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自私的公司培育出一大批过于自私的员工，能得到的后果，或是逼走有正常原则和道德的员工，或是被社会所遗弃。
品质的连锁反应；
典型案例：
三鹿集团，奶粉惹出大麻烦
——三鹿毒奶粉事件，从一个受害者的案例开始，以飞一般的速度扩散到各个省市，到大小媒体全面讨伐企业草菅人命，再到三鹿集团最终在企业界消失，只不过经历了短短数月。事件之恶劣，已被载入食品业的史册。
2008年7月，甘肃兰州一家医院收治了数名患肾结石的儿童，这些患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长期食用河北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
深感问题严重，医院立即将这一状况上报给卫生监管机构。经过卫生监管机构的一番调整，到9月时，即发现除甘肃之外，还有多个省份出现类似病例。
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随即，各地都开始排查病例，并且由警察介入，对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进行调查。事情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导致患病的物质乃是奶粉中的添加成分——三聚氰胺。
9月11日，三鹿集团发布声明，宣布召回已受到三聚氰胺污染的700吨奶粉，并公布自查结果：由于奶贩子从奶农手上收购原奶之后，为了增加重量、通过质量检测，而在原奶中添加了化学物品三聚氰胺。因三聚氰胺与蛋白质有类似的化学结构，可以在质量检测时“骗”过检测仪器。但这种物质会导致人的泌尿系统产生结石。
9月中旬，各地发现的病例高达400多例。而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一案，被作为制毒、售毒的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陆续有19名嫌疑人被拘留，2名被捕入狱，其中包括三鹿集团的董事长。
从直接原因来讲，是贩卖牛奶的中间商为了谋取暴利，罔顾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但若再想得深入一些，这也与三鹿集团在原奶收购方面的操作手法有很大关系。作为一家经营了数十年乳制品生产的企业，没有理由不清楚原奶质量与价格之间的正比关系，负责收购的人员及集团的管理层理应明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无法收购到各类营养成分都达到标准的原奶。若出现了这样异常的现象，而且还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长期的，那么对这些原奶的来源和质量都是应该再做仔细考量的。再者，化学添加剂可以暂时骗过没有“头脑”的检测仪器，但不应长期骗过专事检测的专业人员。
而对于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三鹿在东窗事发之前却并没有去追查过，那么理由就很清楚，要么是负责检测的人放了水，要么是集团的管理层为了保证生产出低价的产品而刻意不去追究，再要么，就是两者兼而有之。
总之，三鹿集团虽将奶贩子的问题公之于众，其管理层自身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公众的谅解。事件的影响很快扩散，一个月之后，三鹿集团就进入了终结阶段。
12月底，三鹿集团宣告破产，几乎同一时间，三鹿集团的几位高层管理人员被法庭审判，第二年1月下旬，包括董事长在内的三鹿四位高管中，有一位被判处死刑，三位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十五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二到十五年不等的刑期。可以说，三鹿集团的名字与其高管一起，被钉在了食品史的耻辱柱上。
警惕：社会无法容纳没有责任感的企业
产品品质不单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也是一家企业赖以存活的生命线，倘或这条线断掉，就等于企业生存的根基被彻底动摇。一旦消费者发现产品的品质有危害到自己的可能，其反弹的力量之强，将是任何企业都无法承担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容忍一家无视自己顾客的安全和健康的企业，即使是与此事无关的普通人，也会基于一般的道德观念，对这样的企业大加声讨。负面效应的扩散比蝴蝶效应更加快捷。
就像三鹿毒奶粉事件一样，事发之后，震动了从媒体到普通消费者，再到司法机构、监管机构的上上下下各色人等，这时，再强大的公关宣传能力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局势根本不是企业可以控制的，几个月时间，一家企业、一个知名品牌就灰飞烟灭。
或许，三鹿的高管们没有预料到，三聚氰胺的毒性如此之大，能致人死命，还能致企业于死地。也许，他们并没有想过，在产品里添加“一点”不合法的东西，“小小”违背一下职业道德，竟会有如此可怕的后果。但是，他们的入狱或死刑都不能说有何冤枉，因为在他们决定这样做，或是放任这种事件的发生发展时，他们已经忘记了奶粉的主力消费群是稚嫩无力、易受伤害的婴儿，也忘记了一个企业，特别是制造食品的企业对于自己的消费者有何责任，需要警惕哪些问题。
