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2、300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惟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李庆霖的信写得如此凄惨，个人家庭孩子，孩子下乡口粮不够吃，家中到黑市买粮补助，难以为继，请求解决。还有下乡知青招工、参军、上学、返城等问题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尖锐直率，且大有问罪之意。李庆霖经过对知青运动的客观分析，站在广大知青的立场上，为了知青运动的正常发展和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见李庆霖是有胆有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这样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李庆霖所说的那样，说出心里话后虽感到短暂的轻松，但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自己的心情又沉甸甸起来。
这封信发出后，辗转数月，经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对李庆霖来信的评价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毛泽东是在会见几个地方及大军区的领导人时讲这些话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讲过。毛泽东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73年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内容是这样的：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代他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的胸怀是很赞赏的，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高度关注。
从毛泽东关于李庆霖来信的批示，一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让人看到毛泽东对国情、下情明察秋毫，并非不知。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体察下情民情之心依然如故。
组织全国性大检查，印发毛泽东的复信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的第3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会议从晚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等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周总理传达毛泽东对李庆霖的复信后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局负责人的汇报，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后，农林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成了13个调查组，5月份分赴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山西、湖北、湖南、陕西、云南、福建、安徽等省、自治区调查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调查组提出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的报告，以及北京市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周恩来要求各地的同志把文件带回去讨论。他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专业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
6月上旬，各调查组回京参加汇报会，研究分析了各地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方案。
经过调查，各地认为李庆霖反映的情况属实，没有夸大。其实，当时类似的问题，各地较普遍存在。确是：“全国此类事甚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片面强调“接受教育”，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安置上实行一刀切，给国家财政、知青本人和接受知青的乡村都带来许多实际困难；管理上采取行政手段和军事化管理，造成知青人身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盲目追求自给自足，令许多年少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知识青年生活艰难……难怪，李庆霖反映的情况让毛泽东震惊，令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忧虑。
6月10日，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3］21号），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发给各地。
具体内容如下：
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对李庆霖同志的来信作了重要答复。现将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印发给你们，请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
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对你们从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带回去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以及这次印发给你们参阅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一人（内有专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有限度地统筹解决了下乡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比较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这对解决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得到了全面调整。首先，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决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作为一项工作对待，不再搞运动。虽然从理论上还在坚持“大方向”，但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根基（这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其次，对知识青年的去向作出新的构想，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指标，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和提干，力求做到有上有下，有去有回，进入良性循环。
这样知青的生活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安置，同时，经常性地开展“上山下乡经验交流”，注重知青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把有成绩和有贡献的知青经群众评议，推荐到农村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使知青们在农村广阔天地中真正有所作为。
正是由于李庆霖“告御状”事件的发生，使亲自号召、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纠正了运动中出现的过“左”行为，使上山下乡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转折。
“上山下乡”政策显然是毛泽东知行合一、社会实践、社会大学校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虽然这一政策在变成了一种运动，曾经出现过不少问题，但是，这一政策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完全否定它是不足取的。
今天，在城市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城乡两种文明一方面越走越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严重隔阂。
笔者前些天在“马斌读报”中听到这样一个新闻，一个城市的学生随家人到乡下游玩，主人端出了用干干净净的碗盛来的水给他们喝，这个城市学生居然说出了“这是人喝的吗？”“农村的人吃饭前也洗手？”这样可笑的问题！
我们撇开道德和爱心问题不谈，这说明现在的不少城市家长和学生，还有许多甚至年龄较大的人，由于长期没有到过农村，或者他们只到过部分农村，就推测所有的农村怎么怎么地穷，怎么怎么地不讲卫生，怎么怎么地超生，怎么怎么地不文明等偏见。其实，他们不知道许多农村早在八九十年代就住上了楼房，许多富裕的村庄甚至大部分住的都是三四层的楼房，不但住房比城里人富裕得多，就是家中所用，城里人有的，许多农村人几乎全都有了。即使是不少偏僻贫穷的地方，也不至于像他们误解的那样在吃饭前是不洗手的。
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许多偏见常常让人感到可笑，甚至忍无可忍。
其实，大部分城市人，原本来自农村，那些第一代出来的人，他们熟悉两种文明，可是，那种在城市出生，一直没有去过农村的城市人，或者偶然去过，他们对农村生活并不熟悉。他们不知道农村的地下自来水比城里那种经过污染又处理后的带着漂白粉味的水要好喝得多。他们也不知道在落后的农村，现在也喝起了桶装水，他们更不相信富裕的农村人不但有房有车，而且许多农民还有很大的工厂。
事实上，许多远离家乡，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里做体面工作的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存状态远比不上那些在家乡搞工厂、做生意的同学。
随着城乡间隔阂的拉大，城里人和乡下人需要互相了解，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真正平等、和谐地相处。
其实，正像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解一样，城里人依然在误解着农村，他们的目光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不知道，城市在发展，偏远的农村也在发展，虽然城乡文明的差距在扩大，但农村的真实情况，也不至于像一些都市人对农村人污蔑的那样。
不同文明的人要相互沟通，只有走出自己狭隘的天地，就像农村人普遍走进城市一样，城市的青少年也有必要走到农村去了解真实的国情。
否则，这些在偏见中成长起来的城市青少年，长大成人以后，就会像现在许多的城市成年人一样做出许多无谓地伤害农村人尊严和利益的事情。如果这些不了解国情的人掌握了国家权力，那就更危险了。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过很多农村，当年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到乡间乞学，如果我们能够具备这些伟人们的胸怀，才能够真正地了解社会，成为一个对人民饱含感情的人，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