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开始向南跑了，这时那灌到肚子里的酒精烧得他口干唇焦，他找到了一个池塘，也不管水干净不干净，就把头闷了下去，“呼呼呼”地吸了一大口，这时胃里感到清凉清凉的了，他开始考虑怎么办了，他想到了在邻县做法官的一个朋友，他可以到他那里去，一是诉诉他心中的苦，二是讨教讨教有什么办法把这个“理”“扳”过来。
他主意定了，他走上公路后，转了个向，向西走去了。他准备在天亮前赶到目的地。清晨，他到达丹县的县城了，他先在汽车站旁，花了一块钱洗了个热水脸，刷了牙，然后花二元钱吃了一碗阳春面，他知道他袋子中的钱有限，他必须要精打细算了。
他到达那有法警站岗的法院大门口了，法警不让他进门，叫他到传达室去登记，他到传达室去了，他一报要找的那人，传达说这人出差了，他正犹豫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一女人的声音。
“你是他的什么亲戚啊？找他有什么重要的事吗？”“他是我妻子的表哥的女婿的朋友，我在我表哥家见过他，他对我说，有了困难来找他，他会帮忙的。”他说的那关系，使传达室的人都笑了。但那个女的没有笑，认真地说道：“这样说来，你现在遇到‘困难’了，是个什么困难，是不是可以和我讲讲啊！”一提到具体问题，他的火气又冒上来了。“什么困难，还不是为拆迁的事嘛！真是气死人了，这些人怎么这样的不讲理。”“你愿意和我说说吗？也许我能帮你分析分析的。”于是他就被这个女的带到一个挂着“信访办公室”的办公室中来了。
这几天，盛志华兄妹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彭村的拆迁情况，当彭村的拆迁全部完成的那一天，这兄弟俩也得出结论来了：想和拆迁组的人认模认真的谈判，一笔一笔的算账，获得合理的补贴，或像他们过去所想的那样，让政府为他们易地重建，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的房子是绝对不会得到合理的补偿，在拆迁中他们也是绝对得不到尊重的，这种拆迁将会使他们感到他们是一群任人摆布，任人欺侮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的，一场抗争势在必发了。
怎么抗争呢？情绪型的妹妹自然想不出办法来，但理智性的哥哥却有他的打算。“志琴，不要急，不要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保住面子的，因为‘理’在我们这一边，只要冷静地观察，细心的思考，总是会找到一个办法来的。”“你说，能找到什么办法？”妹妹说话已像开机关枪了。“我是相信曹书记的，我准备做这样一件事——”“做什么事？”妹妹又打断了哥哥的话。哥哥因做“这件事”的主意还没有定，所以没有直说，现在既已被妹妹打断了，干脆就停了下来。又想了一会，想好后，他又开始说了。“我已摸清楚了，这整个新城的拆迁，我们盛巷村，包括你那五桂墩这一带是最后一个拆迁，大概要在两三年后，或许还会更远一点，所以我们有时间来做这件事。”“你不要兜圈子了，你到底准备做什么事？这件事与我们的房子有什么关系？”“你别急嘛！听我说嘛！”哥哥不急不躁，因他边说还边在思考，“现在彭村那几十户不是都拆完了嘛，下边还要拆李庄、前墩，我们先去把彭村拆迁的情况摸清，再去摸李庄的、前墩的，这三个村的情况一摸，我们也就摸到那拆迁公司的路数了，从中也就找出他们的问题来了，我们把它写成一个材料，让我亲自送到曹书记那里去，他一定会重视的。他一重视，一发话，以后的拆迁就一定会合情合理的了，每个拆迁户也会得到尊重了，这样不仅是对我们俩有利，也对许多拆迁户有利。”
“我们不仅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你啊你！你这个人总是想别人，可是又有哪个‘别人’会想到我们，我在深圳的那几年——”“喏、喏、喏，看你！”哥哥见妹妹又想到过去了，见到妹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赶紧去扶住妹妹，掏出手帕为妹妹把泪擦了，装出一副笑脸。“怎没好人，那深圳的公安不是好人嘛！曹书记帮我批厂房，不是好人嘛！你我不都是好人嘛！你要向好的方面想啊！快别哭了，快别哭了，我们还要做大事呢！”这时的妹妹，想到过去的那个哥哥了，这兄妹俩从小失去了父母，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日子。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这个哥哥总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的护着她，记得有一次，两个男生打了她，骂她是没娘老子的野种，他告诉哥哥后，哥哥去和那两个男生打了一架，哥哥打不过那两个人，被那两人打得满脸是血，到最后还是把那两个男生打服了，拉着他们来向她道了歉，哥哥才罢休。
