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雅卓
中国，由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人为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不管是不是可行。由于实际中确实遇到了困难，现代化就要求又要来“第二波”、第二阶段。这就好像老师要求学生写作业，不写第二天不让上课一样。
今天我们的思路是先谈要不要，然后再说能不能。虽然，“不能”本身就是“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还是先不说自己的能力，先从要不要转型到“现代化”谈起。
首先说现代化本身。
一、什么是现代化？
维基百科上对现代化的定义是：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是西方定义了现代化。那么对于东方世界而言，要变成现代的样子，其实就是一种“变成西方世界现在的样子”，近乎“西方化”。
那么为什么我们管它叫“现代化”，而非“西方化”呢？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
当我说“摩登”这个词的时候，你的脑中会出现怎样一幅图景？是的，就是那种西方的、“洋气”的范儿，那是一股劲头、一种腔调。而当我说现代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由于内涵众多而显沉重的词了，比如现代艺术、现代科技等等。而对于更多的人而言，这个词给人的直观感受是，首先世界的发展迈入了现代时期，那么现代化，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而这两个词，在英语里是一个词，modern。
所以我一直在想，在很多名词翻译上，有时候需要直译，而非意译。
当modernization叫摩登化时，它是一种带有鲜明西方特色的发展范式，而当它叫现代化时，它就摇身一变成了代表全人类先进发展方向的全球秩序。
那么显然，形容西方兴起的这种新变化，用现代化来命名容易引起误解，忽略掉了这种变化上的个性，而过分夸大了它的全球适用性。我们换一个词，我们可以使用“摩登化”，也可以用更容易与其他学术论述对接的词语，即“西方化”或“西方现代化”来代替。当用到所谓“现代社会”时，我将用更确切的“西方现代社会”来指代。
二、什么是西方现代化？
那么什么是“西方现代化”？首先要弄清“西方”这个概念。萨缪尔·亨廷顿给西方定义了最新、最有影响力的定义，他把俄国排除在西方之外，保留东正教的宗教传统的所有国家也都被通通排除。亨廷顿所说的西方，仅包括西欧、中欧、北美和澳大利亚，不包括信奉东正教的东欧，像罗马尼亚、乌克兰，甚至不包括希腊、以色列，不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群岛。
可以看出，他的“西方”的含义远远超越了地理范畴，而是一套标准、行为和机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观点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尼尔·弗格森就曾经提出疑问，如果亚洲社会效仿日本明治时期的做法，或者效仿如今亚洲其他各国似乎都在实践的做法，热情地接受西方的穿着和从商的规范，那么亚洲社会事实上也有可能属于西方俱乐部吗？
（事实已经证明了，在中国东边的日本就成为了“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一员。）或者，像亨廷顿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观点那样：东方的文明或许更有活力，尤其是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当他们采用西方运营模式后，能够达到的西化程度还未可知。
于是，西方现代化，就是西欧、中欧、北美、澳洲的发展方式。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西方现代化，西方人自己对自己有很多的研究，所谓的定义西方化也是西方人自己做的。他们定义的基础就是马克思·韦伯典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1920年出版的著作，到现在一直是西方研究自身现代社会的基础。
韦伯把西方现代化解释为工具理性的扩张。
金观涛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用了几篇文章来阐释什么是西方现代化。我把这些观点加以整理，总结出这么几个关键的描述要素：
1.工具理性。
2.个人权利。
3.个人观念引发的现代认同，民族主义。
1和2构成契约关系社会。
虽然我们中国人也“热情地接受西方的穿着和从商的规范”（连结婚都穿西方宗教意义浓厚的婚纱），但是中国至今没有达到社会意义上的“现代社会”，那么中国缺乏什么呢？缺乏“契约关系”社会，中国的社会是一种“人情关系社会”。那么这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是缺乏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的观念。
三、什么是理性？
理性精神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罗马人把法律背后的精神叫理性。而希腊人讲的理性，则是神的一种表现。
站在某些角度来看，和神联系在一起的理性是非理性、不稳定的，只有到了17世纪，西方发生了宗教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两者之间呈现互不干扰的状态，理性才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分裂以后，工具理性和宗教道德则分离开来，互相不影响。
而马克思韦伯为什么伟大，因为，他所说的理性，是工具理性。
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到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就是说，工具理性不是说非得使用工具才叫理性，而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的理性化，而没有情感和精神价值对其影响。
那么工具理性存在吗？
手段理性就一定是“理性”的吗？
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下，人类是怎么做事情的呢？人类的社会行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行动，一类是群体组织的行动。个人行动的工具理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选择哪个目标最有利于行动者？2.行动者有哪些手段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理性的个人会把这些目标和相应的手段科学地列举出来，从中选择最有效率的付诸实行。
四、工具理性能否实现？
人真的可以做到工具理性吗？也就是说，在面对上述两个选择时，人们能理性地选出“最有利于行动者的目标”和“最有效率的实施手段”吗？
我是学经济学出身，擅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句话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出来，就是“能否实现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
我们知道，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是怎么回事，科学界都已经开始用神经元来分析人脑和人的判断了。
宗教、政治、社会、文化，人在这些方面的选择是非常难以中立、理性的，我们就先从最容易做到理性的领域——经济学，来看是不是能做到手段理性。不是有著名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吗？
1.经济行为上的工具理性
“理性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逻辑体系最基本的前提假定和预设。经济学中所谓的理性，最简练的定义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那么，什么又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呢？
