受过刑事处分的人不许“食肉”，农民还不许“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