这就是她的哥哥，就是现在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哥哥，这个值得她信任的哥哥啊！她应该相信他的哥哥，她应该听他的话。从此后，这兄妹俩以必胜的信心，投入到对拆迁的具体调查中去了。盛志华第一个调查的对象是彭村的大学生村长。他一了解，那个叫做陈国栋的大学生村长，竟是他的校友，是比他低两届的农学系的毕业生。
他知道，凭他目前的情况是轻易撬不开这个村长嘴巴的。盛志华大学毕业后已在社会上“混”了三年，又因建厂、批项目和政府官员打过交道，虽不能称熟睹官道，但也对当代官场的潜规律多多少少的有点了解，因而他耍了点小聪明，用了点谋略，经三次接触后终于把那个村长的嘴巴撬开了。
他第一次去找他，完全是以校友的身份去拜访他的。陈国栋见到在这个乡下竟有他的校友，很是激动，因为一个现代大学生，在这群农村干部中是很孤独的。“这样好了，这样好了，我总算在这个地方有了个知音了，我们要多碰头，多碰头，多坐坐，多谈谈，这样好高兴高兴了。说实话，我下来的这一年都把我憋死了。”这个村官，突然感到一个问题了。“嗳！我弄不懂啊！三年前的工作好找，不比这两年，你怎么也到这个乡下来了啊！”盛志华把自己的情况说了，还故意地把“理想”两字放大了。村官佩服了。“你们好啊！思想新、境界高，是天之骄子啊！到我们这几届就完了，一切都完了，大学生的骄傲感、神圣感都没有了。在学校里，整天为钞票发愁，毕业时又为工作发愁。像我们这样的既没有个好爸爸，又没有资本的穷学生，在职场中总是四处碰壁，好在我是个学生干部，还入了党，才能考到个村官当当。但前途又在哪里呢？悲啊——”叹了一口气后又说了下去，“不说了，不说了。你那个厂做的什么啊？”
当他知道志华的厂是搞的一种新光源的车灯后，他又激动了。“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对光电也有点熟悉，去看看，去看看，让我学习学习，再不学习，就成一个科盲了。我们学的那知识，这农村哪用得上——”这时陈国栋的电话响了，他接完电话，咂咂嘴，很抱歉地说道：“去不成了，去不成了，李庄的拆迁又有矛盾了，李乡长叫我赶去呢！”他边说边推自行车，志华随着他走出那村委会，他急急地跨上他那自行车时，又说道：“记住我这个校友啊，这几天我就打电话给你，去看你的厂。”说完，自行车像箭似的向前射去了。盛志华心中有数了，他自信地认为，他一定能撬开他的嘴巴的，因为对方也是一个对目前农村的许多事情看不惯的人。
第二天，陈国栋真的到志华的厂里去了，他转了一转，看了生产线，试了产品的质量，他拍着这位学兄的肩膀夸奖道：
“不简单啊！不简单啊！自己创业了，在未来的资本世界中争到一席之地了，可我——不说了，不说了。”但他的话题突然一转，主动地提到拆迁了，“你这里也要拆啊！不过大概会晚一点。”“是啊！我也急啊！所以我这时日夜开工想多赚几个钱，日后拆迁时可补贴补贴——”“照目前的这种计算法，你可要吃大亏了。”“要吃大亏？”志华故意装出了惊奇的样子，还说了一句时髦的官话，“人民政府还会让人民吃亏吗？”“呃，老兄啊！你现在没有进官场，还和我过去一样，现在那些提倡‘为人民服务’的人，哪个是真的为人民服务喔！一个个的早已变成老爷了。”“怎么变成了这样？”“很难说。不说了，不说了，我还得去参加一个会呢！”说到紧要关口，陈国栋溜了。盛志华叹了一口气，他一点也没有责备他的这个学弟，他知道他心中有一本难念的经。
再加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天天、处处、人人都存在着“背叛”，谁敢对谁说知心话呢。
第三次，曹志华请他来吃酒，几杯酒一吃，两人越谈越热络了，他把彭村拆迁的种种情况都说了，甚至把一些经济数据都报了出来。最后，他又把话回到他上次没有说完的话上去了。
“你说，谁个为人民服务啊！他们总以为自己代表人民，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先进的代表，他们总以为能主宰社会的一切……这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啊！一件又一件的错误就是因这个弱点而产生的。问题产生了，他们从不思考自己，更不会认错，还要用‘维稳’的帽子往人家头上套。一句话，他们就是要让人民做‘顺民’，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让人民做奴隶啊！”他醉了，这个社会上的人也许只能是酒后才能吐真言了。
到深夜，他的酒才醒，他一看他的手机上有李乡长的七个电话，他知道李庄又出事了，他连脸也没有洗一下，就把自行车推到厂门外去了。但他却不愿走，似乎在思考一个问题，过了一刻，他把自行车撑定后，拉住盛志华的手，轻轻地说道：