事情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势利小人”，到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再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经济学的专家们愿意把经济决策的主体看作不会感情用事的、充满理智的、精于计算的“完全理性人”，这种人惟一的目标就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正受到来自现实经济世界的各种冲击与挑战。所谓“主流经济学”，它们所基于的“理性选择假定”，认为决策个体或群体具有行为的同质性（homogeneity），这明显忽略了真实世界普遍存在的各个人、各个事物之间的差异特征和不同条件下的个人认识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经济学诞生并发展了起来。
行为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之一就是：人的个体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
这个假定非常重要，它是说，个体可能无法对外部事件、他人行为形成完全正确的信念，或者无法做出与信念相一致的正确选择。
根据神经科学的解释，包括人在内的生物行为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目标导向的、能够内省的、通过计算而实施的“受控过程”；另一种是情景导向的、不能内省的、通过触发而实施的“自动过程”。前者接近于我们常识中的“理性”，而后者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本能”，但事实上这两种行为都符合“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都是在“约束条件下”，都是会做出“最大化自身偏好”的行为。
通常认为，动物依据本能行事，而人类则超越了本能，依据理性行事，但是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也有“受控过程”，而人类行为在很多场合下都一个是“自动过程”。比如，恐惧可以促使人迅速脱离危险；同情、内疚和感激可以大大提高个体之间的合作概率；愤怒可以有效威慑背叛，等等。在这些场合下，导致行为决策的机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和传统理性范式相对立的情感机制。
2.在生物长期演化的过程中，某些重复出现并具有重大生存价值的场景，将在生物个体的神经系统中形成某种固定的反应——激发回路，从而导致那些类似“本能”的生物行为，人类只是在演化过程中获得了比一般动物更复杂、精致、强大的理性能力和情感能力。演化心理学认为，理性主要用来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是生物个体面对没有先例的事物时的一种神经反应模式，这种反应包括信息识别、信息判断、信息处理等多个环节，对能量的消耗要超过本能和情感。从效率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生物的所有行为都采取这种方式，反而是不经济的。
在这一点上，传统经济学把人类的决策机制想象成“完全理性主义”，而上述一系列的研究都告诉我们，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即使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基础上，也有理性与情感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决策模式，甚至有时候越经济的行为，越是本能和情感操控下的。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当他以“心理学家”的身份站在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领奖台上时，获奖原因就在于他成功地调戏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西蒙总结了实验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总之，凡是跟“理性”沾边的东西统统都是有限的，所以人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
这样的话，连经济上的选择都做不到工具理性，怎么要求人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选择做到工具理性呢？社会、政治、文化上的选择更容易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
2.框架效应
什么是框架效应？就是说，用语言或文字给人描述一种情境，人的选择就会与什么情境都不给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境就是“框架”，它所产生的效应就是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首先就包含了语言线索，并且，不仅包含语言线索，更包含着社会线索。并且，在实际情况中，相对于框架的语言线索本身，社会线索可能影响力更大一些，这类线索提供了有关决策的社会情境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线索所含的社会情境信息（如决策情境和对象人群所含的社会意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决策者的判断。这种隐含的社会情境，对应的是社会文化提供给决策者必须参照的价值体系、社会规范体系与决策行为意义的概念网络系统。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更多地搜集、选择和使用社会线索，形成对决策后果的推断与评判，从而进行抉择。
我这么说太抽象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请看下面的选择题。
想象美国正准备对付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该疾病的发作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所产生后果的精确科学估算如下所示：
情景一：对第一组被试者叙述下面情景
A.采用A方案，200人将生还。
B.采用B方案，有1/3的机会是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是无人将生还。
情景二：对第二组被试者叙述同样的情景，同时将解决方案改为C和D。
C.采用C方案，400人将死去。
D.采用D方案，有1/3的机会将无人死去，而有2/3的机会是600人将死去。
这是一道著名的框架效应测试题。不完全统计下来，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问卷统计中，在情景一下，平均约70%的被试者选择方案A，30%的人会选方案B；在情景二下，平均约20%的人会选择方案C，而选择方案D的人则高达80%。
其实，拥有简单的概率学知识的人都能算出来，情景一和情景二中给出的方案本质上说是一样的，都是活200人、死400人，只是描述方式改变了一下而已。但是，为什么选择结果不是一半一半呢？恰恰就是因为描述方式改变了一下。正是由于这小小的语言形式上的改变，使得人们的认知参照点发生了改变。
首先，在情景一内部，多数人选择的是确保200人活下来。
接着，在情景二中，多数人选择的是冒险博一下。将情景二的选择结果与情景一相比较，人们由情景一的“收益”心态变成情景二的“损失”心态。以死亡还是救活作为参照点，在第一种情景下，被试者把救活看作是收益，死亡看作是损失。面临收益时人们会小心翼翼地选择风险规避；而面临损失时人们甘愿冒风险倾向风险偏好。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表现为风险规避。第二种情况则倾向于风险寻求。
由此可见，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的选择上，人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甚至是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影响。在对手段的选择上，则失去了单纯运用工具来解决问题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