归根到底，为了让企业减低成本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或用低廉产品换取更广大的市场，这些负有指引企业行进方向之责的决策者们，从根本上忽视了企业生存于社会当中，企业与社会的联系除了利益，更有责任和义务。社会是有法律和基本道德规范的，企业和企业家都有遵守这些规范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就等于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必定会为社会所排斥。
固然，在经营当中趋利避害是企业的天性，然而，过于重利轻义，未免会踏入不道德的境地。不管在怎样一种社会中，企业及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都非常珍贵，经不起在短期利益上的糟蹋浪费，对制造业如是，对其他行业同样如此。
第二节 忽视员工必将被员工惩罚
典型案例：
普华永道，“工资门”事件
——在世界最顶级的四大家会计师事务所中，普华永道的业绩是最好的，但给员工待遇却没有与业绩成正比。除了直接的薪资问题，管理层在其他方面对员工的忽视，也是员工们在忍无可忍之时，暴发出激烈反弹的原因。
在安达信破产之后，原来的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只剩下了四家，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PLL，又译为“资诚”）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家是安永（Ernst &； Young）、毕马威（KPMG）、德勤（Deloitte &； Touche）。由于中国市场业务的增长，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在中国大陆开设有分公司，并招募了不少员工，普华永道的中国员工数约有七千多人。
就在2004年7月，普华永道中国公司的员工们集体宣布：在公司没有好好解决员工的薪酬问题时，公司的员工拒绝加班，一到下午五点半，就收拾东西收工回家。
“朝九晚五”本来是一般公司正常的作息时间，但是，在普华永道，员工五点半停止工作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加夜班赶工早已是一种常态。公司承接的许多案子都是有时间约定的，而且，通常情况下对时间的要求都非常紧急。普华永道这样的知名事务所，客户多、任务重，一般员工每个月加班一百四五十个小时很是平常，而遇到那些比较大的案子，一个月加班超过二百小时也不稀奇。
长年累月的加班已使许多员工不堪重负，而关于加班的酬劳问题也让他们非常不满。按普华永道的规定，只有初级会计师才有加班费，高级员工及经理层只有按年度分红，所有加班都没有酬劳。这样，虽说高级员工和经理们的基础月薪比较高，但总体算下来，月收入可能还不及初级员工，而实际上，他们要承担的工作量是远远大于普通员工的。
虽说有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金字招牌，员工的收入也高于一般企业的平均薪资，但过重的工作压力仍令员工们有心理上的拒斥，而且，长期以来，公司对员工健康、未来职业发展的忽视，也让不少员工有所积怨。这些不满公司高层并非不知，但是一直未予理会。因为他们相信，以公司的薪资水准，要招到足够的员工并非难事。
员工们的积怨因2004年的薪资调整而被引燃。这一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调了他们的员工薪酬，只是，其他三家的平均增长的幅度在40%~50%上下，而普华永道的增幅仅有10%~20%。
薪酬标准一经公司，顿时引起公司上下一片哗然。
7月1日，员工要求与公司高层进行对话和谈判，谈话进行了两周左右，员工们要求资方提高薪资水准并给所有员工都支付加班费。但公司方面的代表则表示虽然没有加班费，但每年的分红足以覆盖应该支付的加班费用。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各地分公司的员工约定，自7月16日开始，按正常时间上下班，不再为公司加班。
这就意味着，普华永道当时已接手的很多审计案子都无法按时完成，如此，将令公司支付巨额赔偿给客户不说，还会令公司在会计审计界名誉扫地。
迫于压力，公司高层只得于7月15日下午发布了妥协方案：每月加班时间的头36小时将被相应支付工资，超出36小时之外的加班时间将不被直接支付工资，转作休假时间。第二，原本于8月发放的04财年年终分红提前下发。
虽说这一决定暂时平息了紧张局势，但仍有不少员工认为，应该有更彻底的计划以缓解目前的工作负担和压力。暂时的让步并没有挽回员工们的心，此后连续有员工“病休”、怠工或辞职，而且此事件引发各类媒体纷纷报道，从舆论来看，即使不直接指责普华永道不人道，也多会站在第三者立场分析普华永道的失误。事实上，其后普华永道的劳资纠纷也常常出现，虽然不及2004年的这一次轰动，但对于公司的声誉来说，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普华永道在中国市场本就不及在美国那么有品牌号召力，加上连连暴出负面消息，更加深了客户对其的不良观感，随后的几年，在亚洲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下，普华永道的营收及利润都有所下降。2006年起，普华永道不得不因控制经营成本等问题进行大规模裁员。