“我吃酒时说的那许多话不作数啊！你千万不能说出去啊！更不能说是我说的。我们这许多人的命运被别人掌握着啊！只要他们在我那档案上写上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完了啊！”陈国栋差一点要哭了，他悲到极点了。盛志华拉住他的手，下了保证。“放心，请你一定放心，我还会出卖你吗！再大的祸由我担着，绝不推到你身上去。”“你准备——”“是的，为了我这个厂，为了这众多的乡亲，为了人的尊严，我决定要搏一搏了。”“我佩服你。”陈国栋一把把盛志华拥入了怀中，久久，久久地不放开，最后含着泪说了一句话，“我很惭愧，我不能陪你一起去斗了！我家中有个老爸、老妈要我养啊！”这两个校友，沉浸在悲壮中了。五白若冰又回兰陵宾馆来了，这次却带着内心的焦虑。这要从前几天她在丹县法院信访室接待了丁国正说起。那天，丁国正到信访室后，没有坐下，就一口气把他在拆迁中的遭遇一一地说了。能察言观色的女律师虽早已从对方的表情中感到了他叙说的真实性，但出于谨慎，她还得对他考察一番，以免受他的误导。她是从他深夜逃出来的原因来进行剖析的：若这个人真的没有作案，他的话才有成立的可能，若派出所真的是在捉这个犯罪疑犯，那他所说的一切就要存疑。因此她问道：
“你真的没有涉案吗？这一点比拆迁重要，我劝你首先要面对这个事实，否则的话对你是不利的。”哪知她的这句话一出口，丁国正立即暴跳如雷，说出了如爆竹般的话。
“说到现在，你还把我当逃犯，我还说什么呢！这个社会真的已到了黑白不分的地步了。”说完了这句绝望的话后，他似乎一下子萎了，但他还是用低低的声音说道：“你如果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你现在就叫个人来把我拷去好了！”
丁国正说完了这话后，竟自顾自地往一张凳子上坐了下去。
白若冰一时倒没有话说了。
但她对面的丁国正却还有话说。
“我真弄不懂，现在的干部怎么都不动脑筋了。我若真是犯了什么罪的话，我刚逃离了派出所的追捕，我还会投到你们这个衙门里来？”
丁国正的这句话一说，白若冰完全相信这个人的话了。
家乡的拆迁真的是这样野蛮吗？真的这样不经过协商就通过各种方法威逼拆迁户签约吗？她越想越想不通了。
但她感到，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宽慰眼前的这个受了欺侮的中年农民。她想，照他说的那情况，现在他的房子肯定已拆了，已不可挽回了，她只能给他一点理性上的安慰了，重要的是，她要把真实情况问清楚，回去反映给曹争鸣，使他们的这个“头”调查这个情况，严肃处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规范今后的拆迁工作，绝对再也不能让成百上千的丁国正类的农民再受这种欺诈了。
当她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后，她坦然面对这失地、失房的农民了。
“老丁，我认为你应该先回家，因为你的那个家，那个已被拆迁了的家需要你去料理。我建议你先接受这个事实，哪怕这件事再多深地伤了你的心，你也必须先接受下来，因为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的，你一个人去斗是要吃眼前亏的。你现在回去，派出所也绝对不会再来抓你了，只要你不提拆迁的事。”“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忍气吞声了？那也太窝囊了吧！”一提到拆迁，丁国正又火了，他说这话时，头高高地昂着，脸上的一根根青筋暴着，但等他一说完，那高昂的头又垂了下去，似乎是在这一瞬间，他的颈脊骨断了。
白若冰看到了他在这瞬间的变化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感到现在的农民太可悲了，可悲在当他们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帮助。本来嘛，当任何人受到侵害时，法律都应该及时地给他们救助的，但现在的法律已向权力缴了械，法律也就变成软骨头，变成丁国正现在的那颈脊骨了。这个丁国正不是曾请求过法院的救助的吗？但法院拒绝了，以“政策”和“法规”的名义拒绝的，还叫他再去找欺侮他的那“权力”评理，于是，这个农民只能以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身了。
在一个偶然的因素下，他找到她这里来了，她又能给他什么帮助呢？她也无能为力啊！但她总不见得也把他推到门外去，若所有的人都不给予这些受欺侮的人予援助的话，就只能把他们逼上反抗的道路上去了，这样社会还会稳定吗？在这个不稳定的社会中，他们的“梦”还能实现吗？
不行，坚决不行，她虽也是个弱者，是个手无“寸权”的弱者，但她必须要帮助这个农民，绝对不能让他及他的同类走到反社会的那条路上去，于是她立即决定，她应该把这个问题接过来，就是她无力解决，最起码也可以让这个走投无路的人得到一点安慰，看到一点希望吧！于是她把她那已不准备说的第二点还是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